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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全7册 2014 裘锡圭主编
价 格：¥ 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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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注意：《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由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裘锡圭担任主编，由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完成。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共分七册，第一、二册为整理图版，第三至六册为释文注释，第七册为原始图版。 20世纪70年代初，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帛书、帛画、简牍等，震惊世界。马王堆所出有字简帛文献总计达五十余种，包括《周易》经传、《老子》甲乙本、《战国纵横家书》、《春整理图版，第三至六册为释文注释，第七册为原始图版。 秋事语》、《天文气象杂占》、《阴阳五行》、《刑德》、《五星占》、《相马经》、《养生方》、《导引图》、《房内记》、《胎产书》、《太一祝图》、《地形图》、《府宅图》、《居葬图》、《天下至道谈》、《遣册》等。这些文献用篆书、隶书和界于篆隶之间的草隶写成，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体育、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主要包括整理图版、释文注释、原始图版三部分。释文注释严谨精要，对于简帛文献的隶定、考释，力求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出版，既是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40年研究成果的总结，又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马王堆汉墓简帛提供了更全面的图版资料和更扎实的释文注释基础。
一、作者团队学术功底坚实。主编裘锡圭先生是当今古文字研究领域的泰斗，其他作者也均为古文字学或出土文献学出身，他们或在学界已有较高声誉，或在近几年已崭露头角。这样的作者团队保证了《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释文准确可靠，校注深入严谨。
第一册 整理图版
二〇〇八年年初，考虑到以发掘报告的形式发表帛书图片和释文，已难以满足学术界的需求，我馆希望对马王堆汉墓简帛三十多年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未发表的帛书及其他残片进行归类分析，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做出高质量的释文和注解。考虑到我馆自身文献整理力量的现状，借助外力实施合作研究遂成爲我馆的指导方针。经过较长时间的充分酝酿、反复磋商，在得到省内马王堆汉墓考古研究整理专家的一致赞同后，我馆于二〇〇八年九月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中华书局达成合作协议，成立编纂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全力整理研究出版《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力争将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最新研究成果悉数发布，以答谢几十年来各级领导的关心、有关机构的支持，同时也是对广大考古工作者、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们的一个交代。我们有幸请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先生担任该书主编，另约请了众多资深的古籍整理研究专家参与工作。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亦对该项目高度重视，并将其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二五”重点规划，由中华书局出版。
书友对《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评价： 粗略地翻读一遍，内容很丰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我们对早期中国文化的认识。其中的方术文献、道家文献尤其引人注意！ 不要责怪图板质量和释文问题，毕竟这么大的工程。大家看了就开心一点。
