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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 全1册 2003 高清
价 格：¥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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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注意：《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PDF电子书全1册，由文物出版社2003年出版。
《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是由齐东方、申秦雁主编，200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该书以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1000余件文物为基础，精选金银器、玻璃器等74件（组）精品文物进行系统研究，涵盖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鸳鸯莲瓣纹金碗等国宝级文物。
书中所涉文物主要有鎏金银杯、金碗、银盒等，均属盛唐时期的宫廷贵族用品，图案丰富，形制较大。出土地位于唐代都城长安，所有金银器产自中央官府作坊，是已知唐代金银器中工艺水平较高的一批。
书名“花舞大唐春”由文学史家袁行霈建议，取自初唐诗人卢照邻《元日述怀》中的诗句，用以形容大唐时期的景象 。
《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图版以北京大学与陕西历史博物馆共同举办的“何家村遗宝精粹”展览的展品为基础。由于何家村遗宝未有正式的考古报告，在筹备展览时，徐天进、马振智便策划了此书的编写。书中从何家村遗宝总计一千多件文物中选取了七十四件（组），除钱币及大量同类器外，基本展现了何家村遗宝的概况。书中选用的文物均经过了重新观察、照相、绘图与测量，这些工作在马振智、申秦雁的组织协调下完成。该书旨在提供一部图录的同时，兼顾学术参考价值。因此，该书确定了新的照片需包含多角度与细部、对多数器物进行测绘并公布数据的原则。书前的论文具有导读性质。每件器物的解说包含客观描述与研究见解。导读论文与器物图说中的观点旨在提供启发。该书详细、准确地公布了相关文物信息。书中部分照片、线图及说明包含一些新发现。例如“镇金兽首玛瑙杯”拍摄了口部流口打开的细节；“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首次展示了“开元通宝”金钱与银钱的背面；“鎏金钱刻飞廉纹银盒”此前因通体鎏金被误认为金盒，此次确认为银鎏金，并发现了其上浅刻的纹样；“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也发现了新的纹样。这些此前未被注意的现象，可能源于纹样刻痕极浅，或是器物制作时的起稿线，属于未完成部分。这些发现对了解器物制作过程具有意义。该书由多人分别撰写条目，研究者的看法存在不同，经讨论后仍有部分问题未能明确，例如部分器物的加工痕迹成因、一些器皿的具体用途等。这些分歧反映了何家村遗宝的复杂性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何家村遗宝的时代与来源并不单一。本书图录部分在图片排序上考虑了器物时代的先后，并隐含了对器物的分类意图。何家村遗宝发现多年后，出版此图录是相关人员的意愿。该书以图录为主，读者群体多样。
