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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陶瓷图典 全1册 2010彩图高清
故宫陶瓷图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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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陶瓷图典》PDF电子书全1册,由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出版。mie万圣书城

经过明、清26代帝王在540多年间的积累,至清代灭亡时,皇宫内保存的陶瓷器达数10万件之巨。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这些瓷器中的绝大多数分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另有一部分暂存南京博物院,国内外其他一些博物馆及私人手中也有零星收藏。仅故宫博物院即收藏原清宫旧藏瓷器约32万件,其中包括大量闻名于世的珍品和孤品。如:唐代邢窑白釉花口碗,造型优美,釉色洁白如雪;宋代汝窑天青釉樽,釉呈淡天青色,釉面开有细碎冰裂纹,给人以恬淡雅致之美感;宋代哥窑鱼耳炉,造型古朴,“金丝铁线”交织如网分割釉面,妙趣自然天成;宋代官窑弦纹大瓶,釉色粉青,釉层肥腴,充分体现出官窑青瓷美若古玉的特点;宋代钓窑出戟尊,釉色月白,古朴典雅;宋代龙泉窑青釉凤耳瓶,釉色青翠,美若翠竹;宋代定窑孩儿枕,釉呈象牙白色,以胖娃的背部作枕面,憨态可掬;元代蓝釉白龙纹盘,以天然蓝宝石般的釉色衬托白龙,异常醒目;明代永乐青花压手杯,砂足滑底,造型稳重,是目前仅见的署永乐年款的永乐官窑青花瓷器,弥足珍贵;明代宣徳青花梵文岀戟盖罐,造型奇特,青花发色艳丽,是皇家设置坛场的法物;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造型娟秀,胎薄体轻,色彩淡雅,备受后人赞赏;明代弘治黄釉描金双兽耳罐,釉色娇嫩,金彩熠熠,是皇家祭祀用器;万历五彩镂空云凤纹瓶,色彩绚烂,华丽至极;清代康煕紫红地珐琅彩缠枝莲纹瓶,色彩逼真,传世仅此一件;凊代雍正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胎体薄如蝉翼,绘画精细入微,可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乾隆各色釉彩大瓶,形体高大,集各种釉、彩于一体,博得“瓷母”之美誉。mie万圣书城

1949年以后故宫博物院新入藏的陶瓷器中亦不乏精品,其中有些原本就是清宫旧藏品。例如,国家曾将末代皇帝溥仪出宫以前抵押在盐业银行的部分瓷器,复拨给故宫博物院收藏。mie万圣书城

著名古陶瓷收藏家、鉴定家孙瀛洲先生(1893~1966年)在从1956年至1966年的10年间里,先后将个人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捐赠给故宫博物院,陶瓷器占2000多件,其中有25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mie万圣书城

陈万里先生(1892~1969年)是中国近代一位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1949年奉调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工作,任研究员。从1954年到1959年共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了139件(套)文物,其中陶瓷器136件(套)韩槐准先生(1892~1970年)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祖籍海南省文昌县,是一位从割胶工人出身而成为考古学家的传奇人物。1970年10月2日病逝于北京肿瘤院,享年78岁。韩槐准先生曾在新加坡生活47年,对种植业、药剂业及历史研究,都有一定贡献。其最大成就是在考古领域,他也擅长摄影,是一位又“博”又“专”的奇才。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韩槐准先生的陶瓷研究享誉国际。他是“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其坐mie万圣书城
落在新加坡的寓所取名“愚趣园”,成为文人墨客、专家学者及艺苑名士经常聚会之处,这些名人包括郁达夫、徐悲鸿、刘海粟及许云樵等。1962年,70岁高龄的韩先生携夫人及子女返回祖国。他将在南洋所收集的中国外销陶瓷,全部带回祖国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曾受聘出任故宫博物院顾问,重点负责明清陶瓷硏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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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葆昌先生(1867~1940年)曾任故宫博物院陶瓷、书画审查委员会委员,是著名的瓷器专家,于抗战期间去世,他收藏的瓷器、书画精良。抗战胜利后,他的家属遵照郭先生的遗嘱,在1946年2月将其藏瓷427件捐赠给故宫博物院。mie万圣书城

