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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丝绸艺术 全1册 2012彩图高清
中国丝绸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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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丝绸艺术》PDF电子书全1册,由外文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2012年联合出版。r52万圣书城

《中国文化与文明:中国丝绸艺术》约42万字,主体部分共九章。卷首的两篇文章由中、美丝绸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撰写,纵论中国丝绸艺术发展的历史背景、人文环境及其演进轨迹。主体部分由中外丝绸学界一流学者分章执笔,各章从文化史、艺术史的角度,对自新石器时代至20世纪初中国历代丝绸的织造技艺、艺术特色、生产格局、造作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时尚和域外艺术对其发展的影响作出深入浅出的系统解说。中外著作者还以不同的视角对数千年来中国丝绸广泛传播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作了明晰的阐述。r52万圣书城
《中国丝绸艺术》随文配图约650幅,以互证互补的形式展示、阐释海内外珍藏的著名传世品和上世纪以来重要的考古收获。织物图片选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英、法、加拿大、俄罗斯、日本、奥地利等国文博机构及个人收藏,不少是此前从未发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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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丝绸艺术》出版说明:r52万圣书城

中国丝绸与中国文明一样古老。自新石器中期之后数千年来,中国丝绸就是中华物质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各阶层——从蚕丝生产者到穿丝绸衣服者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在古代社会,丝绸不独是名贵的物料,更因它的特殊质感和美感令人喜爱。在重视礼仪的周代(约公元前1046~前256年)丝绸和玉器是贵族和士大夫阶级互相馈赠的高级礼品。美玉被雕琢成各种具有象征性的形状,而丝绸则被织上或绣上各种有意义的图案。r52万圣书城

目前所见的早期丝织品之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战国中晚期(公元前四至三世纪)楚国的丝绸。这些织物多数在湖北发现,而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江陵马山楚墓遗址出土的一批。其中实物在本书第二章有图片和论述。它们的设计图案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由几何图案构成—斜线在不同的点相连,组成规则的或锯齿状菱形格,或相互交错的“T”字型单位(图230、2-32)。这些图案是在织物上最容易构成的,但可以演变成为相当复杂的花纹。在楚铜镜的背面亦往往见到从织物图案借用为铜器的纹饰。r52万圣书城

另一种楚帛的花纹见于刺绣。它们更加自由,更具想像力。在这些看似毫无规律但很雅致的花纹中,一条纤细的缠枝会在某些点上变成动植物图纹,比如在其延伸末端织绣出一只雄伟的鸟或一小片叶子(图2-43ab、2-46)。这种图案使人们想起保罗·克里的某些绘画作品,令人不仅要问是否在不同文化领域里,人们的视觉也会有某种时不时呈现的“普遍下意识”。然而,这些图案所激发的直接联想则是《楚辞》,因《楚辞》在捕捉诗人自己的想像并使之成为穿越时空的冥想方面极富特色。类似的奇伟想像见于楚国时期保留下来的丝绸纹样和漆器装饰图案上。中国早期绣品采用锁绣针法,刺绣纹样则允许绣工采用本地区当时流行的其他视觉艺术的风格与图案。r52万圣书城

中国之外楚国丝绸的发现证实了古代贸易之路的漫长,以及他国人对这些丝织品之美及价值的鉴赏。这里最为著名的例子是那些发现于靠近中哈、中蒙边界,为冰雪覆盖的巴泽雷克冢墓中的丝织品。但在此处与南方丝绸产区之间广大地区同类物证的缺失,意味着我们还无法对某些耐人寻味的问题给出明确答案:这些丝织品是什么人、如何和通过什么途径带到那里的?到汉代,特别是公元1世纪之后,丝织品传输的路线明确多了。这里,有关西域(横跨今新疆及其以西地区)的历史记载可作印证。迄今考古发现的汉代丝织品遗迹大都来自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南北沿,即人们所统称的“丝绸之路”上的绿洲。所有主要定居点和贸易中心都是沿这两条路线分布,学者对从这些地方发现的高档丝织品已进行了充分的研究。r52万圣书城