1970年10月5日，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省公安廳下屬的某收容所（西安市南郊黄雁村水文巷2號，現爲陝西省國家安全廳所在地)》内，基建施工現場一片忙碌，當地基下挖到距地表深約0.8米時，露出一個高0.65米、腹徑0.6米的陶甕，打開蓋子一看，裹面竟是一堆閃耀奪目的金银器。緊挨陶甕的西側，是一個高0.3米、腹徑0.25米的银罐，裹面也有一堆器物。收容所負責人立即將這一發現報告給陝西省博物館（時陝西省文管會、陝西省考古所與陝西省博物館合并一處），省博物館隨即派韓偉、雒忠如、杭德州、王玉清等同志前往清理。經調查得知，陶甕和銀罐均埋藏在活土中，而從出土文物看，部分器物不能成套，很可能還有文物埋藏，于是决定由此向四周普探。幾天後的10月11日，在陶甕北側約1米處，當探鏟繼續探察時，傳出的清脆金屬聲使考古工作者爲之一震，“有貨！”用手鏟清理掉周圍的活土後，第二個陶甕顯露出來。陶甕頂距地表1.3米，其形狀、大小與第一個陶甕基本相同，只是上面蓋着一塊銀渣（最大徑40、最大厚度3厘米的不規則形)。探鏟將陶甕鑽了個洞，直接打到裹面的銀碗上。打開蓋着的銀渣塊一看，裹面滿滿一堆器物。爲了確保安全，便將陶甕移至室内進行清點。據當時第一位打開蓋子進行清理的戴應新先生回憶，甕口是一塊方玉，方玉下面摞着銀碗、银盤。金盆、金筐寶鈿團花紋金杯、盛放着帶具與藥物的銀盒和鎏金鸚鵡紋提梁銀罐等器物都在裹面，琳琅滿目，令人鷔嘆不已。當將金筐寶鈿團花紋金杯從甕中取出時，其腹部原鑲嵌的寶石因老化酥解而紛紛掉落。更讓人驚奇的是物中藏物，打開鎏金鸚鵡紋提梁銀罐的蓋子，其内有水，幾團金箔漂于水上，12條小金龍井然有序地站立在上面，紅、绿、藍等寶石也全部在水中。後來將這些文物運至陝西省博物館内進行清點、登記，兩甕一罐共出文物1000餘件，按類可分爲金银器皿271件，銀铤8件，銀餅22件，銀板60件，金銀銅錢幣466枚，瑪瑙器3件，琉璃器1件，水晶器1件，白玉九環蹀躞帶1副，玉帶板9副，玉鐲2副，金飾品13件。另有金箔、麩金、玉材、寶石及朱砂、石英、琥珀、石乳等藥物。金器總重量達298兩，銀器總重量3900多兩。
這麼重要的窖藏在唐長安城中居于何處？考古工作者核對文獻記載，初步判斷窖藏所在地位于唐長安城興化坊内。爲了搞清楚窖藏遺址的情况，由陝西省博物館、陝西省文管會組成的鑽探組，從1970年10月7日至次年的6月5日，對窖藏周圍10至30米的範圍進行了全面的鑽探、勘察，從而判明了窖藏的地層關係及其所在的興化坊的範圍。1971年6月，陝西省博物館參加在北京故宫慈寧宫正殿舉辦的“全國出土文物珍品展”，何家村窖藏出土的文物首次與世人見面。從1975年8月第一次參加國家文物局舉辦的赴日“古代銅器金銀器展覽”開始，三十年來，何家村窖藏文物的足跡遍及日本、韓國、新加坡、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加拿大、香港、澳門、臺灣等國家和地區，何家村遺寶—我們不妨這樣稱呼何家村窖藏文物一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們了角解和關注。這次在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舉辦“花舞大唐春一何家村遺寶精粹”展，展出文物65件（組），這是何家村遺寶數量最多、最爲系統、最爲深入的一次集中展示，它必將引起人們的極大興趣，推動對何家村遺寶以及相關學術問題的研究。
何家村遗寶的發現，在學術發現史上具有重大意義。首先，西安是唐都長安的所在地，何家村遺寶出土地位于皇城附近、含光門大街西側第三坊。在京城内發現這麼集中、豐富的寶藏，還是第一次，也是迄今爲止惟一的一次。自50年代以來，西安地區發現唐代金银器窖藏約20處，無論是數量，種類還是品級，没有一處能比得上何家村遺寶。因此，何家村遺實的發現，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唐代考古的認識，被譽爲半個世紀以來一次空前的考古大發現，也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列爲20世紀中國考古大發現之一。