如今,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中国陶瓷可谓自成一体,从新石器时代陶器到现代陶艺家作品,无所不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陶瓷生产8000多年连绵不断的历史。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值得人们不断地去整理研究发扬光大。mie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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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陶瓷图典》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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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基础上创立的中国最大的古代艺术品宝库,其文物收藏是建立在原清宫旧藏基础上的。由于日本侵华、故宫文物被迫避敌迁移,及解放战争国民党败退台湾时部分文物迁台,致使原清宫旧藏文物分藏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故宫博物院南京办事处(原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朝天宫库房。原淸宫旧藏文物存放在台北故宫的有近60万件,存放在南京的有10万多件。目前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50万件文物,其中约85%系原清宫旧藏。150万件文物中陶瓷器约占35万件,而且陶瓷藏品中的绝大多数为原清宫旧藏的宋代“五mie万圣书城
大名窑”瓷器及明、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御用瓷器(俗称“官窑”)。1949年以后,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拨交、私人捐献以及流散文物征集等渠道,原清宫旧藏陶瓷得以充实、补缺。故宫博物院所藏中国古陶瓷的最大特点是流传有绪、品种齐全、数量庞大、质量精湛、真实可靠,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博物馆或美术馆所藏中国古陶瓷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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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数千件基本完整的古陶瓷实物资料和从全国各地150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古陶瓷窑址采集回的3万多片古陶瓷残片标本。mie万圣书城
从现有的实物资料看,宫廷使用和收藏陶瓷器至迟可上溯至六朝时期。1997年6月至9月,考古工作人员在湖南省湘阴县城沿江马路清理了一座在地层叠压关系上属于隋代龙窑打破南朝龙窑的窑头部分,在隋代龙窑上积压有零星的初唐时期窑业堆积,堆积物中出土了一件做mie万圣书城
工精致、底部刻划“官”字款的匣钵,同时在隋代龙窑下面的南朝堆积层中,发现内底印有“太官”字样的青瓷碗。另外,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隋末至初唐湘阴窑青瓷碗,碗内底中心印有“大官”二字。“太官”亦作“大官”,官名。秦有太官令、丞,属少府。两汉因之。掌皇mie万圣书城
帝膳食及宴享之事。北魏时太官掌百官之馔,署光禄卿。北齐、隋、唐因之。宋代以后,皇帝膳食归尚食局管理,太官只掌祭物。由此可见,湘阴窑在南朝至唐代曾经烧造过专供朝廷和官府使用的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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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时期,朝廷曾诏令一些产品质量优良的窑场烧造贡瓷,唐·李隆基撰、李林甫注《大唐六典》、唐·李肇撰《国史补》、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有河南、浙江向都城长安进贡白瓷和青瓷的记载。如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大唐六典》即记载了邢州瓷器人贡情况,其卷三曰:“河北道贡……恒州春罗孔雀等罗、定州两窠细绫,怀州牛胶、洺、博、魏等州平绌、邢州瓷器。”唐代河北內邱邢窑曾烧造过署“盈”字“翰林”款的精细白瓷,这类白瓷在唐代长安大明宫遗址、西明寺遗址等皇家宫殿寺庙遗址及唐墓中均有出土,应是唐代宫廷内皇帝私库“百宝大盈库”和负责承旨制诏的“翰林院”专用器的标志。《旧唐书·食货志》载:“开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剩田,邑役伪滥,及逃户许归首,免五年征赋……时又杨崇礼为太府卿,清严善勾剥,分寸锱铢,躬亲不厌……又王进计,奋身自为户口邑役使,征剥财富,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新唐书·食货志》载:“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入,是时京师豪将假取不能禁,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存其多少。”当时的大盈库是皇宫内最大、储存财物最多的宝库,库内财物只能由皇帝一人所支配使用。mie万圣书城

唐初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当时是以艺能技术见著召于翰林院供奉之职,并非为文学侍从而设。至玄宗时置翰林待诏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诣,其职始重。玄宗又特置学士院,并兼翰林之职,遂称为翰林学士,侍直禁廷,专司制诰,甚至参议机密。其后翰林学士之职渐为显赫,历代相沿,变成了文学、儒臣官职。翰林学士的朝参及官服等班序,都与诸官员中知制诰者相同。翰林院的具体位置是在大明宫右银台门以北的西城内,1984年7月和1993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对翰林院遗址进行了发掘,对其建制与规模基本搞清。mie万圣书城

