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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宋笔记 第七编 全10册 2015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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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笔记》出版说明：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就開始創議編纂《全宋筆記》，並將這一設想與專家們磋商、交流，立即得到文史學界的認同與支持，學者們不僅對這一計剷提出不少寳貴的建議，有些還積極參與具體的點校工作。此後，這一項目又得到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大力支持和幫助。這樣，這套《全宋筆記》就作為上海師大古籍研究所的重點科研選題，在校内外共同合作的基礎上，積極進行。歷經數年寒暑，現在第一编書稿，即從宋初的《北夢瑣言》起，至北宋中期的《月河所聞集》，約近五十種，已編定付印，即將面世。由此起步，编委會與大象出版社密切配合，按預定計劃，每年分编出版，爭取在五六年内將現已大致確定的約五百種宋人筆記全部整理完成，齊全出書。 中國古代筆記的整理出版，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就受到出版界的關心和支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古典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编輯所「就出版過好幾種唐宋筆記，如《隋唐嘉話》、《大唐新語》、《唐國史補》、《唐摭言》、《雲麓漫鈔》、《南部新書》等，同時還印有《明清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則於同一時期编印有《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清代史料筆記叢刊》、《近代史料筆記叢刊》。近1一十年來，筆記的出版則更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已有基礎上，更計劃编印「歷代筆記小説大觀」，上起漢魏，下迄清末，按漢魏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分批出版。中華書局則除已有的元明、清代、近代外，又增設《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已出有四十餘種。其他出版社也陸纊有單本筆記問世，如文學性強、頗有閲讀興味的晚明小品文性質的筆記《陶菴夢憶》、《西湖夢尋》等，已有好幾家出版社出版。 以上情況，應當説促使人們對這方面的文献整理有進一步通盤的考慮，即擴大範圍，加強計劃性，注意對某一朝代、某一歷史時期的筆記著作進行系統、完整的輯集。這也就是《全宋筆記》的編纂設想得到學界與出版界首肯的基本原因。現在，除了這套《全宋筆記》外，學術界又有提出编《全唐五代筆記》，以與《全唐五代詩》、《全唐五代詞》、《全唐五代小説》配合(見《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二〇〇二年第三期《唐人筆記亟待整理》〉。現在《全唐五代筆記》已由原湘潭師範學院(現合并於湖南科技大學)中文系承擔，正在起動中。可以期望，辽金元、明、清各朝筆記總集的编纂，當也能引起相應的關注。應當説是一一十一世紀古籍整理研究的一個新界。以宋代文献來説，總集方面已出版的，先後有《全宋詞》、《全宋詩》、《全宋文》，《全宋筆記》整理完成，則宋代文學的文献资料，基本上就能呈現出一個完整的概貌(當然遺可考慮輯集宋元話本小説、由《全宋筆記》起動，引起其他歷史時期筆記總集的整理、出版，其意義當不僅限於文献整理，應當説，這將會引起對筆記這一傳統門類作現代科學含義的總體探索；過去很長時期，與詩、文、詞、小説、戯曲等相比，筆記的研究是相對薄弱的，現在我們應當把筆記的系統研究提到日程上來。當前的筆記研究，可以考慮的，一是將筆記的分類如何從傳統框架走向現代規範化的梳理，一一是如何建立科學體系，加強學科意識，把筆記作為相對獨立的門類文體進行學科性的探究。 