最为富丽的东汉(公元25~220年)丝织品是厚重的平纹经锦,上有重复的宽条纹,其代表性物证发现于昆仑山南麓的丝绸之路南线西段。此类发现中,技术与艺术两方面最为精绝的例子可能是本书第三章谈到的新疆民丰尼雅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图3-5)。这件织物体现了东汉织锦所有重要的特征。第一,它有五组彩色经线,代表了那个时代彩色经显花织品所能达到的最高技术水平。第二,其图案是东汉织锦典型的设计—一翻腾的云纹及各种想像中的鸟兽,其构思也许受到楚国早期刺绣中的云龙纹启发。事实上,翻腾的云纹也见于洛阳西汉晚期或公元1世纪墓葬的壁画与墓砖画。更为有意思的是同样的云纹还见于中亚当代金属工艺品上第三,图案中色彩的运用富有装饰性,就是说,其色彩的运用不局限于鸟兽的自然色彩。这种色彩的装饰性运用代表了汉代中期绘画艺术的另一个特点,相同的用法也见于草原艺术,如巴泽雷克冢墓出土的毛毡。但是最具特点的色彩运用还当属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布满织品横幅的五个圆圈,据其铭文称,它们用来代表同时出现在东半球天空中的五个行星—其中有些也可以在图3-6中看到。此种在丝织物上对某一天文瑞象的赞美反映了汉代天人感应的理念。正如第三章所述,汉代丝织艺术品的铭文中包含许多对福禄寿喜的期望。其中有些此类期望现今犹存。r52万圣书城

汉帝国覆亡后的时期,可以看作是文化逐渐转型的时期,这一时期,原生活在中北亚的各民族的大批涌入带来新的织作技术,尤其是纬显花技法和经中亚改良的希腊及波斯装饰图案的题材。图4-3展示的这两种主题创新是迄今所知最早例子之一。这是一件纬显花锦,上有公元3世纪前常见于汉代丝绸花纹的主题,只是其动物主题中包含所谓“回马箭”(骑在马上的人回身射箭)。另外,整个图案中多处布有看似汉字的各种符号,但很显然,它们是出自某些不识汉字的人之手。此件艺术品极可能是在丝绸之路上某处作坊织作的,也许就在营盘,因它是在那里发现的。其发现地点,以及它的技术和设计特点证实了公元三至五世纪中亚丝绸之路上各绿洲城市之间文化与民族的融合。事实上,那时自由的思想交流确有可能带来崭新的丝织风格,这种发展对之后数百年东西方丝织艺术产生了持久的影响。r52万圣书城

套染法是公元1世纪时中亚采用的一种特殊装饰工艺,此种工艺在公元三至五世纪时发展成中国印染的技术体系—染缬(包括蜡缬、绞缬和夹缬)。套染法可能传入印度,在那里用于印染棉织品。早在公元5世纪之前,染缬丝绸开始在新疆东部生产,到了唐代染缬丝织品已成为中国产织物的主要门类之一。尽管内地染缬织物的生产后来衰微了,但在西北,以及西南地区,此传统得以继续,在靠近印度的地方,染缬的棉织品迄今还在生产。那一时期,刺绣继续发展。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r52万圣书城
那发现的公元5世纪的一些绣品,显示出它们与楚国地区绣品的联系,尽管其质量略差(图4-12)。但另一件为北魏王室制作的绣品则显示出极高的艺术水平(图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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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说,汉代之后中国丝织业最重要的创新是纬显花技法的逐步采用,最终导致斜纹纬锦的出现。锦成为中晚唐厚重丝织品的常见品种。四川地区生产的蜀锦在当时极为著名。此时,来自中亚的艺术影响同样深远,其最显著的表现是联珠团窠纹的盛行,此种团窠纹在唐代织物,如锦缎上无处不见。传入中亚之前,此种联珠环纹样已在波斯萨珊王朝出现。在唐朝的几个世纪中,从西域引进的丝织技法和纹饰,如纬显花和联珠团窠,都渐有改进。在中国,联珠团窠逐渐演变成团花(图5-18、5-21与此同时锦织物派生出一个被称之为辽式纬锦的新品种(因其首见于辽地而得名)。r52万圣书城

