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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汾陶寺:1978~1985 全4册 2016高清
襄汾陶寺:1978~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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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汾陶寺:1978~1985》PDF电子书全4册,由文物出版社2016年出版。KC1万圣书城

《襄汾陶寺:1978~1985》是关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1978-1985年田野发掘成果的报告。KC1万圣书城
《襄汾陶寺:1978~1985》以年代为经,介 绍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遗存。本书全面系统 、图文并茂地展示了房址、墓葬、窑址和灰坑等遗迹 单位,介绍了玉器、石器、陶器和铜器等大量遗物, 收录了陶寺古地磁、碳十四年代学、动物学、植物学 研究等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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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汾陶寺:1978~1985》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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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汾陶寺:1978~1985  第1册KC1万圣书城
襄汾陶寺:1978~1985  第2册KC1万圣书城
襄汾陶寺:1978~1985  第3册KC1万圣书城
襄汾陶寺:1978~1985  第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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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汾陶寺:1978~1985》出版说明:KC1万圣书城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之陶寺乡,距县城约6千米,汾河以东,塔儿山西北麓。地理坐标北纬35°53′,东经111°29′。面积400多万平方米。KC1万圣书城

襄汾县境的地貌,概括说来是两山夹一河,东部是太岳山系的塔儿山,西部是吕梁山系的姑射山,中为汾河河谷,山河之间构成近似倒置梯形的盆状地带。塔儿山史称“东陉山”①,或曰“崇山”①,又有“大尖山”“卧龙山”等名称,主峰建有明代砖塔,近世遂通称“塔儿山”。其山脉逶迤横亘于襄汾与曲沃、翼城、浮山、临汾之间,成诸县、市间的界山,高度一般为700-1300米,主峰海拔1493米。主峰两侧峰峦又有桥(乔)山、露顶山等命名,海拔皆在1000米以上。KC1万圣书城

这条山脉周围有一系列怗代文化遗址,其中著名者除陶寺遗址外,山的南侧曲沃、翼城两县交界处有陶寺文化时期的方城一南石遗址、西周春秋时期的天马一曲村遗址,山的西端有大崮堆山史前采石场遗址,汾河岸边有旧石器时代丁村遗址群。陶寺同上述遗址间直线距离最远不超过20千米(彩版一)。KC1万圣书城

陶寺遗址距塔儿山主峰约7千米,处在山西北侧冲积扇上,地势大致呈东南向西北倾斜,如东坡沟村海拔608米,至李庄村南已降至510米。更新世中期形成的离石黄土堆积深厚,局部地段在离石黄土顶部残存全新世次生黄土,因强烈的剥蚀作用,大多在耕土层下即为离石黄土。遗址北、南两侧有发源于山前、流向汾河的季节河,遗址范围内还有随水土流失而形成的冲沟,将黄土斜塬切割成梁、峁,对古代文化遗存也造成严重破坏(彩版二)②。KC1万圣书城

当地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夏两季较长,春、秋季较短。据1958-1977年的气象资料,陶寺一带年平均气温12.5℃,一月份平均-4.4℃,七月份平均26.6℃,极端最低气温为18.3℃(1971),极端最高气温41.9℃(1966),年平均降水量635毫米③。KC1万圣书城