「筆記」一詞，倒是很早就出現的，南朝蕭梁時劉勰《文心雕龍》在《才略》篇中，論建安時期作家時，説陳琳、阮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應場學優，然後説：「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此處的筆記、論述，是與詩賦等韻文對稱的散文文體，雖然與後來唐宋時期的筆記，概念不同，但劉勰未將筆記與小説相連，是頗有識見的。因為在中國傳統目錄分類中，從來就不將筆記作為一個獨立門類來處理，而在具體論述中，又往往將筆記歸屬於小説，有時則統稱為筆記小説。如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一十九丙部，將小説分為六頻，前兩類是志怪、傳奇，後四種為雜錄〖《世説新語》、《唐語林》等)、叢談〔《容齋隨筆》、《夢溪筆談》等)、辨訂(《鼠璞》、《鷄肋編》等)、箴規(《家訓》、《世範》等二這後四種所舉的書名，實際上即是現代意義的筆記。又如明顧元慶所輯《顧氏文房小説》，就收有唐劉觫《隋唐嘉話》、宋鶬頤正《芥隠筆記》等；同是明人的商璿，其小説類叢書《稗海》，即收有宋人筆記四十八種，及宋人詩話一1種。民國時期進步書局輯印的《筆記小説大觀》，更收有不少唐宋筆記。宋洪邁《容齋隨筆》，其卷首自序謂：「予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記錄，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這就是説，筆記乃讀書所得，見聞所及，隨筆雜錄，不分先後，文筆自由，不拘形式。至於筆記的内容，唐李肇《國史補》在其短序中則有較確切的概述：「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首次以「筆記」命名的北宋宋祁《宋景文筆記》，其書分三卷，上卷稱釋俗，中卷稱考訂，下卷稱雜説，全書大多為考訂名物音訓，評論古人言行，雜采文章史事。這些都應當説是符合我們現代意義的筆記内涵的。但筆記的分類歸屬，在古代書目著錄中，卻極為紛雜。 中國古代目錄著作，自《隋書，經籍志》確定以經史子集為四大部類，至清《四庫全書總目》，歷一千四百年，經過不断調整，已正式固定，成為典範。當然，現在编制古籍書目，從傳統習慣來説，是可以繼續使用這四部分類法的，但我們現在對古代文化與典籍文獻的研究，則應從現代科學分類的概念出發，而不能受四部分類的限制。如四部之首的經部，其《詩經》類，應屬於文學研究；《易經》類，應屬於哲學研究；《書經》類，應屬於歷史學研究；《小學》類，應屬於語言文字學研究。因此我們現在把筆記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就應擺脱傳統的框架。前面説過，古代目錄書中從未將筆記列為專類，但仍錄有不少筆記書，不過對筆記的分類，並未有固定、明確的準則，有時甚至將同一書分列於兩個部類。如唐劉鍊《大唐新語》，《新唐書，藝文志》，將其一屬於史部雜傳記類(《新唐書》卷五十八「一屬於子部小説家類(《新唐書》卷五十九、清朝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則更為繁雜，如我們這次收人第一编的兩種筆記，《洛陽搢紳舊聞記》與《五國故事》，都系雜記五代舊事，不過是記洛陽，一是記四川及江南，體裁相同，而《四庫全書總目》卻將前者列入子部小説家類，後者列入史部載記類。怪不得南宋文献目錄學家鄭樵早就説過：「古今编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円雜家，三曰小説，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通志‘校讎略》) 這裹還可舉一些例子，以備今後對筆記分類作歷史的考察。以唐宋筆記來説，《四庳全書總目》將裴廷裕《東觀奏記》、余知古《渚宮舊事》、王梂《燕翼詒謀錄》等列為史部雜史類，范成大《吳船錄》、陸游《入蜀記》列為史部傳記類，龍衮《江南野史》、鄭文寅《江表志》、周羽榊《三楚新錄》列為史部載記類，龔明之《中吳紀聞》、周去非《嶺外代答》、周密《武林舊事》列為史部地理類。子部則更不易辨别，如《東觀餘論》、《靖康湘素雜記》、《能改齋漫錄》、《容齋隨筆》、《野客叢書》等，列為子部雜家類雜考，《封氏聞見記》、《石林燕語》等，列為子部雜家類雜説，而與《封氏聞見記》、《東坡志林》、《容齋随筆》體裁相同的《唐國史補》、《谏水記聞》、《東齋記事》、《唐語林》等卻又另列入子部小説家類。《四庫全書總目》在《中吳紀聞》提要中曾明確提及，此書「仿范純仁《東齋紀事》、蘇軾《志林》之髓」，而寅際上此三書，卻分腐一.類，即分列於史部載記類、子部雜家類、子部小説家類。如果我們按傳統目錄框架來取捨筆記，恐怕就很難措手。就是説，我們現在研究古代筆記，不能抛開傳統目錄著作，但不能受這些框架限制。