图片是新拍的，质量非常差。貌似用了现代技术，但是问题在于，帛书竹简出土这么多年，保存状态并不好，对比七十年代拍的照片，八十年代拍的照片，帛书和竹简崩碎的程度，文字缺损的程度，外人简直无法想象的。很多字已经丢了。 不要以为这个集成能代替旧版。想要核对原片，想要看尽可能完整的简帛文字，还是不可能脱离开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精装本壹、叁、肆。比如《却谷食气篇》，呵呵，呵呵呵，帛书七十年代装裱时就已经被毁了，全靠装裱前拍的那张照片。新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里这部分，就别提了。 当然，这事情，孵蛋方面是不会对外讲的，要么这书还怎么卖？ 堂皇国家项目，得了很多钱，活做得也不见得多好。随便举个例子。竹简《十问》禹问师癸部分，末尾多缀合进去一根竹简（据裘锡圭的观点）。缀合没问题，但是拜托孵蛋猪君有点脑子好吧，孵蛋的整出来的释文是这样的： 禹于是饮湩，酒食五味，以志治气。目明耳聪，皮革有光，百脉充盈，阴乃█生，以安后姚，家乃复宁。 外行人看不出来，行内人还是能看见的，标点点错了啊。说是一个标点的位置，实际是孵蛋的仁兄，您干活就是剪刀加浆糊啊，连这句子的意思您都不看的啊。正确的释文应该是这样的： 禹于是饮湩酒，食五味，以志治气。目明耳聪，皮革有光，百脉充盈，阴乃█生，以安后姚，家乃复宁。 说起来是个非常小儿科的bug，而且也的确可以被轻描淡写为“芝麻绿豆”，可是这事情真要攀扯说起来，能说的难听话就太多了。当然，说难听话是不对的，所以我就不往下说了。 书卖的很贵，我就算捉见你们的虫子，也不会告诉你们的。脸是自己挣的，也是自己丢的。建议孵蛋猪凶，自己再回去仔细看看自己干的活。若是能亡羊补牢，光明磊落地公布个勘误表，还能找补回来脸面。 不过我猜，在这本书里署名的很多人，大概也不需要那个脸面。反正古文字圈子小，烂也是圈子内部的烂，社会大众不会有人知道。该升职称，该涨薪水，该靠虚名出去忽悠的，也不会因为这个脸面的缺损而在利益方面受损。 总之，看见人世间不好的一面，让人不愉快。 说话不客气，抱歉。不过这书的确有很多地方让我不愉快。
�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了三千多件珍贵的帛书、帛画、简牍、丝织品、漆木器、乐器、大量的动植物标本、竹器、陶器、兵器等，无不是稀世珍品，还有一具在地下“长眠”两千多年、依然保存完好的辛追夫人遗体，成为“湿尸”类古人类遗骸最典型的代表，也因此被学界称为“马王堆型古尸”。马王堆汉墓丰硕的考古成果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马王堆汉墓被誉为能与埃及图坦卡蒙墓媲美的重大考古发现。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马王堆汉墓文物的保护和研究亦给予了高度重视，并组成了阵营强大的科学研究队伍深入开展工作，此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巨大意义。 �在马王堆汉墓众多出土文物中，成批的帛书、帛画、简牍引起了学界普遍关注。三座墓葬，除二号墓只在墓道发现一枚竹简之外，一号和三号墓均出土大量相关文物：一号墓出土三百一十二枚竹简（遣册）、十九枚陶罐和麻袋上的竹牌、四十九枚竹笥上的签牌及一幅T形帛画；三号墓漆书盒内出土了五十余种帛书，医简二百枚，此外，还有随葬的四百一十枚竹简（遣册）、木牍，五十二枚竹笥上的签牌及三幅帛画（T形帛画、车马仪仗图、行乐图）。 �丝帛是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与竹、木共享的文书、画及图、表等的书写载体，文献中的“书于竹帛”即指此。书写在竹简、木简上的文书多见，但书写于帛上的文书究竟是何式样，过去因缺乏实物证据，无从知晓，直至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人们才有幸看到了它的样式。马王堆汉墓帛书，共计十万余字，五十余种。分别抄写在宽四十八厘米的整幅帛和宽二十四厘米的半幅帛上，出土时已严重破损，后经修复整理和研究，确定其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体育、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堪称一座微型图书馆。马王堆汉墓帛书简牍分别用篆书、隶书和界于篆、隶之间的草隶写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尚存、已堙没两千余年的古佚书，也有一部分为现存古籍的不同版本，为中国传统文献学科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实物及文献资料。比较西汉前期发现的孔子壁中书、西晋之初发现的汲冢书，以及近年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竹简等先秦文献的几大发现看，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简帛所载内容最为丰富，所涉面最广，简、牍、帛、牌、封泥等载体最为齐全，它无疑是中国考古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发现。从世界角度而言，其考古价值堪与古埃及的纸草文书、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泥版文书相媲美。 �马王堆汉墓帛书简牍的整理迄今已逾四十载，经过众多专家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大部分简帛材料与研究成果陆续公布，但也有少部分帛书文献或因深奥难懂，或因过于残碎而拼接较为耗时，未能全部完成整理研究工作，这也是我们此次整理的重点之一。
