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导航 / Navigation
|
 夏鼐日记 全10册 2009 高清 考古
价 格：¥ 29.80
30天售出：1 件
商品详情
注意：《夏鼐日记》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夏鼐日记》PDF电子书全10册，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夏鼐(1910~1985)先生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为推进中国考古事业的全面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他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严谨，对中国考古学的许多领域作过精湛而深入的具体探讨，取得享誉中外的杰出成就。
为纪念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现将内容十分丰富的《夏鼐日记》整理出版。现存夏鼐先生的日记，历时五十余年，始于1931年元旦，止于1985年6月17日突发脑溢血病危当天，即去世前二日。其间，1966年8月下旬至1972年8月，仅有时断时续的简要记事。1949年初在温州家居时，曾撰写自订年谱（截止时间为1935年)，特将该年谱的1931年以前部分摘出，命名“家世与少年时期”置于卷前，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夏鼐先生的生平。
《夏鼐日记》详细记录了夏鼐先生青年时代刻苦努力、谨严治学的勤奋经历，由早年就读清华大学，治中国近代史，到留学英国，获埃及考古学的博士学位，进而开拓多方面重点课题的考古学研究，成为以学识渊博、贡献卓越而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大师。历年来阅读中外文书刊、撰写学术论文的情况，日记都有具体记载。这对于后辈学者，特别是青年学子，将有莫大的启示和教益。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夏鼐先生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毕生致力于中国考古学全面发展的卓越贡献。其中包括：长期主持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制定考古研究的长远规划；亲自主持和现场指导重要的考古发掘，审阅大量书稿文稿，注意学术上严格把关，始终坚持严肃认真的优良学风；积极引进自然科学方法，放眼世界文明发展领域；为保护祖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与各种破坏文物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等等。这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一份难得的实录，学术价值自不待言。由于夏鼐先生生前的社会活动较为广泛，交往及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方面的人士，经常出席国内外的多种学术会议，因而他的日记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夏鼐先生的足迹遍及国内大部分省区，出访过十多个国家。日记既记载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又记载了各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日记对不同时期国内外的社会新闻，乃至市场物价，也有所记载。还录有他本人和友好的一些诗作。这些也都很有价值。
总之，《夏鼐日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它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卷前，特冠以王仲殊同志的《夏鼐先生传略》一文。该文是1985年为纪念夏鼐先生从事考古工作五十周年而撰写的，曾请夏鼐先生亲自过目（见于1985年3月15日的日记)，全面地概述了夏鼐先生的一生，现在作为本书导言。书末附有翔实的生平事迹年表和交往人物索引，便于检索。
夏鼐先生字作铭，1910年2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府永嘉县(今温州市)。1927年以前在温州上私塾、小学和初中，1927年9月到上海上高中。1930年高中毕业后，他来到北京，进燕京大学，次年又转人清华大学求学。1934年7月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同年10月初，他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的考古学部门，以求出国深造，学习近代考古学。
按照当时的规定，出国前要在国内准备并实习一年。因此，他于1935年春以实习生的身份在河南省安阳参加由梁思永先生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墓群的发掘，与梁思永、石璋如、尹达、胡厚宣等相过从，在实际工作中学得许多考古学的知识和技术。这一年，便是夏鼐先生开始从事考古工作的一年。
1935年夏，夏先生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改到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那时，伦敦大学主持田野考古学课程的彼特利(W.F.Petrie)教授已经退休，其职位由惠勒(M.Wheeler)教授继任。夏鼐先生在留学期间，参加了由惠勒领导的梅登堡(Maiden Castle)山城遗址的发掘，颇受教益。他又随同英国调查团到埃及，在阿尔曼特(Armant)参加调查发掘；接着还到过巴勒斯坦，在泰尔·丢维尔(Tell Duweir)参加发掘工作。当时，彼特利教授正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城的医院中疗养。夏鼐先生在那里访问了彼特利，并接受他的指教。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夏鼐先生由英国经埃及返国。