這次《全宋筆記》所輯五百種筆記，其涵蓋的門類是相當廣的，這也促使人們意識到文献整理與研究有機結合的必要。 關於筆記的研究，應當説，現在遣是起步階段，有不少問題，還需作認真探討，如中國古代筆記的淵源和分類，筆記與其他文體的關係，其自身的歷史發展階段，它所包含的史料價值和文化意義，|。至於宋代筆記，也已開始受到人們的注意。過去有的論著曾把魏晉至明清的筆記分為三大類，即小説故事類、歴史瑣聞類、考據辨證類〔參見劉葉秋《歴代筆記概述》，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六月〕。當然，按學科來説，還可再加細分，但這三大類大致的框架是可以成立的。比較起來，宋人筆記，小説的成份有所滅少，歷史瑣聞與考據辨證相對加重，這也是宋代筆記的時代特色與歷史成就。限於篇幅，這裹不可能對宋代筆記作全面的介紹與評論。我這裹有一個建議，即待此書全部完成後，可以再作兩件事，一是將所收五百種筆記的點校説明，再加補充、訂正，匯為一编，這實際上是繼清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後，另有一個新编的《宋人筆記緦目提要》，以使今天的研究者能了解和掌握宋代筆記的全貌；一1是結合筆記文默的特點，對整理工作經驗作一系統的總結，如底本的選擇，校讎的趨向，本事考證的取捨，傳統目錄分類的探討，等等，並在此基礎上，就文史結合的角度對筆記〈不限於宋代)的史料價值和文化涵義作較深的理論探討。應當説，宋人筆記的價值與意義，是很值得研究的，有些恐怕我們現在還未有充分的認識。如北宋的《夢溪筆談》，其中記載畢昇發明活字印刷，其在中國印刷史上的史料價值已廣為人所知，而外國學者李約瑟博士在其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更對《夢溪筆談》有關自然科學方面的記載，檢出一1百多條，並認為涉及數學、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和礦物學、物理學、灌溉和水利工程學、農藝學、醫藥和製藥學等(第I卷第六章，見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一月中譯本、這種從現代科學觀念來探索這部箪記的史料惯值，對我們是頗可借鑒的。又如南宋末周密所作《武林舊事》，《四庳總目提要》確認並肯定「是書記宋南渡都城雜事」，「目睹耳聞，最為真確」，但我們現在遣可以從廣闕的社會背景對書中所記的「雜事」作一次文化考察：如卷六《諸色伎藝人》記錄有四百八十位民間藝人姓名，同卷《諸色酒名》記有五十四種酒名，同卷《糕》條記當時臨安(杭州〉民間富有特色的食品糖糕、蜜糕、粟糕等十九種，同卷《書會》記錄臨安市内六個書會成員姓名或綽號，卷一〇《官本雜劇段數》記錄南宋當時官本雜劇劇本一一百八十部，這些都是官方正史或作家専集都未曾記有的。如像考古工作那樣，我們可以從中挖掘出過去未曾發現或未予重視的文物資源。又如我們研究宋代詩文，也可以從筆記中查獲不少材料，現在新编的《全宋詩》、《全宋文》，其中相當多的作品就是從宋代筆記中考索出來的，《四庫總目提要》在談及《武林舊事》時就特别提到‘，「南宋人遺篇佚句，頗賴以存。」又如宋代科舉，在整個中國科舉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其登科人數是歷朝最多的。幾年前我與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學者龔延明、祖慧等合作，編撰《宋登科記考》，曾多次從宋人筆記中檢尋出極有用的材料。如洪邁《容齋隨筆》卷一二一《金花帖子》條，謂北宋真宗咸平元年孫僅榜五十人，其中提及「自第一至十四人，唯第九名劉燁為河南人，餘皆貫開封、此劉燁為其他史籍未載，據此可補咸平元年登科錄。又如宋李赛《續资治通鑒長編》卷一一四，記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三月乙酉：「斬孟州進士張兩。」而《容齋隨筆》卷一二一《下第再試》條，也記述宋太宗怒斬「孟州進士張兩光」，據此可補《長编》之缺字。又北宋太宗朝開始，唱名賜進士第後，皇帝特賜進士御詩，這是宋科舉試的一次創例，而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六《貢舉》條明確記為：「賜詩自興國一一年呂蒙正榜始。」又如《宋史》卷四四〇《文苑傳》載柳開應舉，只簡云「開寳六年舉進士」一句，而葉夢得《石林燕語》則詳記柳開此次應舉，最初為「被黜下第」，後為宋太祖「特賜及第」，可見不是一般性的應試及第，此可補正史之不足。