�二〇〇八年年初，考虑到以发掘报告的形式发表帛书图片和释文，已难以满足学术界的需求，我馆希望对马王堆汉墓简帛三十多年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未发表的帛书及其他残片进行归类分析，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做出高质量的释文和注解。考虑到我馆自身文献整理力量的现状，借助外力实施合作研究遂成为我馆的指导方针。经过较长时间的充分酝酿、反复磋商，在得到省内马王堆汉墓考古研究整理专家的一致赞同后，我馆于二〇〇八年九月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中华书局达成合作协议，成立编纂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全力整理研究出版《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力争将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最新研究成果悉数发布，以答谢几十年来各级领导的关心、有关机构的支持，同时也是对广大考古工作者、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们的一个交代。我们有幸请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先生担任该书主编，另约请了众多资深的古籍整理研究专家参与工作。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亦对该项目高度重视，并将其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二五”重点规划，由中华书局出版。 �为了顺利实施和完成《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项目，我馆分别于二〇〇八年十月、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两次就所有帛书、竹木简、木牌、帛图帛画以及相关的全部残片拍摄了高清晰数码相片和反转片，用于编纂小组释读和出版印制；并将我馆已拼接了的原拟用于出版考古发掘报告的帛书图片翻拍洗印了一份，分别给各位整理者做参考；同时，我们将搜集到的有关马王堆汉墓研究论著目录三千二百余条，及经过初步整理的简帛释文（电子版，除《阴阳五行》甲、乙外）提供给整理者，以方便他们查阅资料，减少释读时的工作量。另外，我馆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编纂经费，以确保整理工作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我馆喻燕姣、郑曙斌、王树金、王卉直接参与了部分篇目的整理研究工作。 �经过近七年的努力，这部倾注了众多研究者心血的巨著终于完成，她不但是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的集大成，而且也是马王堆汉墓简帛四十年研究成果的集大成，她必将成为马王堆汉墓简帛研究重要的里程碑。 �在这里，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曾为马王堆汉墓简帛做出贡献的有名或无名的人们：他们或为简帛的发掘者，或为揭裱者，或为最初的整理者，或为后来的研究者，或为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中有的已驾鹤西去，有的依旧默默无闻地工作在不同岗位，有的还在继续为简帛整理研究孜孜跋涉，正是因为他们的辛勤付出，才使马王堆汉墓简帛研究方兴未艾，成果卓著，前景光明。
�合作三方的领导陈建明、刘钊和李岩（现已调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于二〇〇八年九月四日在复旦大学签署了《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编纂出版合作协议。三方商定聘请的顾问清华大学李学勤和其他有关学者、湖南省文物局局长陈远平、复旦大学校长助理桑玉成（现已调任上海市社联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出席了签字仪式。这是编纂工作正式启动的标志。在此之前，合作三方已商定由复旦大学裘锡圭担任主编，并与相关学者沟通协商，初步确定了简帛各篇的整理者。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含数名研究生）、湖南省博物馆研究人员和少数外部专家组成的编纂小组，并为支持编纂出版工作，组成了《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博物馆（以下简称“湖南馆”）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前，就指派工作人员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交付了在二〇〇二年开始的为配合二、三号墓发掘报告的编纂、出版而进行的帛书整理工作中经过进一步拼复的全部翻拍照片及其大部分释文，作为《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编纂工作的基础资料。编纂工作正式开始后不久，湖南馆又于二〇〇八年十月对在馆简帛原物拍摄了数码照片（个别尺幅较大且无字的帛画，如《车马仪仗图》等，此次未加拍摄），并将所有照片的电子文档交付中心，用作此次简帛整理的原始依据（帛书部分即本书所收“原始图版”）。后因这次所摄照片未能完整体现标尺和色卡等信息，会给整理、印刷、出版等工作带来问题和困难，湖南馆又于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对所有在馆简帛拍摄了全部带有标尺和色卡的照片。