他在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一年余，才取道西亚、印度、缅甸，于1941年初抵达昆明（他的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是战争结束后于1946年授予的)。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由南京迁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夏鼐先生回国后不久，便在该处任专门委员之职。1941年夏至1942年，他和吴金鼎、曾昭燏、高去寻等调查并发掘了四川省彭山县豆芽房和寨子山的崖墓。1943年，夏先生转入由南京迁到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被任为副研究员。1944年至1955年，他和向达先生等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省境内的考古工作，调查、发掘了敦煌的佛爷庙、月牙泉、玉门关，宁定的阳洼湾，民勤的沙井，武威的喇嘛湾，临洮的寺洼山，兰州的高坪、中山林、太平沟、十里店等遗址和墓地，有许多重要的收获。在发掘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时，他在墓坑填土中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从而否定了安特生(J.G.Anderson)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这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由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了。
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不得不停止。这时，中央研究院已迁回南京，夏鼐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副研究员升任研究员，主要是从事室内研究工作。1948年冬到1949年春，中央研究院所藏图书、文物资料被迁运到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的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都随着殷墟出土的文物由大陆去台湾。夏先生当机立断，决意留在大陆。1949年秋全国解放，他曾一度应聘在杭州的浙江大学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北京创立中国科学院，由郭沫若先生任院长。1950年夏，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提名，周恩来总理任命郑振铎先生为所长，梁思永和夏先生为副所长。这样，夏鼐先生便于同年9月由杭州来到北京，协助郑振铎、梁思永主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
由于郑振铎主要是在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任局长，梁思永又经常患病，夏先生承担了考古研究所的主要业务领导工作。他到任不满一个月，便组织一个发掘队，前往河南省辉县，进行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一次发掘。发掘队由夏鼐先生任队长，郭宝钧任副队长，苏秉琦任秘书长；队员有安志敏、王伯洪、石兴邦、王仲殊、马得志、赵铨等，他们多是初次参加工作的青年人。夏先生为了训练这些年轻的新手，花费了极大的心力。在辉县的发掘工作中，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现了商代的遗迹，从地域上和年代上扩大了对商文化的认识。从这一年的12月到次年的1月，夏鼐先生亲自手执小铲，在琉璃阁发掘战国时代的车马坑，在冰雪严寒中成功地剔掘出19辆大型木车的遗存，初次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在国际学术界受到重视和好评。
1951年春，夏鼐先生率领安志敏、王仲殊、马得志等在河南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发掘。他在郑州确认二里岗遗址为早于安阳的殷墟的又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经过对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再发掘，他进一步指出该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的遗存，而且也有龙山文化的遗存，从而为探求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线索。在各处的调查发掘中，他把田野考古的方法传授给年轻的助手们，指示他们严格划分土层，正确判定层位关系，仔细辨认土色、土质，不放过任何细微的现象。在成皋县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继红烧土和白灰面等居住遗迹的发现之后，他亲手从土层中发掘出许多轻易不能辨认出来的柱子洞，使助手们懂得发掘居住址的难度更在发掘一般墓葬之上。夏先生对大家说，考古工作者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他告诫大家不要有“挖宝思想”。他经常说，居住址出土的遗物多是破碎的陶片，但居住址的研究价值却往往胜过包含着珍贵随葬品的墓葬。先生身体力行，使大家懂得必须在调查发掘工作中坚持亲自操作，既要学会认土、找边、剥人骨架，又要学会照相、绘图和测量。每天晚上，他都要检查大家的记录是否及时完成，记录的内容有无差错。遇到星期天，他带头用毛笔蘸墨在每一块陶片上书写出土坑位和层次的编号。夏鼐先生的这种工作作风，为此后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1年秋，夏鼐先生又带领考古研究所的安志敏、王伯洪、石兴邦、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等到湖南省长沙去发掘战国和两汉的墓葬。这使得研究所的调查发掘重点在年代上从石器时代、商代延长到汉代，在地域上从北方的黄河流域扩展到南方的长江流域。这次工作的成果在于通过大量墓葬的发掘，究明战国至两汉墓葬制度的演变过程，确定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的分期，而楚文化的特点也得到初步的阐明。当时，许多人把马王堆汉墓看成是五代十国时楚国马殷的墓。经过实地考察，夏鼐先生确认它们是汉墓。他的这一判断，为20年后的正式发掘所证实。