如今地表(包括黄土冲沟沟底)久已辟为层层叠叠的梯田,盛产小麦、棉花,还种植玉米、粟、黍、豆类、甘薯等作物,有小片的柿树和苹果树。KC1万圣书城
根据孢粉分析④和遗址中出土有獐、马鹿和竹鼠的骨骼⑤,可知当地4000多年前分布着未受外界干扰、自然状态下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包括作为竹鼠食物的大片竹林,属全新世中期温暖湿润期后段,气候要比现在优越。据1980~1982年观测,发掘和调査到的陶寺文化早、中、晚期古井,其潜水面痕迹(甚或井底)比附近现代水井水面高出八九米以上,从地下水位角度证明:KC1万圣书城
4000多年前温湿多雨,加之乔木、灌木等地表植被丰茂,有利于涵养水分,遂使地下水也较现代丰沛。而从冲沟断崖上暴露的陶寺文化古井、灰坑,沟汊崖嘴上残存的古井,以及公元2000年以后发现的古城垣有多处毁于冲沟⑥等现象,可以断定:陶寺遗址范围内的冲沟,是人类活动造成地表植被破坏,导致水土流失的产物。4000多年前陶寺文化时期的地貌同现在有很大不同,并不KC1万圣书城
存在目前看到的冲沟,即或出现冲沟,也绝不会有如今的规模。正是由于地势高爽,生态环境优越,又掌握了凿井技术,并不依赖从河流取水,陶寺先民才会选择在此处建造规模巨大的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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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地理角度说,关于西周早期唐叔虞始封都址,目前尚难确认。然从天马一曲村遗址和晋侯墓地⑦的发现来看,翼城、曲沃间在晋国早期历史上的重心地位是没有疑问的。绛山以北至塔儿山周围地带应即晋始封时期“河、汾之东方百里”(《史记·晋世家》)的地域,陶寺所处位置亦居其中。从西周往前推,依《左传》昭公元年、定公四年记载,这一带曾是夏商时期的唐国,KC1万圣书城
又处在广义“夏虚”“大夏”的地域内。三家分晋以后,属魏;秦代为河东郡地。陶寺所处的塔儿山西北侧,西汉时置襄陵县,因传境内有晋襄公陵而得名,隶属河东郡。此后,虽新莽时曾度改称干昌县、北齐至隋初曾并入禽(擒)昌县,为时都很短暂,作为一级行政区域,襄陵县建制延续了2000多年。唐元和年间(806~820年),县治由汾河东迁至汾河西。公元1954年襄陵汾城合并,改称襄汾县,治所移至南同蒲铁路沿线的史村镇,即今襄汾县城。襄汾县先后隶属山西省晋南专区、临汾地区,地改市后隶属临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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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村名无从考,村北有战国遗址,村南发现面积不大的汉代遗址,从村中保存的元代戏台和遗址中偶见金、元墓葬看,至迟七八百年前这里已是一处颇具规模的村镇了。今为陶寺乡政府所在地。KC1万圣书城