其次，長安是絲绸之路的起點，通過這條絲綢之路，三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前來通好、留學、進行交流。長安作爲國際性的大都會，人口曾接近一百萬。盛唐文明曾居世界之先，并以長安爲中心，形成向周邊國家及地區的輻射，而絲綢之路就是溝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渠道。在絲綢之路沿綫發現的墓葬、遺址，不斷豐富着人們對這條交通要道文化内涵的認識，而包含多種文化要素的何家村遗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絲綢之路研究史上的一次重要發現，是漫漫絲路上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碰撞、融合、創新過程的生動再現。因此，在研究絲绸之路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它也有獨特的意義，是一次剖時代的發現。
1877年，中亞阿姆河畔有一次重大發現，出土金銀器177件，錢幣1300餘枚，因其具有多種文化因素，爲研究波斯、大夏、斯基泰、希臘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珍貴資料。遺憾的是，這批遗寶的出土地點、埋藏年代不清楚，經過商人幾次轉手後，還混進了其他物品，最後收藏在英國。儘管如此，它的發現仍然在學術史上具有重大意義，被稱作“阿姆河遗寶”。與阿姆河遗寶相隔大約一百年的1970年，在束亞中國西安的何家村，又發現了一個窖藏，出土文物無論是數量還是種類，都遠遠超過了“阿姆河遺寶”，而且，它的出土地點清楚，埋藏年代比較明確，顯示出更爲重要的學術價值。可以這麼說，何家村遺寶與“阿姆河遺寶”同爲中世紀人類物質文明與文化交流的重要體現。
何家村遗寶自身的學術價值更是引人注目，我們不妨從以下幾個方面考察：
1,何家村窖藏共出錢幣39種466枚，材質有金、銀、铜，時代最早的是春秋時齊國的刀幣“節墨之法貨”、戰國時趙國的布幣“京一新”，按時代順序依次還有西漢吕后時的八銖“半兩”和文帝時的四銖“半兩”，新莽時的“一刀”、“大布黄千”、“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貨布”、“貨泉”餅錢、無字“貨泉”、“貨泉”、剪邊“貨泉”，東漢時的“五銖”、剪邊“五銖”、四出“五銖”，三國劉蜀的“直百”、“直百五銖”，孫吴的“大泉當千”，前凉的“凉造新泉”，南朝陳宣帝時的“太貨六銖”，北齊文宣帝時的“常平五銖”，北周武帝時的“五行大布”和静帝時的“永通萬國”，唐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以前西域麴氏高昌國所鑄的“高昌吉利”。年代最晚的是唐天寶十五年以前的5種7枚“開元通寶”铜錢，基本上是每個時期收藏一枚。其中的“凉造新泉”和“高昌吉利”是罕見的稀世之寶。除了這些流通貨幣以外，用于宫廷賞賜喜慶游戲的421枚銀“開元通寶”和30枚金“開元通寶”集中出土也實爲罕見，尤其是金開元是迄今爲止惟一的一次發現。從金、銀開元没有明顯的使用痕跡來看，它們很有可能是皇宫内庫之物，這無疑是判斷窖藏性質的一條重要綫索。從横向看，既有唐土流行的開元通寶，西域高昌國的高昌吉利，還有日本的和同開弥（元明天皇和銅元年鑄，和铜二年廢鑄，公元708~709年)，波斯薩珊银幣（庫思老二世，公元590~627年），東羅馬金幣（希拉克略，公元610~640年)。單從出土的錢幣來看，時代跨度達千餘年，涉及面東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員數千公里。這麼多的錢幣集中出土于一地，這在錢幣史上還是第一次，是錢幣收藏史上的一次空前絶後的大發現。因此在探討窖藏的主人時，有學者據此提出“窖藏的主人是搜集古錢和外幣的爱好者”，是一位“收藏家”，并且進一步提出窖藏的主人就是章懷太子及其子邻王李守禮。
