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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通史（第2版）全22册 白寿彝编 2015 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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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是全面、详尽、系统，是真正的通史。 《中国通史》是一座史学丰碑，是二十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 《中国通史》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研究蓬勃发展的一个见证，是中国传统通史文化建设的一项新成就。 《中国通史》站在新时代的思想高度上，汲取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的优良编纂方法，变通改造，有机融合，创立了通史编纂的新的综合体裁。 《中国通史》是在寿彝倡导下，尽全国之力共同撰著成功的；足以表现当代全国治史的结晶。
《中国通史》书目: 中国通史1第1卷导论.pdf 中国通史2第2卷远古时代.pdf 中国通史3第3卷上古时代上_13777468.pdf 中国通史4第3卷上古时代下.pdf 中国通史5第4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pdf 中国通史6第4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pdf 中国通史7第5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pdf 中国通史8第5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pdf 中国通史9第6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pdf 中国通史10第6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pdf 中国通史11第7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pdf 中国通史12第7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下.pdf 中国通史13第8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pdf 中国通史14第8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下.pdf 中国通史15第9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pdf 中国通史16第9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pdf 中国通史17第10卷中古时代清时期上.pdf 中国通史18第10卷中古时代清时期下.pdf 中国通史19第11卷近代前编1840-1919上.pdf 中国通史20第11卷近代前编1840-1919下.pdf 中国通史21第12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pdf 中国通史22第12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下.pdf
中国通史的比较： 由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总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与江西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多卷本大型通史《中国通史》(第二版)近日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兴康在15日举行的出版座谈会上说，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是迄今规模最大、最为完备的中国通史。近代以来，许多历史学家都曾试图编纂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但无论是范文澜还是翦伯赞，都没能在自己在世时完成这一宏伟蓝图。白寿彝的这部《中国通史》，是唯一一部主编在世时完成的中国通史，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 据悉，《中国通史》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上起远古时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内容丰赡、资料翔实；体裁新颖而具有民族风格；全书内容丰富，脉络清晰，既勾勒了中国1949年前每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又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创造的伟大成就；既叙述了重大事件、主要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又对相关史料作了介绍，兼备学术性与资料性，代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最高水平。 据悉，新版《中国通史》对全书进行了全面审校，根据新发现的资料、新的研究成果作了一些补充，黑白照片换为彩色照片，封面和开本进行了新的设计。
第一卷 导论 第六卷 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 第七卷 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册） 乙编综述 第一章国号、年代和分期 第一节国号和年代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这部《中国通史》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果和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足一个值得学术界认真探讨的问题。如何更深入更全面地反映我国历史发展的全貌，揭示出其中的规律，这是每位史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些都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学习，离不丌对中国历史全过程的认识，归根结底，又体现在作者对中国通史的认识上及指导撰写通史著作的通史思想上。究竟如何写出贯穿古今的通史著作，以怎样的通史思想作为指导？本文试图通过对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剖析，对贯穿其中婀通史思想，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索。对于这样一部体大思精的煌煌巨制，已经有许多前辈学者进行了不同部分、不同角度的研究和评价。 本人出于学识所限，只能对书中所蕴涵的内容丰富、意寓深刻的通史思想，撇取部分内容，试加论析，并以此求教于各位师长。一、高度重视中国通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自从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历史学这门学问，修撰通史就一直是有思想、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所追求的目标，“疏通知远”、“彰往察来”是历史悠久的ｐ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通”字从来都是中国史学的灵魂所在，因为即使是撰写断代史或专门史，最终也是为通史的修撰服务的，历史学家的理想就是要力图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面貌。上世纪术本世纪初以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剧烈变化，中国史学也丌始了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历程。近现代史学家在努力汲取西方先进的史学观点，并与中国传统史学相结合，建立新史学的同时，仍然把撰写新型的中国通史作为主要研究目标之一。从夏曾佑到章太炎，从梁启超到吕思勉，或计划或亲身尝试，他们都将撰写通史著作作为自己研究历史的最佳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论述中国历史的发展作为最主要的任务。一些学者注重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将其应用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当中，我国的通史编纂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建国Ｉｊ｛『后，相继出版了几部重要的中国通史巨著。如１９４１年在重庆出版了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的第一册，这部书注重对传统观念的批判，并且吸收了许多进步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在该书的序、跋嫩提出的关于编撰ｔＩｓ幽通Ｉ史的一些基本原则，尤其是关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及其相互作用的原则，剥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于１９４２年在延安出版。