这套照片的反转片转换为数码文件后的分辨率，较前一套数码照片有所下降，因此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大部分编纂人员整理时所主要使用的，仍然是前一次拍摄的原物照片。第二套照片主要用作整理参考，只有少数篇由于拼合需要等原因，是用这套照片进行整理的，相关各篇已作说明。 �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各篇（这里所说的“篇”，也可以是一部书）的整理分工情况，请参看本文后所附各篇（含释文注释和整理图版）撰稿人名单，在此不需一一重述。需要交代的，是有些篇的分工变动以及有些篇整理文本成稿的特殊情况。 �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编委会原聘请首都师范大学刘乐贤对《阴阳五行》甲乙篇、《出行占》、《五星占》诸篇进行整理，后因故分别改由程少轩、刘建民整理；原聘请湖南大学陈松长对《相马经》、《刑德》甲乙丙篇、《太一祝图》（原名《太一将行图》）、《物则有形图》诸篇进行整理，后因故分别改由刘钊、程少轩、刘建民和北京大学董珊整理。 �《五十二病方》原定刘钊和他指导的硕士生刘欣合作整理，后因故改由广濑薰雄一人整理。广濑薰雄在《五十二病方》的整理文稿中，已将刘欣所撰毕业论文《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校读与集释》（二〇一〇年五月）列为参考文献，故刘欣不作为此篇的合作者署名。 �一号墓遣册（附签牌）、三号墓遣册（附牍和签牌）以及二号墓墓道所出的一枚竹简，由湖南馆郑曙斌完成整理初稿，蒋文对此稿作了改进和补充；《老子》甲本卷后佚书由韶关学院徐宝贵完成整理初稿，邬可晶对此稿作了改进和补充；《天文气象杂占》由湖南馆王树金完成整理初稿，刘娇对此稿作了改进和补充；《养生方》由湖南馆王卉完成整理初稿，《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诸篇由湖南馆喻燕姣完成整理初稿，周波对这些初稿作了改进和补充。以上这些合作完成的篇目，编纂小组和编委会决定一律按照参与各篇整理工作的先后次序署名。 �为了确保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编纂质量，中心于二〇一〇年的一月和十一月分别在上海崇明和江苏金坛召开了编纂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心参与相关各篇编纂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董珊作为整理者参加了第二次会议。台湾大学周凤五和美国郡礼大学顾史考作为组外专家应邀出席第二次会议，参与了讨论。会议对已经完成和正在整理的简帛各篇的疑难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对一些释读难度较大或问题较多的帛书进行了通篇逐字校读、讨论，有些篇（如《木人占》）取得了相当重要的进展。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在中心举行了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审稿会。中心参加编纂小组的人员，湖南馆参加编纂小组的喻燕姣、郑曙斌和中华书局编辑张继海、石玉代表合作三方参加会议；武汉大学李天虹，浙江大学曹锦炎和中山大学陈伟武、陈斯鹏作为外审专家出席会议，对已完成的部分稿件进行审阅，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这次会议中，编纂工作合作三方和外审专家还共同讨论并初步确定了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版式、简帛各篇的编排顺序等。 �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所收帛书、简牍的大部分，以前的整理者已经做了很好的整理工作，他们的工作成果是这次整理的坚实基础。限于体例，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各篇目只署了本次整理者之名，这是必须说明的。通过有关各篇的《说明》和注释，可以大体了解原整理者所做的工作，以及本次整理者所做的改进和补充。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各篇简帛图版、释文与注释，即使仅就此次整理而言，也不仅仅是各篇整理者的劳动成果，其中或多或少包含了编纂小组其他成员和外审专家的贡献。陈剑对中心其他编纂人员和董珊的工作帮助尤多。李学勤、陈松长、刘乐贤等参加过马王堆帛书过去的整理工作的学者，在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编纂、出版工作启动会上，对马王堆简帛的重新整理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在此特致感谢。 �我们感谢湖南馆对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编纂的大力支持。湖南馆全力配合编纂工作，提供了整理工作所需的多套照片，还为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编纂工作提供了部分研究启动经费。馆长陈建明曾多次来中心督促协调工作，副馆长李建毛也曾来过中心督促协调工作。 �我们感谢中华书局为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编辑出版所做的大量细致工作。