2,何家村窖藏共出土銀蜓8枚，银餅22枚，银板60枚。銀铤、銀餅、銀板上的文字，涉及到年號、地區、賦役種類等等，全面地反映出唐代的經濟制度。據粗略統計，目前在全國範圍内10處地點共發現唐代銀铤、銀餅、銀板約105枚，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占到85.71%。22枚银餅中，有4枚庸調银餅，是庸調銀實物的首次發現。銀餅上的地名“洊安”、“懷集”均屬嶺南道。《唐六典》卷二○“左藏署”記：“凡天下赋調，先于輸場簡其合尺度斤兩者，卿及御史監閱，然後纳于庫藏，皆題以州縣年月。所以别粗良，辨新舊也。”庸調銀餅直接反映了唐代的租庸調制。公元780年唐德宗推行雨税法以前，全國範圍内寶行的基本是租庸調制，《新唐書·食貨志》記載了租庸調的具體規定：租，每丁每年納粟二石或稻三石：調，隨鄉土所座，每丁每年纳絹二匹，绫、絶二丈，绵三兩，布加五分之一，麻三斤，非蠶鄉纳银十四雨：庸，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閏月加二日，如不服役，每日納絹三尺。庸調皆輸布帛，而不用银交纳。開元、天寶年間，租庸調制已經遭到破壞，“凡金銀寶貨绫羅之屬皆折庸調以造焉”，“變造”逐漸形成。産銀和用銀的嶺南諾州每歲庸調折變成銀，治鑄成餅後送往京城成爲國庫的賦銀。纳銀的規定始于何時，没有明確的記載，庸調銀餅的發現，可以幫助我們推斷其實施的情况。3枚“東市庫”银餅也是首次發現。東市是唐長安有名的兩市之一，《唐兩京城坊考》卷三記：“市内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當中東市局，次東平準局。”唐政府在東西市設平準署，《舊唐書·職官志》記：“平準令掌供官市易之事。丞爲之式。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則以時出貨。其没官物，亦如之。”東市庫銀餅有可能就是東市平準之物，或者是官管邸店的税錢，最後易爲銀，鑄成银餅，它可能是唐代商業税收的實物證據。60枚银板中刻有“朝”字的達56枚，《唐六典》卷二○記“左藏有東庫、西庫朝堂庫”，左藏是户部所管轄的國庫，專門負責管理國家賦役所得。刻有“朝”字的银板，很可能就是左藏中朝堂庫之物。很明題，銀餅、銀铤、銀板是一組器物。
3.何家村窖藏共出土帶有墨書文字的器物69件，墨書内容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記绿存放物品的名稱，一是存放物品的重量或是器物的自身重量。如蓮瓣紋银罐，罐蓋内壁的六朵花瓣内分别墨書了罐内放置的6種器物（物品）的名稱和數量；“大粒光明砂”银盒盒蓋外面和内面均有墨書記録，内面記绿了7種物品的數量和重量，經核對絲毫不差。這就告訴我們，窖藏器物在埋藏後一直没有被擾動過。更重要的是，带有墨書的這批器皿明顯的是一組，入庫時逐一稱重并墨書標出。有一些雖然可能是從其他渠道收入的，但入庫時也稱重并墨書記绿，這對我們探討窖藏的性質無疑有重要的意義。另外，還可以幫助我們定名，如在唐人眼裹頗黎和琉璃是兩種東西，以往一直被稱爲镶金（或包金）白玉鐲的首飾唐人稱爲玉臂環。又如銀盒内放置的多副玉带具有碾文白玉、白玉、更白玉、斑玉、深斑玉、骨咄玉、白瑪瑙等名稱，朱砂有大粒光明砂、次光明砂、光明碎红砂、光明紫砂、红光丹砂，丹砂、朱砂之稱，乳石有上上、次上、次等區别。將物名相對應，便可知唐代對這些器物或物品的命名，也可知唐代朱砂、乳石等藥物的等次區分。