又如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科試，宋《咸淳臨安志》卷六一《國朝進士表》及清修《福建通志》均載是科登第者有葉温叟，但僅简記其姓名，而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則有具體記載，記其與蘇軾同年登第及此後與蘇軾的交往(參見傅璇琮、龔延明合撰《〈宋登科記考〉剳記》，載《新宋學》第一輯，上海醉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士一月)。 這亵還應一提的是，近十餘年來出版的幾部中國文學史著作，在論及宋代文學時，已把筆記作為宋代散文的一種文體，稱「宋代散文中遣出現了獨具一格的筆記文，這種文體長短不拘，輕鬆活潑，是古代文體解放的重點標志」，特别是南宋時期，如陸游《老學菴筆記》《入蜀記》、范成大《吳船錄》，以及吳曾《能改齋漫錄》、王明清《揮塵錄》、羅大經《鶴林玉露》等，都列入文學史論述的範圍，認為在宋代文學史上應佔一席之地〖參見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五編，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八月；孫望、常國武主编《宋代文學史》下册第一章，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二不少古典文學論著已提出宋代筆記已是晚明小品的先驅。另外，宋代詩話的體裁也受筆記的影響，不少筆記就有評詩記事之作，如《四庫全書總目》列為子部雜家類的陳郁《藏一話腴》，《提要》稱其「多記南北宋雜事，間及詩話」；現在也有把《藏一話腴》列為宋詩話的。這樣，古典文學界已把筆記作為文學類的一種文體，與詩、文、詞、曲及詩文評并列，這確有益於拓展筆記研究的視野。關於編纂中的具體問題，本書的《编築説明》，已有述及，這裹不再贅述。本書所收的面較寬，把符合於筆記體裁的著作盡可能收輯起來，以省卻讀者的翻檢之勞，但有些專題書，如詩話、語錄，以及譜錄類的茶經、盡譜等，其形式雖近於筆記"寊質為專書性質，為收錄標準規範起見，仍不予收錄。至於收錄的時代断限，凡由五代入宋，而其成書在宋建國以後的，則輯入。如列於本書首部的《北夢瑣言》，著者孫光憲，長期仕宦於五代後期荆南高季興，後隨高氏人宋。《四庫總目提要》據其書名「北夢」，以為比喻荆州，就定此書「仕高氏時作」。其實根據當今研究，其最終成書，在人宋以後。又如周密，為南宋人，而其《武林舊事》作於宋亡入元以後，但其書主要仍記故都臨安舊事，故與其所著《齊東野語》、《癸辛雜識》均收人本書。可見，整理工作中時代断限問題必須與考證、研究相結合。作為一代筆記的匯集，其整理原則，應是一求全，二求正。求全，前巳約述，在這方面，全確是有其優勢的。如中華書局的《唐宋史料筆記叢刊》，至今已印有四十餘種，但與這部《全宋筆記》相比，如本書第一编，自宋初《北夢瑣言》至北宋中期司馬光《涑水記聞》，收有三十多種，而同一時段，中華書局出版的僅有五種，其匯集的長處就自然顯示出來。至於求正，則要求文字、標點方面，力求無誤，提供一種信實的版本。宋人筆記，涉及不少史事，其中也有記事之訛及評議之誤，如果有人作專書整理，可以下工夫進行考訂、校正，這對研究者極有用，如周勛初《唐語林校證》、劉永翔《清波雜志校註》，都極見功力。但匯集不可能如此作，這是總集匯集編纂的通例。這裹要提的是，筆記由於記事雜，且所記多為口語俗事，因此文字的訂正與句断的準確，難度較大，這方面有時比詩文總集的编赛更難。已出版的筆記，其中文字與標點訛誤，經人指摘、批評的，相當多。李一氓先生於上一世紀八十年代擔任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時，曾囑咐小組辦公室將古籍整理(包括標點、校勘、註釋、今譯〕的批評性文章，匯編成《古籍點校疑誤匯錄》，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從已出版的六册中，有關筆記點校失誤的書評就很多，而且大部分是關於宋代筆記的。由此也可見出本書整理點校工作的艱辛。這裹我想再提兩事。一是多年從事古籍整理研究的資深编審陳新先生，受大象出版社的兼聘，對本書認真通讀，嚴謹審閲。陳新先生長期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工作，八十年代後期起，作為《全宋詩》的主編之一，又好幾年參與《全宋詩》的编纂，極有閲稿、審訂的經驗。一一是大象出版社得悉《全宋筆記》的编纂信息，就立即與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聯繋，他們從文化積景與學術建設的大計出發，毅然承擔這一艱巨的出版任務，再次顯示其多出文化精品、傳揚中華文明的抱負和氣概，確令人敬佩。