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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沅陵窑头发掘报告：战国至汉代城址及墓葬 全2册 2015 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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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窑头发掘报告：战国至汉代城址及墓葬》介绍了窑头古城及其墓葬的考古收获具有重要意义。从古城及墓葬的排序来看，与沅水流域其他同类遗存一样，再一次证明了楚国对湘西边陲的开发，是始于战国早期，而大规模地建城和实施行政管理，则是在战国中期。目前在沅水和澧水流域，发现了不少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城，与澧水下游不一样的是，沅水流域和澧水上游，自楚国开发以来，就一直是楚国西南的重要地理单元，而且楚国在灭亡之前仍然有效地管理着这片地域。战国晚期，秦楚之间战争频繁，沅水流域自然是处在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上，所以战国晚期的考古遗存中出现了一些秦文化的因素，从战国晚期墓葬的排序和随葬品组合和形态上清楚显示了秦文化的出现和变化的过程，为困扰多年的湖南楚墓、尤其是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墓葬的断代和性质的认定提供了一杆标尺，这样的成果为正确认识战国秦、楚之际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沅陵窑头古城一带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是五强溪水电站工程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最为重要的一环。这一工作大致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了，真正的田野发掘则主要集中在1990~1992年这几年。随后，2002~2003年对城址及外围墓葬也做过发掘工作，不过规模并不大。尽管做了这些工作，但对于一座城址和周边墓地的考古来说，还是很有限的。这些有限的工作提供了关于战国秦汉时期沅水中游窑头古城及其周边遗存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对于了解那个时期的湘西边陲社会与文化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窑头古城坐南朝北，北面临河，是沅水中游一带面积相对大一点的河谷阶地，它的对岸是南溪河，窑头古城的下游10千米处，则是西水与沅水的交汇处，西水直达湘西腹地，并与鄂、渝、黔山水相连。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窑头古城在古代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文献史料中，有关窑头古城为“秦黔中郡故址”的记载早已成为一桩历史公案。就考古发现的情况而言，窑头古城的始建年代基本可以定在战国中期，不过，作为聚落，其年代还要早一些，或许要到战国早期。这个古城的延续时间则由战国晚期、秦朝而到了西汉，至于何时废弃，报告给出了汉初的判断，但还只是判断，无法成为定论。关于窑头古城的年代、性质、结构布局及其历史变迁，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将来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由于考古发掘的面积或地点所限，古城内秦汉时期遗存的最晚堆积尚不清楚，所以单从古城现有的发掘来推断古城的废弃年代，目前还缺乏证据。古城周边的墓葬，报告给出了详细的分期，随葬日用陶器墓葬的年代从战国早期延续到秦代，之间没有缺环；随葬仿铜陶礼器的墓葬分为六大组，其年代序列为：战国中期前段（一组）、战国中期后段（二组)、战国晚期早段（三组）、战国晚期中段（四组）、战国晚期晚段（秦统一之前，五组)、秦代（六组），也没有缺环。但是，汉墓的分期却只有西汉中期、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三个阶段，唯独缺少西汉早期的墓葬。而从古城遗址的发掘来看，城内是有西汉早期遗存的。由于考古发掘的偶然性，可能导致西汉早期的墓葬没有发现和发掘，但这座古城何时废弃，仍然没有确凿证据。西汉早期，长沙王吴臣之子吴阳封为沅陵侯，时间是公元前187年，吴阳在位25年而于公元前162年去世，埋于沅水与西水交汇处沅水左岸的虎溪山，这个位置距窑头古城有10千米，为现沅陵县城关所在。沅陵侯历三代而亡，时间是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这个年代依然是西汉早期。西汉早期的县治与沅陵侯府是什么关系，还不得而知。关于黔中郡的问题，就目前的考古成果而言，窑头古城与楚、秦黔中郡治的关系尚没有证据，因而也无法得出结论，看来所谓黔中郡之谜暂时还不会揭开。文献史料的弊端其实与考古资料一样，都是零星而不完整的。即使如《史记》这样的文献，也有不少抵牾和谬漏，何况《水经注》及其更晚的文献。显然，从窑头古城的考古还无法论证楚、秦黔中郡之历史真实性，就像无法从《史记》来判断所谓黔中郡的历史真实性一样。
撇开这个问题不谈，窑头古城及其墓葬的考古收获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提供了了解战国秦汉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许多真实的情况。从古城及墓葬的排序来看，与沅水流域其他同类遗存一样，再一次证明了楚国对湘西边睡的开发，是始于战国早期，而大规模地建城和实施行政管理，则是在战国中期。目前在沅水和澧水流域，发现了不少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城，与澧水下游不一样的是，沅水流域和澧水上游，自楚国开发以来，就一直是楚国西南的重要地理单元，而且楚国在灭亡之前仍然有效地管理着这片地域。战国晚期，秦楚之间战争频繁，沅水流域自然是处在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上，所以战国晚期的考古遗存中出现了一些秦文化的因素，不管史书如何记载，这个时期秦、楚在湘西沅水流域一带定然有了实质性的接触，而这种接触，从具一定数量的兵器来看，显然是有战争发生的。本报告对战国晚期墓葬的排序和随葬品组合和形态上也清楚地显示了秦文化的出现和变化的过程，为困扰多年的湖南楚墓、尤其是战国晚期至秦代时期墓葬的断代和性质的认定提供了一杆标尺，这样的成果为正确认识战国秦、楚之际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窑头考古的成果还提供了一种历史大视野，即认识由华夏边缘到华夏内陆所具有的动态历史过程，认识多民族文化融合与变迁的动态历史过程。商周时期的沅水流域，即使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也只是文化因素的某些传播而已，中原商周王朝是没有对这里行使管理权的。五代后晋天福五年《复溪州铜柱记》中说这里“牂河接境，盘瓠遗风，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以之要服…”。正是楚国对这片地域实施了开发，设立郡县，在行政上实施有效管理，才将其成功纳入国家序列。及至秦朝，这里是洞庭郡的辖区，中央朝廷对它的管理可谓不遗余力，从龙山里耶秦简的内容上即可知晓当时管理的细密与严明。西汉时期更是实施王朝国政的重要地区，沅陵侯吴阳墓的考古发掘成果即可印证这一点，西汉时期这里不仅是武陵郡的辖区，同时也在长沙国的势力范围之内，长沙王墓出土了一批关于沅陵以及有关沅水一带县级行政单位的器物，也证明了国家权力对这个区域的有效管理。凭借着这样的行政手段，进而促使了这个地域在文化和族群的变迁，促成了土著族群与外来人群的融合。这个融合的过程，显然是从战国开始的。窑头的墓葬中，确实出土了一些与楚文化不太一样的器物，比如宽格扁茎短剑就与楚式剑判然有别，随葬这种器物的墓多为覆斗形墓坑，有的仅随葬一两件兵器，或共存单件的陶罐、盂、豆等，也与楚式器物不一样，这批墓葬还大致具有相对集中的墓区。对于这批墓葬的族属，到底是濮？苗蛮？还是百越的一支？它与后来的五溪蛮是否有关系？还一时无法断定。无论如何，楚文化和非楚文化在这里接触乃至共处却是不争的事实。及至后来，秦文化因素涌现，到西汉时期，又被典型的汉文化所取代，由这些考古的实物，折射出这个地域由边陲到内陆的过程，由着这样的过程，要服之地湘西迈上了多元一体的中国化历史进程。
《沅陵窑头发掘报告：战国至汉代城址及墓葬》书目：
沅陵窑头发掘报告：战国至汉代城址及墓葬 上册
沅陵窑头发掘报告：战国至汉代城址及墓葬 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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