墨書器物自身重量的共有63件，重量的表述單位有斤、兩、分三級，表述方法亦有三種：只標出單個重量，這種方法較多見；速同附件一同標出，如3件銀蓋碗（藏品號：七一62、七一63、七一64），墨書重量分别是“州兩并底一”和“卅兩并盖”、“二斤一兩并底”和“二斤一雨并盖”、“三斤二雨并底”和“三斤二兩并蓋”，五足鏤空银熏爐（藏品號：七一28)墨書“三層五斤半”；成組標重，如素面銀盒内墨書“釵釧十二枚共七兩一分”。經實測，可知唐代1雨折合下來在38克~43克之間。有趣的是，在一些器物的標重上，有“軟”、“軟少”、“强”這樣的描述，如1件素面折腹银碗（藏品號：七一4），腹内壁墨書“十五兩”，另1件銀碗（藏品號：七一9)腹内壁墨書“十五兩强”，使用北京醫用天平廠生産的架盤藥物天平對這2件銀碗分别稱重，结果，前者重578克，後者重624克，“强”所表示的重量誤差達56克。另外3件銀碗，1件墨書“十五兩半”（藏品號：七165),1件墨書“十五兩半軟少”（藏品號：七一164），1件墨書“十五兩半强”（藏品號：七一169），經測，三者的重量分别是：630、649、650克，差異有大有小，表述似無規律可循，無疑是研究唐代衡制的重要資料。同時，對分析、判斷這組器物的性質也大有幫助。唐代衡制有大制、小制之分，“大粒光明砂”銀盒上的墨書有“一大斤”的記绿，經测爲684.768克，等于今日市秤1.37斤，這是迄今以來國内對唐大斤較精確的测定數字。
4.何家村窖藏文物呈現出濃重的多種文化因素，如由粟特輸入的素面罐形帶把銀杯，西亞的镶金默首瑪瑙杯、凸紋玻璃杯，羅馬風格的狩獵紋高足银杯，仿照波斯多曲長杯製作的白玉忍冬紋八曲長杯、水晶八曲長杯，波斯銀幣，東羅馬金幣，日本和同開弥。人物忍冬紋八棱金帶把杯、伎樂紋銀杯、鎏金伎樂紋八棱金杯，其形制及長髯下垂的胡人頭像，都是粟特银器的風格。但器體厚重、使用金制以及分隔單體式的構圖模式卻又不是粟特银器的作法，很有可能是由生活在唐土的粟特工匠制作的。鎏金仕女狩獵紋八瓣銀杯，形制上雖然還保留着栗特帶把杯的遺風，但褒衣博帶的仕女已經完全中國化了，可能是唐代工匠在粟特银器影響下改造、創新的製品。鎏金海獸水波紋銀碗、鎏金雙獅紋銀碗，碗内底部突起的動物紋装飾是粟特銀器的特點，具體做法是單獨用一塊銀片，錘打出所需的突起的動物形象，然後焊接到碗的内壁底部。這種装飾手法在中國傳統的金银器中不見，唐代工匠仿此作出了巧妙的改變，直接在器物底部錘打出突起的動物紋飾，使其具有相同的立體装飾效果，製作起來又比較簡便。鎏金雙狐紋雙桃形银盤、鎏金飛廉紋六曲銀盤、鎏金鳳鳥紋六曲銀盤、鎏金龜紋桃形银盤（藏品號：七一42）、鎏金熊紋六曲銀盤（藏品號：七一43），這5件銀盤從造型、構圖方式、製作工藝來看屬于一組，都是采取這種方法加工出紋飾的。由于器壁較厚，從背面看紋飾輪廓模糊。僅有些微凹陷。晚唐時，這種技法廣泛使用，一直影響到遼、宋、明、清金銀器的製作，稱爲凸花工藝。由于器壁薄，背面輪廓已與正面紋飾完全一致。何家村遺寶中，大量的唐代金銀器、玉器，系統、完整地反映出對外來文化的取用、模仿、融合進而改造、創新的過程，是唐代樂觀開放、積極進取、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精神文明物化的體現，從物質文明的角度再一次證明，唐代是中國歷史上放眼看世界、在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的一個重要時期。
5.何家村窖藏出土一套完整的藥具和多種藥物，計有貯藏藥物的罐、盒、鼎，煎藥的鍋、鐺、铫，煉丹的石榴罐，搗藥的杵、白，服藥的杯、碗、壺。藥物有大粒光明砂、次光明砂、光明碎红砂、光明紫砂、紅光丹砂、丹砂、朱砂、上上乳、次上乳、次乳、白英、紫英、珊瑚、琥珀、密陀僧、黄（金）粉、金箔、麩金等。這些藥物都有鎮静安神、益氣明目、健五臟提精神的作用，在唐代均屬名貴藥物。其中僅朱砂一項，就有7種規格。這是迄今爲止，唐代藥具及藥物最系統、最完整的一次發現，也是中國古代醫藥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從大量的墨書題記看，唐代煉丹用藥已經普遍使用“兩”甚至“分”做計量單位，非常重視藥物的產地，知道區分藥物質量的優劣，嚴格控制服藥的劑量，這爲研究中國古代醫藥史、道教煉丹史乃至化學史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實物資料。