徐俊、冯宝志、黄松等领导数次到中心督促协调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编纂、编辑工作，责任编辑张继海、石玉等对稿件的编辑、审定做了很多工作，为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顺利出版提供了保证。 �复旦大学校领导和文科科研处领导对中心承担的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编纂工作一直非常关心，在经费和人事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深表感谢。 �我们此刻也非常怀念曾参与马王堆简帛整理工作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已故学者唐兰、张政烺、朱德熙、顾铁符、于豪亮、马雍等先生，他们的工作为马王堆简帛后来的整理工作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编纂工作跨越了七个年头，在参加工作的人员都另有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对于数量如此庞大、内容如此繁复、残损又如此严重的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献而言，尽管已有前人的基础，这些整理时间也还是不算多的。由于交稿时间屡次推迟，使湖南馆和中华书局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给他们带来很大困难，我们深表歉意。 �虽然我们力争将整理工作做好，但在简帛的复原和释文注释等方面一定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疏误；因为时间紧迫，释文注释全面统一体例、前后互相照应等统稿方面的工作，也还做得很不够，敬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20世纪70年代初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三座墓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为世界展现了一幅汉初社会全方位的真实图景，其价值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为过。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简牍帛书，是马王堆出土文物中的重中之重。这些书除了少部分有传本或近似内容流传下来外，大部分都不曾见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从3号墓的简牍帛书出土之日起，学术界就开始了对这些简牍帛书多角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是这一研究的集大成者。即使用今天的学术水平来衡量，这三本书的学术质量也是相当高的，尤其在利用传世典籍与帛书对读参照方面，在没有任何电子检索的条件下，全靠手工翻查和对古书的熟悉，能做到与今天用电子检索的结果相近的切合度和准确度，更凸显了前辈学者扎实的功力。但是除了这三本书，马王堆简帛还有不少内容没有公布或在其他著作中零星公布，另因照相和印刷条件的限制，也留下了不少缺憾。近20多年来，马王堆汉墓简帛资料整理和出版滞后，有很多“马王堆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不断呼吁尽早整理公布全部资料。
有鉴于此，2008年，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中华书局联合组织研究人员分别对50多种简牍帛书进行整理，包括拼对残片，新写释文，撰写说明和注释等工作。六年整理工作的结果，就是这部《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作为该书整理工作的主要参与者，我想把整理撰写工作中的点滴收获和通过整理工作产生的两点感受写在下边，供对此书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整理工作的一些收获
3号墓的帛书边角部分腐蚀粘连严重，出土后就像是一块“泥砖”。因提取竹简时的一次失误，对帛书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加上揭裱拼合及移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自然断裂等原因，使得帛书残断严重，“千窗百孔”，有些小碎片比小指头还小，裱在一张纸上有几百个之多。整理帛书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碎片的拼缀，其中包括新缀和对旧缀错误的改缀。拼缀碎片，要熟悉所要拼缀的帛书的内容、字体，需要对残字笔画的大小、正侧，对笔画的走向，墨色的浓淡等因素观察细微。这次的重新整理工作，几乎每篇帛书都有新缀或对旧缀错误的改缀，仅陈剑负责的《周易》部分，就新缀、改缀、缀入补足130多片，这使得新释文更为全面准确。此外，这次的重新整理利用彩色照片，在释字上有了很大的提升，新释和改正旧释错误的地方也很多。在句读、通假等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
3号墓帛书因折迭并长期泡水，使得字迹向上、向下或透过帛向上或向下沾染浸润，分别产生了“倒印文”“反印文”和“渗印文”。此次整理，对这一点给予了充分重视，因此补出了很多字，在拼缀残片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