随着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事业的发展，配合各种建设工程进行考古调查发掘的任务越来越大。为了应付这一严重的局面，并为了使新中国的考古队伍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大，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北京大学（历史系)自1952年至1955年联合举办了四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每届为期三个月。学员们来自全国各省区的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每届人数各达一百数十人之多。夏鼐先生和裴文中、向达、郭宝钧、苏秉琦先生等都参与训练班的组织领导工作，制订室内授课和野外实习的计划，而野外实习则是每届训练班的训练重点所在。安志敏、王仲殊、王伯洪、石兴邦先生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宿白一同负责教务处的具体工作，也参加授课，并担任野外实习时的辅导员。从1953年的第二届训练班起，夏先生每次都亲临实习的现场，讲授田野调查发掘的方法。实习时所进行的发掘工作，规模往往相当大。西安附近的半坡遗址便是1954年第三届训练班实习时开始由石兴邦主持发掘的，这一发掘工作为大面积揭露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创了良好的先例。1956年冬，在夏鼐先生的领导下，继四届全国性训练班之后，在考古研究所内部也举办了一次训练班；由教师们的讲义汇编而成的《考古学基础》一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全国青年考古工作者必读的手册。在历届训练班获得成功的基础上，1956年至1958年，集中了考古研究所和全国各有关单位的近百名考古工作者，组成庞大的考古队，由夏鼐先生任队长，安志敏任副队长，在河南省陕县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的建设工程，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56年，北京昌平县境内的明定陵的发掘工作开始了。应该说明，这项发掘工作，是由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提议的。他研究明史，对发掘明陵特别感兴趣。当初，夏鼐先生和郑振铎先生一样，不主张发掘明陵。但是，由于吴晗的坚持，终于将发掘计划上报国务院并获得批准，使夏先生不得不把这副重担挑起来。按照最初的计划，是要发掘长陵。经过再三协商，为了慎重起见，才决定先以定陵为试掘对象。对于发掘规模如此巨大的帝陵，大家都没有经验，不知发掘从何处入手才好。
1956年5月的一个下午，夏鼐先生到现场察看。他发现定陵宝城西南方外侧的砖壁有一些隙缝，以此为契机，又发现内壁石块上刻有“隧道门”字样，便判断这里是当初再次入葬时的通道所在，决定发掘在此下手。这使得定陵的发掘作业一开始就进行得十分顺利。打开地宫以后，为了观察各种现象，特别是为了处理各种遗物，夏鼐先生终日深人地下的玄宫内工作达三四个星期之久。正是由于先生的这种忘我的精神，才使得这一帝陵的发掘工作得以顺利结束。但是，经过这次工作，他进一步感到发掘帝陵的条件不成熟，有些珍贵的随葬品难以妥善保存，从而更加强了帝陵不宜过早发掘的看法。因此，定陵试掘之后，长陵的发掘计划也就作罢了。1961年，国务院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意见，向全国发布通令，不准随意发掘帝王陵墓。以后，郭沫若院长曾有发掘唐乾陵的设想，也因夏鼐先生持异议而没有付诸实现。郭院长俯从夏所长的意见，至今被传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佳话。
夏鼐先生充分认识到发掘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重要性和工作的长期性。因此，早在1954年，考古研究所就在河南省的洛阳建立工作站，在陕西省的西安建立研究室。不久，便在洛阳地区开始发掘东周的王城、汉魏的洛阳城和隋唐的洛阳城遗址，在西安地区开始发掘西周的丰镐、西汉的长安城和隋唐的长安城遗址。他把发掘任务交给王伯洪、王仲殊、马得志等年青的一代。为了表示重视，他还亲自兼任西安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考古研究所又在河南省安阳建立工作站，为殷墟发掘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偃师二里头发现早商的遗址，也因洛阳工作站已经建立，所以能顺利地进行发掘。大规模的都城遗址的发掘，使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现阶级。二十余年以后的今天，除上述各都城遗址继续进行发掘外，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于1983年在偃师发现了另一处早商都城（很可能是西毫)的遗址，城墙、城门、街道、宫殿等遗迹保存得十分良好，使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达到了最高潮。
《夏鼐日记》书目：
夏鼐日记（卷一1930-1935）
夏鼐日记（卷二1936-1941）
夏鼐日记（卷三1942-1945）
夏鼐日记（卷四1946-1952）
夏鼐日记（卷五1953-1958）
夏鼐日记（卷六1959-1963）
夏鼐日记（卷七1964-1975）
夏鼐日记（卷八1976-1980）
夏鼐日记（卷九1981-1985）
夏鼐日记（卷十 生平事迹年表 交往人物索引）
  
免责申明：
万圣书城仅提供下载学习的平台，《夏鼐日记》PDF电子书仅用于分享知识、学习和交流!万圣书城不提供任何保证，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果对您的版权或者利益造成损害，请提供《夏鼐日记》的资质证明，我们将于3个工作日内予以删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