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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道教考古 全6册 2006 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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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中国道教考古》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中国道教考古》PDF电子书全6册，由线装书局2006年出版。
《中国道教考古》是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张勋燎、白彬合著的宗教考古学著作，2006年由线装书局出版，系教育部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中国道教考古》共六卷，1984页，ISBN为9787801063823。该书在2009年获得四川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同年获得教育部第五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
《中国道教考古》以铜镜、印章、造像、简牍、石刻等数十类考古材料为基础，结合道教典籍分析道教起源、教派关系及斋醮仪式等议题，系统梳理了宫观建筑、墓葬壁画等遗迹的演变脉络。书中运用类型学研究方法，解决了解注瓶纪年、镇墓文石刻功能等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并提出了关于天师道起源形成于北方中原地区的新说。本书共收纳二十三篇文章，根据材料地域合编为三卷（南方卷、北方卷和综合卷），汇集了汉墓出土的91条记载地下官员的铭文。 附有近600幅图版及道教考古文献目录，收录东汉至唐宋时期道教遗存的实证材料。张勋燎在20世纪80年代末率先提出“道教考古”概念，本书被认为是该新的宗教考古分支学科的奠基之作。
道教考古是中國宗教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它利用宗教學和考古學的方法研究與古代道教活動有關的遺物遺跡，以達到復原古代道教活動歷史的目的。
《中国道教考古》作者遍查道家典籍、中國考古資料，對道教的起源，不同時期道教不同教派活動的地區和特點，不同時期不同教派之間的關係，道教與其他宗教的關係，造像崇拜的起源和神系的發展問題，道教齋醮儀式、法術，以及道教的注鬼學說和屍解學說等均有獨到見解，是一本研究中國道教史、道教思想與學說的重要著作。同時運用眾多考古材料，如銅鏡、印章、錢幣、造像(石、銅、陶、瓷等質地的各種道教神像)、簡牘、寫紙、石刻(碑刻、墓誌、鎮墓卷、畫像石、刻繪)、陶瓷器、藥物、燒煉用具設備材料，以及宮觀建築、摩崖石窟、壁畫、墓葬等遺跡，對中國古代道教進行了系統地研究，解决了許多考古發現未曾解答的問題，是一本重要的中國宗教考古著作。全書資料詳贍，論證精闢，見解獨到，是迄今為止，海內外第一部專門研究中國道教考古的著作，填補了中國考古學的空白。書後附有“道教考古文獻目錄”與“引用書目”，方便讀者查閱使用。本書適宜於道教史、道教思想、比較宗教學學者以及中國考古學學者使用，也是道觀收藏使用之書。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作为一种宗教，它的构成包括理论思想和具体活动两个方面。以杂而多端著称的道教，包容了古代知识阶层各种不同哲学流派思想和民众的鬼神观念、生活习俗等许多方面的内容，渗透于各种社会活动之中，既是古代各种不同传统文化的集合物，又给予人们的思想行为以广泛深刻的影响。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是古代人们从事各种不同历史活动保留下来的实物遗存，在考古发现的东汉时期道教形成以后的材料中，与道教活动有关的部分，其种类、数量之多，方面之广，是相当惊人的。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最终目的是通过实物史料的研究复原古代历史，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出土与道教有关的遗迹遗物往往有着不同的特点，不仅需要通过整理研究解决某些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划分和分期、分区、发展序列问题，同时还要由现象深入本质，弄清它们的性质、用途、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与之伴出或其他相关的考古材料。中国历史考古学东汉以后阶段的许多问题，从道教的角度来加以认识，常常可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对那些与道教有关的遗迹遗物缺乏深刻的认识了解，甚至完全抛开不管，要想真正解决中国历史时期考古汉唐、宋元阶段的体系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事。宗教考古是中国考古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道教遗迹遗物的研究谈中国宗教考古，那只能产生出畸形儿，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中国历史考古学体系，也不可能是健全和完善的。
