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研究》PDF电子书全4册，为《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丛书之一，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出版。

 

敦煌学，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涉及敦煌学理论、敦煌学史、敦煌史事、敦煌语言文字、敦煌俗文学、敦煌蒙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与中西交通、敦煌壁画与乐舞、敦煌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

敦煌学原本主要是研究藏经洞出土的写本文献，以后逐渐扩大到石窟、壁画、汉简乃至周边地域出土的古代文献和遗存的古代文物。敦煌文化是在中原传统文化主导下的多元开放文化，敦煌文化中融入了不少来自中亚、西亚和中国西域、青藏、蒙古等地的民族文化成分，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把敦煌看作“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选择敦煌，是一种历史的机遇。”

 

 

 

 

 

 

 

 

 

 

《敦煌学研究》出版说明：

 

一九00年發現藏經洞至今，已過去一個多世紀了。隨着藏經洞遺書的出土而産生的敦煌學，亦邁過了起步與發展階段。近年，學界對敦煌學的發展進行分期，以反映敦煌學發展的歷程以及不同時期的不同學者爲敦煌學所做出的貢獻。而民國時期的敦煌學則處於草創期，傾注了羅振玉、陳寅恪、王國維、蔣伯斧、李翊灼、陳垣、劉復、向達、王重民、姜亮夫等第二一代敦煌學者的心血，大師們的辛勤勞動，值得我們欽佩與追憶。羅振玉(一八六六— 一九四0)，可謂斯坦因、伯希和劫餘敦煌遺書的拯救者，又是敦煌學的奠基人。一九O九年，時任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的羅振玉，在伯希和北京下榻處，目睹伯希和隨身携帶的敦煌寫卷，並得知藏經洞仍有數千卷文書，乃力促學部電令甘督查封石室，將所餘遺書悉數運送京師。此批寶藏於一九一0年秋運抵北京，最後入藏於京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二 從一九。九年至一九四0年逝世的三十一年間，羅振玉極盡個人財力物力，從事敦煌寫卷的整理考校、編輯影印。首先，選録伯希和随身携帶寫卷，並要求伯希和將運回巴黎的寫卷拍照寄贈；後相繼向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大谷光瑞、橘瑞超等人借録摹影所得寫卷。每得數種寫卷，即編輯校理刊行，以廣流傳。一九。九年他於《東方雑誌》上發表兩篇報導《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及《莫高窟石室秘録》，第一時間向國人介紹藏經洞寫卷，帶動國内敦煌學的起步。此後除《敦煌石室遺書》等十部專書外，又相繼發佈《〈周易王弼注〉唐寫本殘卷校字記》、《沙州曹氏年表跋》、《補唐書張議潮傳》、《日本橘氏(瑞超)敦煌將來藏經目録》、《神龍删定散頒格殘卷敦煌石室寫本》等目録、跋和專題論述，開國内敦煌學研究之先河。

 

陳寅恪(一八九O— 一九六九)，於一九二二— 一九一四年間，留學巴黎大學，拜訪伯希和，並到倫敦遊學，爲第一個看到國外藏敦煌寫卷的中國學者，這一點是同期諸多中國敦煌學者所不能比擬的。當然，與衆多學者相同，先生亦重視敦煌寫卷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童受喻堡論梵文殘本跋》等皆爲一九二七年所寫有關敦煌寫本精到的跋論。一九三0年先生在《敦煌劫餘録序》中認爲『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在國内首次提出『敦煌學j一詞，確立敦煌學的同時，使學者認識到敦煌學不同於傳統的中國學術，而是具有世界學術價值的一門新的學術，是中國學術同世界學術接軌的契合點。又稱『敦煌所出經典，涵括至廣，散佚至衆，迄無詳備之目録，不易檢校其内容，學者縱慾有所致力，而憑藉未由也』。充分肯定敦煌寫卷編目整理的重要性。同序中再曰「今後斯録既出，國人獲兹憑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問題，勉作敦煌學之預流，庶幾内可以不負此歷劫僅存之國寶，外有以襄進世界之學術於將來，斯則寅恪受命綴詞所不勝大願者也』。以勉勵學者利用現有資料從事敦煌學研究，並根據所睹有限資料，從摩尼教、唐代史事、佛教教義、小説文學史、佛教故事、唐代詩歌佚文、學術考證等方面爲學者指明敦煌學研究方向。而以後的敦煌學，的確沿此軌道行駛發展。先生以世界學術視野來認識敦煌學，並爲學者開拓道路，這是至今都無人能够超越的。

  

王重民(一九0三— 一九七五)，屬敦煌學的二代大師，涉足敦煌學領域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一九三四年，北平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派先生前往法國國家圖書館工作，考察和研究流失在國外的我國古文獻。從此，先生着重整理研究敦煌遺書，在法五年，並去德國、英國，整理研讀大批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獻，寫成叙録，拍成照片，向世人公佈，爲國内敦煌學者提供第一手資料，推動了敦煌學的進一步發展。先生到海外不久便發表《海外希見録》、《巴黎敦煌殘卷叙録》、《金山國墜事零拾》、《倫敦所藏敦煌群書叙録》等論文，向國人介紹法國、英國藏敦煌寫卷的情况，使國内學者時刻把握國外敦煌學研究動態。先生對敦煌學的貢獻不僅於此，在目録學方面所做的工作亦有劃時代之意義。先生根據前人的成果與自身多年的積累，彙編《敦煌古籍叙録》和《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後者含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藏敦煌遺書簡目、斯坦因劫經録、伯希和劫經録、敦煌遺書散録，基本總彙了『關於敦煌遺書的最好最重要的目録』，直至今日，仍爲學界所利用。先生在敦煌變文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使敦煌學逐漸轉入專題研究。正如白化文先生所言『拙見以爲，在他們之中，有三先生應該是最爲博大精深的一位。：：：總的看來，可以説是「有質有量，質量全優」，無論在國際或國内的敦煌遺書整理與研究方面，均稱泰斗，是貢獻最大一人』。

  

縱觀民國時期的敦煌學，在撰寫序、跋、提要的基礎上逐漸轉入專題研究，而正是這些論著爲現在的敦煌學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搜集大師們留下的論文，爲今人的學術服務，是對他們工作的尊重，也是對後人的勉勵。近年，大師們的論著彙編屢見不鮮，如羅振玉的《羅雪堂先生全集》、陳寅恪的《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以及《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王重民的《敦煌遺書論文集》以及《冷廬文藪》，姜亮夫的《敦煌學論文集》等。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彙集出版的《敦煌學百年文庫》則分考古、石窟保護、歷史、地理、民族、宗教、文獻、科技、綜述等九卷，幾乎涵蓋敦煌學形成以來的所有著述。然而，因文字輸入或者排版等原因，仍存在不少問題。並且，因資料過於分散，很難集中看到早期敦煌學者的所有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