6.何家村窖藏文物反映了宫廷貴族豐富多彩的生活。初唐之始，皇室貴族熱衷于追求新奇豪華的生活，胡服、胡食、胡物、胡樂、胡舞等一切外來的新鲜事物，都成爲他們喜好的對象。何家村遺寶中大量外來器物和外來器物仿製品正是這種社會時尚的反映。從《唐律疏議》卷二六“舍宅輿服器物”及《通典》卷六三“天子諸侯玉佩劍綬型印”的記載來看，唐代金银器，玉器的使用有着嚴格的等级規定。何家村遗寶中成組成套精美的金銀器、玉器，正是宫廷贵族在社會生活中享受法律保護的等级標誌。“金银爲食器可得不死”，追求延年益壽、渴望長生不死，又使得宫廷贵族信奉、崇拜金丹，在使用金銀器時有了巨大的熱情和十足的精神動力。有唐以來，22個皇帝中多數皇帝熱衷于服食丹藥，其中太宗、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6位皇帝的死亡均與服食金丹有關。文獻中賞賜、進貢丹藥的記載比比皆是，一整套藥具及藥物正是這種宫廷時尚的真實再現。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印證了史書上有關唐玄宗千秋節時宫廷内舉行舞馬銜杯跳躍舞蹈作祝壽表演的記載，大量的金銀開元通寶則是宫廷中鮮爲人知的投錢侍賭、洗三、金錢會等活動的真實寫照。
7.何家村窖藏文物在製作工藝上代表了唐代的最高水平，在工藝史、科技史上有着重大的價值。有關唐代科學技術方面的資料，文獻記載很少，對何家村窖藏出土金银器的研究，使我們對唐代金屬冶煉、機械設計及加工、焊接、貴金屬製作等都有了直觀、深入的認識。何家村遺寶中的金器，對個别的小件，如金開元，進行了成分测定，其含金量高者達94.36%，低者也在81%以上（根據已測試者），其餘成分是銀、銅、鐵等。從出土的金碗、金盆、金杯、金盒來看，器形規整穩定，説明唐代工匠對合金比例掌握得非常熟練。銀製器皿含银量很高，從已測定過的看多在98%以上，如素面銀盤（藏品號：七一191）爲98.5%，素面銀碗（藏品號：七一171)爲99%。從對出土的銀渣測試中得知，银渣是人工燒煉的產物。化學分析報告證明，唐代冶銀已經使用了灰吹法，説明至少在唐代，中國在煉銀上就已經使用了灰吹技術。從金銀器皿上的修整痕跡看，加工刀具多種多樣，而且精密度很高。焊接纤料也因器物材質的不同而有所區别，所有的金器焊接處均未開裂，如金筐寶鈿團花紋金杯腹部焊接的寬0.1厘米、厚0.05厘米的金條掐製的團花及外側一周直徑0.1厘米的小金珠，金梳背上焊接的直徑0.08厘米的金絲盤编的花紋和直徑0.05厘米的小金珠，至今牢固如初，没有絲毫的裂缝和脱落。使用的什么纤料，用什么方法焊接，一直是未解之謎。金銀器皿，器形都很規整，無論是圓形器還是方形器，扣合都非常繁密，如三足束腰形小銀罐（藏品號：七一92)，以子母口相扣合，蓋上後極緊，空氣無法進入，以至時過一千餘年，白色的内壁仍然錚亮如新。葡萄花鳥紋銀香囊，在設計上充分運用了常平架原理，總共有四層結構，球形外壁和半球形金盂圓度率極高。球形外壁鏤刻出花紋，綫條最細處僅0.05厘米，與内外雨層機環的連接使用铆钉和管状墊片，铆钉長僅有0.4厘米，直徑0.1厘米；管状墊片是用長0.6、寬0.19、厚0.05厘米的銀片彎成，接缝處焊接。四層結構連接點有四個，呈垂直分布状。由于設計科學，製作又極其精確，組合到一起後，至今運轉自如，保證了香囊常轉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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