从宗教史的角度讲，古代宗教史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两个方面。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相比，虽然往往显得零碎、片断，但它是当时留下的实物，具有直观性强的特点，更加真实可信，而且不断有新的材料发现，可以和文献记载互相印证和补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献记载的内容，补充、修正由于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大量缺漏和错误。考古学本身的任务就在于通过实物史料复原古代历史，完全离开考古材料，单凭文献记载，许多问题一包括道教最初形成的时间和地域，道教的偶像崇拜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这样重大的问题在内一是无法解决的。特别是作为以异常复杂的宗教活动为主而很少顾及宗教哲学理论的民众道教，许多内容在文献记载中很难甚至完全找不到记载，它们只能以实物的形式在地下保存下来。按照学界某些人的观点，时代愈晚，文献记载愈详，有关历史情况在文献中大多可以找到记载，考古材料的价值已经不大了，道教史研究自然也是这样。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一位对明清史很有研究的朋友承担了撰写明清四川史的任务，考虑到道教发展状况应该是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苦于文献不足征，今人有关道教史的论著没有提供多少这方面的成果可以参考，问我考古方面是否有相关的材料。因为当时我刚开始研究道教考古不久，又正在重点研究其他领域的问题，还未来得及研究这一部分内容，知之甚少，愧无以对。后来他的著作出版，对此也就只好暂付阙如了。以后随着自己研究工作的发展，对明代四川道教考古材料稍多关注，发现实际上材料是不少的，打算陆续写几篇东西，也算对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作一个交待。明代距今不过五六百年，在古代史范围内年代是相当晚的了，情况尚且如此，整个道教考古材料对古代道教史研究的重大作用和意义，这个例子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无论是从考古学，还是从宗教学、古代宗教史的角度讲，都需要对考古发现与宗教活动有关的遗迹遗物进行专门的研究。在国家组织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之考古学卷和宗教卷中，在讲到两个学科的分支学科时，都提到了“宗教考古学”，也就很好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国的宗教考古学，无论从考古学还是从宗教学的角度讲，也都不能不包括道教考古的内容。离开在中国土生土长、影响深远、材料丰富的古代道教活动遗迹遗物的研究，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系统的中国宗教考古学。道教考古和佛教考古是中国宗教考古学的两大主干，这应当是不争的事实。
纵观考古学和宗教学界过去的情况，对于道教考古材料的研究和利用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存在问题相当不少。从考古学方面讲，过去由于受到单纯器物形态学观点的影响，对于考古材料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对遗迹遗物外部形态的考察，分型分式，分期分区，判定年代，排出序列，对于它们的性质、用途、发生发展变化的原因，所产生的影响作用等和社会历史有关本质方面的问题则很少顾及。有时虽然注意到了，又苦于缺乏必要的古代历史知识，缺少深厚的文献功底，不能联系有关的文献记载对考古材料作出历史的解释。道教本身是多种古代传统文化的集合体，是很专门很复杂的东西，掌握起来并不容易。不具备道教专门知识，不能很好地运用道书文献材料，对考古发现与道教有关材料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在已经发掘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到底哪些和道教有关，属于道教考古研究的范围，这一最基本的鉴定工作过去做得不多，大量与道教有关的考古材料还没有被识别出来，甚至因不识其价值而存放于文物库房中不为世人所知，有待那些掌握道教专门知识的人再次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发掘。被鉴定出来经过深入研究的，那就更少了。近十年来，情况虽有所改变，考古发现与道教有关遗迹遗物的研究逐渐开始引起学界一部分人的注意，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总的来说工作仍然做得实在太少，和考古材料本身的数量相比太不相称。从宗教学界的情况看，古代道教史作为古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必须同时对有关考古发现的材料加以充分利用，这一根本性的指导思想问题并未引起广泛的重视。不可否认，道教史的研究近二十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在有关的著作中使用考古材料不多，大量可以帮助解决古代道教史问题的遗迹遗物材料还没能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影响到整个古代道教史研究更好地深入发展，这也是应当看到的事实。正如葛兆光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在研究宗教时往往只注意到了那些宗教思想家的思想，却忽略了宗教神谱、仪式、方法。”(《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323页)古代道教史的研究偏重于理论思想，对宗教活动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这里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前所说，考古发现与道教有关的材料，一般都是古代各阶层人士从事各种具体宗教活动保存下来的实物史料，它们正是文献记载中最薄弱的环节。例如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道士和道教信众们的丧葬仪式活动，道书文献记载不多，存在不少缺环，有的记载极为简略，只能提供一些线索，在考古发掘东汉以来的墓葬中，却有极为丰富的遗迹遗物出土。缺乏专门的考古知识，这些材料是很难利用的。道教史的研究者缺少应有的考古学专门知识，是造成上述偏向的一个重要原因。研究考古的人不懂道教史，研究道教史的人不懂考古，这种隔膜是造成大量与道教有关的考古材料不受重视，未能发挥作用的关键。我们需要对道教考古材料作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建立宗教考古分支学科一“道教考古学”。这一任务需要考古学界和宗教学界的共同关注，相互呼应，彼此配合，更需要通过研究者同时掌握考古学和道教史两方面的专门知识的途径来完成。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茂林副研究员在《青城山建福官遗址试掘收获及其意义》一文中曾经讲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涉足道教文化，四川大学教授张勋燎先生早已提出‘道教考古’的课题，这是很有意义的。”(《成都文物》