我们从赵丰先生所撰第五章可知,唐代另一类华丽丝织品涵盖各类绫缎。有意思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和元稹都津津乐道地描述了一种叫做缭绫的丝织品。辽(公元907~125年)与北宋(公元960~127年)都崛起于唐王朝灭亡之后,可以说它们分别代表了草原文化和中国中原文化—两种在唐朝统治时期被成功融合的文化。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两个王朝相互共存,但又各自心存芥蒂。尽管它们各自风俗习惯迥异,但仍有许多共同点,包括酷好丝绸和陶瓷。造成此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辽朝统治者——契丹人对现今河北省定州地区发动的周期性侵扰,而数百年来,定州是许多工艺美术品的生产中心。无疑,那些非比寻常的辽国产华丽丝织品和瓷器,是由被原先并无这种艺术传统的契丹人掠走的中国工匠制作的。由于迄今未有北宋织物出土,但是,考虑到宋辽丝织品具有共同技术特点,并且纹样亦采用一些共有的题材,如龙凤之类,只是风格上呈现出巨大差异,所以,我们不得不借助辽地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来研究十至十二世纪时期中国丝绸的艺术特色。对这些既相同,但又具有明显差异的特点的硏究是很复杂的,因为辽地发现的某些织物很可能是通过与宋地贸易而来,也有可能在内蒙古出土的某些丝织品(见本书第六章)原本就是宋地生产的。r52万圣书城

辽代丝绸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黄金的使用。用于辽代丝织物和绣品上的金线,非常纤细。在出土的织物上缠绕在丝线上的金箔的背衬细到用肉眼几乎看不到任何痕迹,仿佛这些金箔是直接包裏在丝线上的。与唐代金线刺绣相比,有巨大的进步。出自西安附近法门寺地宫中的一些钉金绣绣品,具有唐末辽初金绣的特点。r52万圣书城

缂丝宋辽都有生产,但它并非始自中国。把缂丝从中亚带到中国内地的很可能是维吾尔人。大约在公元10世纪中叶,柯尔克孜人把维吾尔人的先祖逐出他们在蒙古奥尔罕流域的家园。他们有的在新疆吐鲁番地区重新定居下来,并变成商人;剩下的维吾尔人散居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r52万圣书城

据称,北宋时期定州地区开始生产缂丝。这一时期的缂丝继承了某些中亚地区技术和绘画特色,但为适应当地人的趣味作了某种改良。从中世纪到公元14世纪,中亚缂丝使用较粗的线和特殊的编织法,如缠织法(即将纬线反复缠绕在一条经线上,或者连续缠绕在旁边的经线的上行或下行)。这种织法使缂丝能表现出和图案配合的纹理,如图6-32所示,中亚艺术中自由运用色彩的传统得以继承下来。r52万圣书城

从辽代产品可以看出,晚期的缂丝表面平滑—缠绕纬线所产生的纹理不见了,缂织出的叶子形状变得写实,成为绿色。这种缂丝织作风格完全适合于表现中国绘画。的确,南宋以降所流传下来的最美的缂丝画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绢本绘画(图6-336-34、6-35)。r52万圣书城

辽宋之间,文化上的差别也反映在另一种它们所共有的织物—平针刺绣上。宋朝的刺绣经常再现中国的平静山水或庆典场面,而辽代刺绣,即便是受中国艺术品原件启发,也着力展示一种草原居民活力的自然之力。公元12世纪初,女真人占领了中国北部的辽地,并继而统治了宋朝的北方地区,包括中华文明腹地最重要的河南和陕西。随之而建立的金朝接受并适应了辽宋丰富的文化传统—文学和视觉艺术传统,包括纺织品。金代最吸引人的织品,是那些上面带有不断重复的富于表达性图案的织锦或织金织物(图6-25、6-26)。在中国通史中,元朝紧随宋朝,或更确切地说是南宋(公元127~1279年)之后。但这种排序仅指中国南方而言。在北方,金朝早在公元13世纪上半叶就被蒙古人推翻,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元朝之前,蒙古人已统治中国北方达几十年。而在较为近期的历史书中,包括本书,元朝统治时期涵盖从金朝溃亡(发生在公元1215年至1234年)到南宋灭亡,直至明朝建立的整个历史时期。r52万圣书城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为复杂和耐人寻味的历史时期,一个还需历史学家们充分研究的时期,尽管过去个世纪以来在这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撇开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不论,元朝仍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史(包括丝绸艺术史)上一个最为活跃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蒙古占领者把中亚、西亚最卓越的工匠带入中国内地,而这些工匠给中国艺术带来了新风格和新技艺。可能大蒙古帝国统治时期所产最为绚丽的织物是织金锦缎,即波斯语中的“nasj”和汉语中的“纳石失”。织金锦缎因马可·波罗和诸多基督使者及传教士的报道而闻名于世,它首先产自中亚东部和蒙古人设立的不同织作中心。但随着忽必烈在公元13世纪建立元朝巩固了他的统治以后,织金锦缎的主要生产中心便移到了华北,在大都(今北京)和其他地区建立作坊。当然,织金锦缎在大蒙古帝国许多其他地方,特别是位于现今伊朗的伊尔汗国,也有生产,但我们对其作坊的具体位置不甚了了。鉴于其用材的珍贵和草原人民对黄金的偏好,蒙古宫廷贵族对织金锦缎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喜好,这也说明为什么它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蒙古宫廷的范围。织金丝织物对欧洲,特别是意大利的出口,对意大利和其他地方后期丝织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r52万圣书城