这次对3号墓帛书的重新整理，让我们对古代用帛写的“书卷”的各种外在形式、折迭存放方式、空白页和衬页的样式和使用方法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是可以填补中国书籍史上某些空白的新知。
在整理中还对个别帛书的分卷和命名进行了修正。如原定名为《杂疗方》的一篇，其实应该分为两篇，虽然两篇都抄写在同一卷上，但是中间还是有一定的间隔的。第一部分是专门讲“房中”的，我们命名该篇为《房内记》；第二部分是专门讲“驱除和治疗蜮毒”的，我们将其改称为《疗射工毒方》。如此重新命名并明确了所治之症后，原来很多对方中用药的模糊认识就可以澄清了，对方中所用之药的药理药性也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
3号墓帛书中有很多术数类的书籍，其中如《阴阳五行》《刑德》等内容很难懂。负责整理这部分帛书的程少轩发现，《刑德》的有些内容是根据秦汉时期的实际战例编排的，这样就使得这些本来看上去干瘪无趣的记载，一下子透出了内藏的史影，从而变得光彩异常。
当然，这次重新整理工作中的收获远不止这些，以上所谈只是举例性质的个人之见，相信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人都能从书中找到新发现和新的兴奋点。
整理工作的两点感受
在整理马王堆汉墓简帛的工作中，笔者萌生了很多感受，现就其中感受较深的两点略述如下。
当面对大宗的出土资料整理工作时，最好要采取集中力量，集中时间的方式。由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主编、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率领的复旦研究团队集体攻关，两次远离家门进行较长时间的集中研讨。或针对某一篇帛书集体认字、揣摩理解文意；或针对某一人的整理文稿集体提意见和修改建议。互相提意见时不论长幼尊卑，一切以学术为依归。这些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第一次公布的《木人占》，文字模糊且潦草，原整理者只能认出30%左右的文字，经我们研究团队的集体集中辨认，释出率已达90%以上。然而，团队中有的人需要上课，有不少人承担着集体或个人的其他项目，因此“集中时间”很难保证。因出版时间的限制，不得不尽快交稿，留下了一些遗憾。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20世纪80年代，我的老师姚孝遂先生率领吉林大学的研究团队，驻扎浙江省博物馆，在两年的时间里编成《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和《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两部甲骨学大型工具书的事。那才真正是既“集中力量”，也“集中时间”。至今这两部书一直是甲骨学研究者经常翻查的案头必备。正如姚孝遂先生所说，当时如果不远离家门集中力量和时间来做，真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
当今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日趋精密化，这首先表现在对资料信息的处理、提取和著录的手段上。随着数码技术和出版印刷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提升，一方面在研究上对资料信息的要求越来越高，一方面数量全、质量高的资料信息，也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充实了研究的学术含量。譬如原来著录简牍时只照简牍的正面，自发现简牍背面常常会有记录简序的划痕后，简牍背面的信息也变得不可或缺。用红外线照相和扫描处理简牍也已逐渐流行，这使得很多模糊不清的字迹变得可识易认。这些事实提示我们，在处理和提取资料信息时，应该本着尽量全，或宁全勿缺的原则，因为有些资料信息即使当时用不上，说不定何时就有可能因技术的突破或研究角度的拓展从而发生作用。而如果忽视这一点，没有在早期及时处理和提取更多的信息，待资料本身日渐衰朽残灭后再想重新追寻一些信息，恐怕就已悔之晚矣。在考古学领域这类教训实在是不胜枚举。由此我们会想到当初发掘整理马王堆帛书时，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手段，譬如提取时没有破坏到帛书，揭裱时有录像，有严密的登记和记录，有及时的红外照相等，那如今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就会远不止今天这些。当然，我们不该以今天的条件苛求当初，不过以古鉴今，记住历史的提示，在今天面对资料时，在处理、提取和著录资料时尽量做到完善周全，就变成是必须的了。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编辑出版，只是“马王堆学”研究征程上的一个节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碎片拼缀、文字考释、词义训解，尤其是文意推阐、意义抉发等工作，可以预期一定不可限量。（作者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裘锡圭 主编 中华书局