1993年4期)问题的提出，绝非事出偶然。我在大学本科修的是历史专业，对中国古代历史有浓厚的兴趣。1957年毕业以后，因为工作需要，一直从事秦汉以后阶段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研究和教学，又以“中国铁器时代墓葬考古”为主要研究方向，先后招收了几届研究生。在研究东汉以后阶段墓葬考古材料的过程中，遇到许多看来与道教活动有关的遗迹遗物无法解释，使整个墓葬考古材料的系统化综合研究受阻。于是横下心来，决定非搬掉这个拦路虎不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在系统学习道教基本知识和道教史的基础之上通读《道藏》文献，摸了摸底，从中了解到与道教活动有关的考古材料远不限于墓葬一个方面，也包括墓葬以外的其他不同方面的遗迹遗物；考古发现大量东汉以后的材料，许多都可通过道书文献记载得到不同程度的解释；这些考古材料的正确理解，反过来又可以帮助解决古代道教发展史上的许多问题。通过反复思考和研究实践，最后确定了“道教考古”的研究方向和建立《道教考古学》的课题，发表了一些有关论文，并先后给考古专业和道教史的研究生讲授了《道教考古学概论》专题课，对这一学科概念作了初步的阐述，得到了国内外一些同行们的鼓励。
一门新学科的创建，是一个十分复杂艰苦的过程。在目标确定之后，必须脚踏实地地从一个又一个的专题研究开始，经过长期的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有了丰厚的积累，然后才能连点成线，连线成面，连面成体，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和浮躁。十多年来，我的研究工作一直主要围绕道教考古这一中心展开，在对以公开发表为主的考古材料进行广泛的识别和收集的基础上，归纳出数十个专题加以研究，从具体材料到研究方法的摸索也都形成了若干看法。本书选辑了有关的专题研究论文二十三篇，文字部分约一百二十万言，图版五百余幅，内容涉及墓葬、宫观建筑、石窟、碑刻、简牍、画像、雕像、印章、铜镜、符牌等不同方面的遗迹和遗物，上起东汉，下迄于明，几乎涵盖了各个不同时段的材料。书中内容绝大多数皆属新作，一部分过去曾经发表过的，这次收录时也经过了增订修改，有的几乎完全是重写。总之，我们始终坚持无新说不成文的原则，蹈袭抄撮之事，在所不为。
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大都是多种学科知识交叉的结果。我们的研究，以道教、道教史和汉唐考古的交叉结合为中心，同时利用宗教学、考古学、金石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多种学科知识方法，对考古材料进行综合研究。在分析材料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在结合文献记载对考古材料作出历史的解释基础之上，尽可能地揭示出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古代道教史上的问题，对古代道教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通过东汉魏晋南北朝墓葬出土的多种我们称之为“解注器”的研究，提出了初期天师道最初是东汉明帝时在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形成的，再先后向西面、西南面和南面三个方向发展。大约在顺帝年间，一支经过汉中进入四川发展成为五斗米道；另一支经过安徽发展到长江下游的江苏等地，为六朝时期江南道教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再有一支则在汉末三国时期沿丝绸之路向西发展到了青海西宁等地，两晋十六国时期在以敦煌为中心的甘肃境内得到较大的发展。而中原地区的道教，至魏晋已大大衰落，到北朝新的教派兴起之后，才又再度兴盛起来。通过对安徽、湖北、江西等地孙吴两晋墓出土墓券、简牍宗教性质的识别，确定了一批墓葬的道教性质和部分墓主的道士身份，对东汉末年中原早期天师道南传和五斗米道由四川沿江东向发展至江南地区的一些活动情况，提出了新的看法。通过北朝碑刻和造像材料的研究，提出新天师道和楼观道两者的更替与它们对待佛教各自不同的态度直接有关，实质上是特殊民族矛盾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政策的产物。从隋唐两宋墓葬出土“镇墓真文”砖石刻不同类型和地域分布情况，提出隋唐时期北方上清派和灵宝派彼此界限甚严，各自的活动范围明显不同，上清派主要在以东京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境内，灵宝派主要在以西京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地区流行。经过唐末黄巢起义僖宗入蜀，两派在北方的中心也都转移到了川西的成都地区并呈融合之势，其中一部分融合形成了文献中不见明确记载的“太上真元大道”（很可能是金元时期“上方真元道”的前身）新道派。…凡此种种，多为学界所未道及，或与成说有异。虽未可视为定论，以实物资料为依据，作为问题提出，亦可供研究者之思考。
《中国道教考古》书目：
中国道教考古 1
中国道教考古 2
中国道教考古 3
中国道教考古 4
中国道教考古 5
中国道教考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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