丝织品征服蒙古人还有其纯美学的原因。遵文宗皇帝(公元1328~1329年在位)诏命而编著的《皇朝经世大典》绘画章第一段、或前言中写道:“古之象物肖形者,以五采章施五色,日绘、绣而已,其后始有范金埏土而加之采饰焉。近代又有织丝以为象者,至于其功益精矣。”的确,元代所有皇帝和皇后的肖像都是缂丝的。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绘画肖像仅仅是已完工缂丝画的草图,而更为不幸的是没有一幅元代缂丝帝后像(御容)被保留了下来。现今仅知的一种《皇朝经世大典》记载精确尺寸的缂丝画是幅曼陀罗,其下角处有作为供养人的两位皇帝和他们的后妃像。文宗像(二帝中左侧的一位)的细部印证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他的画像。r52万圣书城

中国和国外各博物馆收藏中,有摹缂宫廷画的册页和扇面的缂丝画。由于其非比寻常的高品质,它们都被认为出自宋代。但考虑到元代宫廷织匠的高超技艺他们的作品包括上述提到的大幅曼陀罗——以及元皇室成员对中国绘画表现出的极大兴趣,极有可能这些摹缂宋画的缂丝画中,有些其实创作于元代晚期。其他缂丝画和奢侈品的主顾,多为掌控淅江沿海及长江沿线港口靠一本万利海上贸易生财的富有商人。这些商人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他们收藏绘画和书法作品,赞助文学家、乐师和画家,包括那些不靠卖画为生的所谓土人画家。r52万圣书城

明代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迎来基于辽宋创立并延伸至整个元代的传统的丝织艺术的最后个繁盛期。这一时期绚丽的丝织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主要采用平绣法绣制的丝绸绣品和各种花缎。这些用平绣法绣出的绣品展示出某种在元代便广受欢迎的明暗对比,而斜纹缎则展现出其自唐代以来的不断发展。由于永乐皇帝笃信佛教,所以,他统治时期最美的丝织艺术品则大多为佛教题材(图855)。r52万圣书城

自明代中期至清代,丝绸业的中心越来越集中于中国南部的江苏和淅江两地,其中以苏州和杭州最为出名。明代提花织机设计上的进步,使同一作坊能够批量生产多种丝织品,包括缎、绫、绮和锦。r52万圣书城

明代一种尤为华丽的丝织品是用金线或彩线织花或牧花的纱和罗。一个极为出色的例证是在明神宗(公元1573~1620年在位)墓中发现的红地奔兔纹织金纱袍(图8-31)。此件织物反映了明代织物上经常采用的一种典型纹样设计,即图案的独立主题,如奔跑的兔子和祥瑞符号,在织物上均匀布置,其布局则疏密有间。在彩锦上,纹样设计往往呈现连续不断的几何形状(图8-38)。在任何一种与明皇室有关的织物上,单元纹样通常都带“寿”字和龙的形象。事实上,同样的题材也用于明皇室使用的所有器物瓷器、玉器和漆器。在嘉靖朝(公元1522~-1566年)和万历朝(公元15731620年)尤为如此。r52万圣书城

明代,特别是明中晚期,仿画刺绣和丝织品的产量大幅度增加。那时的织匠和绣工似乎被重现绘画作品的挑战所诱惑,绣织的绣品和缂丝画不经意就采用了绘画工艺(图8-53、8-47)。的确,用织锦再现大幅绘画可能被明代织匠看作是无与伦比的成就(图8-42)清代前期百年的丝织艺术基本继承了晚明的技法和风格。刺绣在技术上有所改良,但无大的创新。此外,乾隆朝(公元1736-1795年)中期之后,中国丝织艺术出现了快速的退步,这也反映了其他各类装饰或工艺的退步。r52万圣书城

两位自20世纪中期就献身清代丝织科技艺术研究的中国学者黄能馥、陈娟娟伉俪,在第九章对清代丝织艺术作了详尽的叙述。令人遗憾的是陈娟娟女士在完成初稿后因病辞世,没能看到本书出版。r52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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