陶寺遗址系1958年文物普查时由丁来普发现,当时所知范围仅限陶寺村南南沟与赵王沟之间数万平方米,1959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65年调整为县级保护单位)。1963年秋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以后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工作队张彦煌、王岩、徐殿魁调查发现分布于陶寺村南、李庄(又作“李家庄”)东南、中梁村东北及沟西村北的四处遗址。1973KC1万圣书城
年秋,张彦煌、徐殿魁、高炜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叶学明到此复查,提出陶寺村南、李庄东南和中梁村东、村北的遗存应属同一遗址,并首次对这处大遗址的学术价值进行论证,将其列为晋南考古首选遗址之一①。1977年秋,高天麟、高炜、郑文兰再次复查,并形成对这处遗址进行发掘的倾向性意见。襄汾县文化馆尹子贵、陶富海参加了此次复查。KC1万圣书城
1978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听取山西队晋南调查汇报,夏鼐所长当即做出发掘陶寺的决策。在征得山西省文物管理部门同意并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同年4月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与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共同组队,对陶寺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张彦煌(时任山西队队长)、解希恭(时任临汾行署文化局文物科长)作为合作双方的代表,负责组队、人员调配、发掘计划的拟定与检查以及协调其他合作事宜。高天麟任发掘工地负责人。发掘初期,尹子贵(时任襄汾县文化馆长,不久调任丁村工作站站长)受临汾行署文化局委派,随考古队进驻陶寺,协调、解决了当时遇到的一系列行政、后勤问题,使田野工作得以顺利展开。KC1万圣书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本所”)参加发掘的人员(按时间先后为序,下同)有:高天麟、高炜、张岱海、李健民、赵惠民、郑若葵、李淼、刘方、柴晓明。到现场工作的相关专业人员有:刘凤芝从事陶器修复并培训修复技工;王振江、李存信、王影伊从事漆木器提取、保护;刘震伟、王林从事地形测绘;刘国强、韩悦、薛玉尧协助田野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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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地区参加发掘的有李学文、李忠恕、崔国琳、郭荣生、赵晓春、宋玉璞、赵宝全、卫振华、张笑尘、阎金铸、高青山、刘秋平、李宁莲、马安柱、李临英、阎雅梅、王进等。本所山西队技工张惠祥、解永成、李少英、张惠宁、李大兴、刘粉英、李国胜、张管师、冯九生、梁瑞桃、张明菊、梁淑红等,长年参加发掘工作,好几位成为业有专攻或一专多能的田野KC1万圣书城
考古技术骨干。KC1万圣书城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师张之恒、戴宁汝带领考古专业78级的12位同学,本所研究生熊存瑞,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师傅淑敏带领考古专业79级11位同学,中山大学青年教师李抱荣等,曾分别于1980年春季、是年秋季、1981年秋季和1983年秋季,先后到陶寺发掘现场实习。KC1万圣书城
本阶段田野工作自1978年4月开始,至1985年6月结束,历时7年半,15个工作季度。发掘面积7000平方米,其中居住遗址2100平方米,墓地4900平方米。发掘范围内发现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和陶寺文化两种史前遗存,以陶寺文化的堆积为主体。此外,还有少量的东周、汉代遗存和少量金、元墓葬、个别清代墓,拟另行报道。通过陶寺遗址的发掘,确立了属于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曾称“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结合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调查、发掘,大致厘清了陶寺文化的来源及其在晋西南史前文化发展中的谱系位置;初步揭示出陶寺文化的面貌、特征及其分布范围;建立起早、中、晚三期KC1万圣书城
六组(段)的陶器编年序列,并结合C测定初步勾画出其年代框架;透过墓葬规格多层次分化和使用鼍鼓、特磬等礼乐重器的“王墓”的出现,展现出龙山时代后期金字塔形的等级社会结构及其在观念形态上的集中体现——礼制的形成;发掘中出土的蟠龙纹陶盘、鼍鼓、特磬、漆木案、俎、铜铃以及同甲骨文形体一致的毛笔朱书文字,将有关文化遗产的历史提前数百至一千多年。KC1万圣书城
虽然当年的田野工作存在很大局限性,尚未发现城墙和大型夯土建筑,然据已有的发现,学界已普遍承认陶寺遗址对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课题,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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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陶寺遗址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KC1万圣书城
陶寺遗址本阶段的考古工作,曾有不同专业领域诸多专家参与。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对多学科合作的探索过程。发掘期间,为及时对出土古代先民遗骸进行鉴定,本所体质人类学组潘其风每每于发掘季度的后期到现场工作,韩康信也曾专程到现场工作。在做鉴定的同时,他们注意普及体质人类学知识,并对某些骨殖异常现象做出研判,对于提高田野考古人员KC1万圣书城
的认识和发掘水平很有帮助。在发掘和其后整理资料、编写报告期间,本所第一研究室周本雄,化学实验室李敏生、黄素英,山西省213地质队李柏林,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张维玺、曹冠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向前、朱晓东,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纯一、吴钊、秦序、方建军、徐桃英、顾国宝,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闻广、荆志淳,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李文KC1万圣书城
杰等先后应邀到发掘现场及遗址周围地区做专题考察、研究。本所碳十四实验室仇士华、蔡莲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古植物室孔昭宸分别就测年碳素标本和古孢粉标本提取方法做岀指导。在田野考古人员配合下,关于陶寺遗址及附近地区地质、地貌、古地磁、孢粉与古生态环境、体质人类学、古动物、碳十四年代、玉石器岩性、铜器、陶土与彩绘颜料成分和出土乐器的鉴定、测试以及制陶工艺复原研究、田野发掘中彩绘木器的提取与保护等多项成果相继完成。在报告最后修改阶段,本所科技考古中心王树芝根据当年提取的木炭,又补做了树种鉴定。以上一系列成果,从人地关系、龙山时代文化与工艺技术发展水平等多个视角,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陶寺遗址、陶寺文化认识的广度和深度。KC1万圣书城
本报告上编是关于陶寺遗址1978~1985年田野发掘资料的报道暨从考古学角度所做的必要解读与讨论;下编属多学科研究范畴,收入相关专题考察、鉴定与测试、研究报告15篇,基本上反映出当年的工作成果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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