我想借此向大象出版社領導及其他有關同志深致謝忱。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在程應鏐等老一輩學者的率領下，曾經整理出版過《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编》、《文獻通考》等大型宋代史籍。多年來在宋代古籍整理方面積絷了一定的资料和經驗。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持下，我們曾開展過用計算機對宋人筆記進行系統檢索的科研嘗試工作。經過多次討論和論證，我們將工作重點放在了宋人筆記整理方向上。我們選了一一十種宋人筆記進行試點，以《宋人筆記集成》為名申請立頂，獲得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資助。在整理此11十種宋人筆記基礎上，我們將整理範圍進一步擴大到所有現存宋人筆記，製定了全面承搶《全宋筆記》校點整理的工作計劃，對現存五百種宋人箪記進行系統整理，計劃分十編出版，每编收錄五十種左右宋人筆記。我們打算用五六年時問完成這項富有意義的工作。 我們的工作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指導和大力支持。我們的計剌和試點工作也得到了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領導的關心和肯定。國内外許多專家學者給予了熱心的支持和幫助，向我們提出了不少指導性的建議。上海圃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華東師大圖書館、上海師大圃書館等單位為我們的工作提供了極大方便。此外，我們的整理工作還借璧利用了不少學者的成果。大象出版社在日益市埸化的出版形勢下，從整理國故，傳承文化逍産出發，毅然挑起了出版《全宋筆記》的重擔，解決了我們的後顧之憂。在此，我們謹向來自各方面的支持和關心表示誠擎的謝意。關於本書的編纂體例，特作如下説明： 有關「筆記」的涵義，學界看法不一，我們取以下之説：筆記乃随筆記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書所收者，以宋人著述的筆記專集為限，未成專集的，散見的單條筆記不在整理之列。筆記叙事雖或有所側重，然其内部並無嚴密體系，各條記事互不相關，表現了其信筆剳錄，叙事紛雜的特性。故凡題材專一，體系結構緊密的專集，雖亦有逐條叙事者，則已非隨筆之屬，如專門的詩話、語錄、譜錄類的茶經、畫譜、名臣言行錄、官箴等，不在收錄之列。 宋人已有把當世筆記分類彙編成册者，如《類苑》、《類説》之類。後人亦有《宋稗類鈔》、《宋人軼事#編》等，此種書籍亦不收錄，但可從中輯佚，以補現存版本之缺。本書所收筆記以宋朝人所撰為限，與宋朝同時的辽、西夏、金等少數民族政權所屬作者之筆記不收。本書收錄断限，凡五代入宋以後有筆記者，則連帶收其人宋前的筆記。宋亡以前有筆記者，連帶收其人元後的筆記。 本書按作者世次分編出版，原書不存而由他書輯得者，則编入末編。本書編次，原則上以作者生年先後為準；不知生年的，則參以科舉及第之年；未曾登第的，參以人仕之年；以上皆無考者，則以卒年為準；佚名或無生卒爵里可考者，依筆記反映的與作者同時人的生活年代依次排列。然完全依作者的世次排列，會導致每册書篇幅大小不一。故按出版要求，對作者的排序作適當調整，以求得每册書篇幅相對均等。 每部筆記均由整理者撰寫一篇有學術價值的點校説明，内容包括作者小傳〈凡正史有傳者，則略言之〉、成書經過、内容評價、版本情況及源流、所用底本及校勘概況等等。本書的编纂宗旨在於為學術界提供一套收羅齊全，便於査找和使用的宋人箪記資料。故全書不作繁瑣校勘，以是非校為主。筆劃小誤顯係誤刻、誤抄者，徑改之，不出校。其他錯訛，據版本或他書校正，並附簡明校勘記。所用工作底本以常見的通行本為主，以有價值的本子參校。 本書采用繁體字豎排，新式標點。原書有標目者，仍沿其舊；無標目者，不再擬定。段落文字過長者，據内容酌情分段。各書視具體情況编制目錄，列於書首。如屬殘佚之書，則廣加搜羅逸文，盡可能從類書或他書中輯佚，補錄於書末，並注明出處。古籍整理工作是一項嚴肅而慎重的學術事業，任重而道遠。希望我們的工作能對學界有所補益。同時，我們也真誠地企盼學界同仁和讀者對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和不足之處提出寳貴意見。 免责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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