五代至北宋早期,吴越国钱氏统治者为了保全一隅江山,曾向中原朝廷大量进贡越窑青瓷或秘色瓷。《宋史》、《宋会要》、《十国春秋》等均有记载。如《宋史》(卷四百八十,吴越钱氏)载:“太平兴国三年三月……俶贡……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十事mie万圣书城
·*,,乾德四年……惟治又献……扣金瓷器万事……”《十国春秋》(卷七十九,吴越文穆王世家)载:“清泰二年,王贡唐…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宋会要》载:“开宝六年二月十二日…钱惟濬进……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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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朝廷先是诏令几个烧瓷质量较好的窑场如定窑、耀州窑等烧造贡瓷,后又专门设立汝窑、钓窑、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等官办瓷窑,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官窑瓷器一旦烧成,就经严格挑选直入宫廷,一般不得作为商品岀售,落选者也要砸碎后集中深埋,不得流入民间元·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引南宋·叶寘撰《坦斋笔衡》“窑器”条云:“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日越窑,不复见矣。”2个别官窑瓷器只有在“供御拣退后方许出卖”。如南宋·周辉撰《清波杂志》卷五云“辉出疆时,见彼中所用定器,色莹可爱…又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mie万圣书城

北宋时期个别皇帝对古器皿也嗜好成癖,其中以徽宗皇帝尤甚。当时,士大夫之家凡有古器皿都要悉数献出,不得隐藏。好事之徒为巴结有权势的人,不惜重金搜求,一器有值千缗者。宋·叶梦得撰《避暑录话》(卷下)曰:“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塚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干载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4以帝王的名义搜集古器皿自然容易,而且所得皆为精品“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金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塚墓,破伐殆尽矣。”且“独政和间为最盛,尚方掌管供应制造帝王所用器物的机构)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及宣和后,则咸蒙著录且累数至万余。若岐阳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礼殿之绘像,凡所知名罔间巨细远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后又并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传古、尚古等诸阁,咸以贮古玉印玺、诸鼎彝礼器、法书图画尽在。”3这些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品(包括汝窑、定窑、耀州窑等为北宋朝廷烧造的贡瓷),在北宋灭亡以后,悉被金人劫掠辇运至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后又转运至中都(今北京),另有少部分随宋室南迁至临安。南宋时,临安朝廷崇尚侈靡,宫中对各类艺术品的聚藏愈渐增盛,其中即包括大量各地名窑瓷器。mie万圣书城

元代蒙古人统一全国后,南宋宫廷收藏的宝物(其中包括大量官窑瓷器)被转运至大都(今北京),并集金中都之收藏为一体,成为明、清两代宫廷收藏之基础。明代初期,宫廷已收藏数量可观的宋代名窑瓷器。《宣德鼎彝谱》曰:“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mie万圣书城
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拣选……\景德镇设御器(窑)厂,并选派督陶官驻厂监造,集中全mie万圣书城
国的优秀工匠,使用优质原料,不惜工本,大量烧造官廷用瓷,从《明史》、《明实录》、《大明会典》、《江西省大志·陶书》、《瓷务事宜示谕稿·序》、《陶成纪事》等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看,其烧造数量十分惊人。如宣德八年(1433年)应专掌御膳的机构“尚膳监”之要求,一次烧造各样瓷器443500件7。成化年间(1465~1487年)虽无确切的数字可查,但“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8。正德年间(1506~1521年),朝廷曾两度委派宦官至景德镇监督烧造10余万件瓷器。嘉靖(1522~1566年)、隆庆(1567~1572年)、万历(1573~1620年)时期,朝廷更是接连不断地下达烧造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嘉靖八年至三十八年共烧造瓷器62万余件,隆庆朝烧造12万余件,万历五年至二十二年共烧造51万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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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御窑厂的烧造数量更大,康熙十九年(1680年)至二十五年共烧造瓷器“十五万二千余件”。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初九日,内务府总管、负责管理淮安关务的年希尧在奏折中称:“臣自本年正月初七日由臣淮安关署启行前往江西,业已具折奏明。臣抵景德镇之后,随将窑务事宜斟酌料理。窃惟此番烧造磁器,原议照依康熙十九年之例动用钱粮,是彼时事属尽善,今宜踵循而行,若稍有未协,亦必更改妥贴,以期无负皇上任使之万一。臣查十九年烧造磁器至二十五年工竣,已逾五载之久,而烧成磁器共得十五万二千余件,动用江省钱粮银一万三百余两。若以现今之物料工价时值计之,甚属相悬。臣因检查江西藩司衙]送到印信档案,方知彼时烧造磁器所用物料俱派自饶属」七县公捐,匠工食用则出自各窑户帮贴(此处雍正皇帝朱批:想当然耳),烧窑需用柴薪,又系窑头公办,甚至差员日用米疏,亦系阖省之司、道等官按月轮流供给。是名虽开销钱粮,是未于磁器之上动用分毫也……”(1乾隆四年(1739年)唐英作《瓷务事宜示谕稿·序》曰:“余于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右……迄雍正十三年,计费帑金数万两,制进圆、琢等器不下三四十万件。mie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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