1971年12月底的一天，长沙366医院挖防空洞的民工发现，原来的红色网格土忽然变成另一种非常疏松的土壤，拔钢筋时带出一股气体，与点烟的火柴相遇，居然着了……由此，马王堆三座汉墓赫然展露在世人面前。很多人依稀记得千年不腐的女尸引起的轰动——那是世界上最早真正以人工墓葬保护下来的软体古尸，此外还有色泽饱满鲜艳的漆器、工艺高超的丝织品。其实，马王堆还有另一样重要的东西——载有先人智慧的帛书。 今年是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40周年。10月，7卷本繁体竖版《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由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和中华书局三方合作推出，这是我国首部完整的马王堆帛书的释文和注释本，被誉为40年来帛书研究整理的“集大成者”。 湖南省博物馆（下称“湘博”）负责清理帛书的熊传薪至今仍记得，装帛书的黑色漆器盒分为五格，靠边的一格装有竹简，大方格里有一堆折叠的丝织品，“反面看去有书写的字，丝织品的质地像豆腐一样，好看不好拿。” 当晚，帛书装在充满氮气的塑料袋中被运往北京故宫。整理发现，这批帛书达50余种，共计12万多字，分别抄写在宽48厘米的整幅帛和宽24厘米的半幅帛上，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体育、文学、艺术等，相当于一个微型的“地下私人图书馆”，其中大部分是失传一两千年的古籍。 “高级拼图游戏” 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丝帛是一种比竹、木昂贵的书写载体。清华大学教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研究专家李学勤介绍，我国迄今出土过两次帛书：第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唯一一件完整的帛书被卖到了美国，国内只剩一些残片；第二次就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不仅量大，而且保存相对完整，具有研究价值。 故宫博物院修复厂师傅张耀选曾记录提取马王堆帛书的方法：在漆盒一格内发现一厚叠已成“泥砖”状的绢帛，面积22×16厘米，厚高8厘米。将“泥砖”放入较深的瓷盆内，用蒸馏水浸泡，借水的浮力先揭十几叠，每人负责一叠，共揭剥出400余片。 1974年3月，帛书出土不到4个月，国家文物局组织成立了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 帛书拼复的最大困难是无法用实物。帛书太软易毁坏，只能拍下照片用复印件拼。帛书揭裱后留下许多碎片，在整理时，发现哪一页有空缺，就到碎片里找相应的图纸，犹如“高级拼图游戏”。“这些照下来的图没有比例尺，常常是把小残片印大了，又把整块的帛片印小了。” 湘博调来的周世荣与负责医书部分的李学勤、马继兴一起修复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这是现存最早的一卷保健运动工笔彩色帛画，绘有44个做着如鸟飞、熊爬、猿唤等不同导引动作的全身人像，据说华佗的《五禽戏》就受到此图启发。临摹《导引图》的任务来得很突然，“有天文物出版社编辑韩仲民找到我，说周（恩来）总理身体不好，邓（颖超）大姐听闻马王堆有这么一幅气功图很想看，希望我能尽快把它画出来。”但裱好的《导引图》漏洞百出，周世荣花了近一年时间查阅各类医学资料，在绢上画出了彩色复原图。几十年来，不少体育机构将《导引图》上原本静态的个体图像发展为动态的系列健身操。 参与帛画《地形图》修复的湘博研究员傅举有说，故宫博物院的老师傅花了一个冬天才把《地形图》揭成32块长方形残片。地图拼复最好先找一个地标，有考古人员发现一片位置靠上的帛书上有块很大的墨绘全黑半月形，下与河流相通，他揣摩半月形代表的是洞庭湖，下面连着湘、资、沅、澧四条水系。两三个月后，据此拼复的第一版地图完成了。“我们一看不对啊，怎么好些山脉都不相连，还有河水倒流呢？” 后来，由丘富科带队的中国地图出版社、由金应春领衔的国家测绘总局与谭其骧麾下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教研室分成三个小组，在京沪两地各自拼图。四五个月后，谭其骧率队来京，拿出了拼复图，“那个黑黑的点不是洞庭湖，是南海。”原来，古代的地图绘制是“上南下北”！令人惊叹的是，这幅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地图还有比例尺，约1∶18万，比《大清一统舆图》还精确。“有人根据这幅古地图去找九嶷山、灌阳古城、洮阳古城等，都找到了！”傅举有说。 再续帛书小组，终就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1974年至1976年，唐兰、张政烺、朱德熙和裘锡圭整理的《老子》甲本及卷后古佚书、《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唐兰与马雍整理的《战国纵横家书》，张政烺负责的《春秋事语》释文以及《五星占》、《地形图》、《导引图》、马王堆帛医书、《驻军图》、《相马经》、《天文气象杂占》、《六十四卦》等篇目都完成了拼接、释文工作，有的还做了校注，分别刊载于1980年、1983年、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中。但张政烺先生整理、马王堆简帛中篇幅最长的《周易》经传，以及一些重要的术数类文献，如《刑德》、《阴阳五行》等未见收录，更缺少对已有成果的全面总结。 1976年“文革”结束，帛书整理小组人员陆续回到原单位工作。“回归”，意味着无暇顾及帛书整理。“学术成果最丰沛的，还是在帛书出土后的那两年。”湘博马王堆研究小组组长喻燕姣介绍，当时的帛书整理小组以古文字研究为主，同时配备了医药、天文、历史等各学科大师进行跨学科合作，比如帛书医书部分就由学者李学勤和医学专家马继兴合作，李学勤负责文字考释，马继兴承担医药学知识的解读。“当下也很难组织起这样的力量了。” 1995年，国家文物局请李学勤牵头，重新恢复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工作。由于经费得不到保障，工作室只保留了不到一年。 2008年年初，湘博希望对30余年来马王堆汉墓简帛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将未发表的帛书及其他残片进行归类分析，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做出高质量的释文和注解。2008年9月，湘博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下称“中心”）、中华书局达成合作协议，成立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编纂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冯宝志说，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客观上加快了一些帛书研究项目的进程。 整理工作有的部分相对容易。中心副教授郭永秉说：我除了协助裘老师的《老子》甲乙本工作之外还负责《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个人的感觉是，70年代的整理水平相当高，我们现在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缀合、释读、断句上有一点小的突破，整个大的框架还是当年那批学人搭建的。有的则比较繁难。中心助理研究员程少轩负责的《阴阳五行》甲篇，属于术数类文献，涉及非常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内容深奥，帛书出土时残损为大小不等的数百块碎片，虽有一些学者做过研究，但尚未形成完全成熟的拼合方案，其拼合、释读、注释，可谓举步维艰。作者对数百张位置未定的残片一一甄别，经常需要耗时几天才能拼入一张。在最后攻坚阶段，正值举国熬夜观看巴西世界杯期间，铁杆球迷程少轩为督促自己，将电脑屏幕显示设为“开机就做项目”几个异常醒目的大字。 陈剑可谓是中心拼复残片的“狂人”：比如《周易》里面的“修复”两个字右半边在那儿，已经可以知道是什么字，我在残片里找到了左边的单人旁和双人旁，把它拼上去，这才真正“修复”了。能拼上去为什么不拼呢？他说拼复残片时的最佳状态是连续工作一个月以上，可以记住几百个残片模样，看到帛书空缺处就能联想起来。“这次研究整理期间，中心一共补上了100多处残片，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补上了七八片。”中心近年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利用帛书“空白页”及“衬页”上反印、倒印或渗印的文字，对帛书内容进行补正和拼接残片。 帛书有多重要？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共分七册，前两册为整理图版，中间四册是释文注释，第七册是原始图版，定价9900元。“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主要受众还是学者。比如当时的医书，对现在的中医没用，但对研究中医史很有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如是说。 项目从2008年9月正式启动，到2014年完成出版，前后经历了6个年头。古文字研究专家胡平生先生评价道：“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是一部优秀的出土文献整理著作，其在文献传承方面的价值不可估量，必将在学术界乃至更大的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帛书有多重要？ 复旦大学教授、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专家裘锡圭介绍，在出土的帛书中，大部分书早已失传，有些书如 《周易》、《老子》，虽然有今本传世，但马王堆出土的是古本，内容与人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有不少差异。通过对马王堆简帛的释读，可以校正今本的错误，使人们更准确了解我国古代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以前受疑古思潮影响，有人认为很多先秦的书是汉代以后的人造假，马王堆帛书出土整理以后，就知道有些被认为假造的书确实是先秦时代的著作。” 李学勤说，帛书不仅展示了2000多年前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还提供了《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以外的资料与观点。他建议人们关注其中的楚文化元素，因为长沙正是楚文化的中心。“进一步研究马王堆帛书的时代性和地方性，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楚文化传统、汉代文明的一些看法，这在考古学上和历史学上的意义是很难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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