这是用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为指导编写的，是具有深远影响和划时代意义的一部通史著作。 以革命理论指导中国通史的编写，是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革命，但由于当时研究条件的限制，因此还存在一辈研究材料不全面、观点不深入的弱点。新中国建立后，史学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积极丌展学术研究，中国通史编修出现了一个繁荣局面。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在修订过程中不断完善，周谷城、吕振羽的通史著作也出版了修订本。新的通史著作不断推出，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有：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主编的十卷本《中国通史》等。《中国史纲要》一书以系统、简练为特点，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史料，注意史与论的结合。 《中国史稿》则对解放以来考古及史学研究的新成果进行充分吸收，把考古成果与历史文献紧密地结合起来，给通史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通史撰述作出了贡献，为广大干部和高校学生学习中国通史起了重要作用。但建国后出版的通史著作，主要是为高等院校的教学服务，是以教材形式编写的通史，显得过于简略，内容不够丰富，写法也欠生动，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带来了学术上的繁荣，７０年代术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了思想，从以往“左”的思潮的长期羁绊中走出来，努力从新角度出发研究历史，开创了史学研究的崭新局面，使历史科学研究在各个领域都有重大发展。 当时断代史、专门史、人物传记的专著、论文数量大增，丰富的出土文物为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许多薄弱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但通史著作的编撰，依然是最近史学界所关注的重点之一。史学工作者们并不满足已有的几部通史著作，因为随着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左”的思想被冲破，史学工作者开始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反思，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课题，同时也由于考古发掘材料的同益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通史著作已不能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之后，也面临着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继续发展、前进的严峻考验。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中国通史，既是全面反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历史研究成果的最佳方式，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继续发展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为了弥补以前通史编写中存在的缺陷，为了适应新时期对中国通史著作的要求，１９７５年丌始，自寿彝先生将他酝酿多年的撰述中国通史的庞大计划付诸实施，１９８９年出版了《中国通史导论卷》，到１９９８年３月出版了第十二卷近代后编，共１２卷２２册，全书１４００万字左右，历时２０余年，这部书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贯彻始终，另外，这部巨著不仅以其卷帙的浩大而著称，而且其丰富的内容、编写体裁的创新、学术见解的独到精深更是令人称道。 此书在国史坛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五、六十年代编写的通史著作相比，自寿彝先生在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中更加强调“通史”思想。在白先生看来，写《中国通史》，顾名思义，贵在一个“通”字。这个“通”，不仅是指写作体裁上的前后一致，也不仅是指文风上的通顺、通达，而是在于“全书各部分之间的脉络贯通”，在于研究者“通过对资料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自先生特别对“通”提出了要求：既要吸收司马迁、杜佑“通古今之变”的长处，探索历史发展的道理，并且与历史的未来联系起来，还要吸收郑樵、马端临“会通”各种知识与文献的长处，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白先生不同意将通史看成是断代史的拼凑，但应该认真研究每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且要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要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使历史规律与现实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联系起来，融为一体，以求得对人对事物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高屋建瓴的洞察性和预见性认识，这就是所谓的“通”的认识。 白先生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不仅提出了对“通”的认识，而且指出，既要善于从我国古代史学传统中领会“通”的含义，又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去探索中国社会里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中国与世界以及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等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爿。能象养由基射箭、伯乐相马、庖丁解牛和钟子期辨乐一样，达到“精通”的程度，能对构成历史画面的各种事件、人物、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运动、变化、发展有深入的理解并融会贯通，多层次地反映历史发展进程的规律和历史丰富的内涵。白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有自己显著的特点，在这些特点一１，蕴含着自先生一贯强调的通史思想。例如：白先生以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线索，从多利生产关系并存的角度阐明我国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的复杂性：白先生注重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把中国历史看成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而不只是中原王朝的历史，正确论述了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主流问题；恢复人物传记的撰写，弥补了以往通史著作中只见事物不见人，根本不讲人物传记的缺陷；重视科学技术的内容，将多学科交叉起来研究，使通史的编纂更加深入；创造了新的通史编撰方法——新综合体，以求更深更广地反映历史的全貌等等。 以下本文将分别加以论述。自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杜，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３２７页。二、把中国通史真正写成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在创造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白寿彝先生在多卷本《中国通史》中把中国的民族问题做为本书的首要问题提出来，对中国历史作出了一系列的理论上的概括，在中国通史撰述中给予民族史以这样高度的重视，这是前所未见的。从这样的角度切入，不仅反映出白先生深邃的思想、开阔的视野和对历史辨证的思考，也为我们理解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认识中国历史的特点给予了重要的启示。民族问题向来都是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白先生作为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原理运用到我国民族历史实际的研究中，为我国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的研究ｒ丁ｒ拓了新的道路。首先将民族史置于首要位置臼先生站在民族平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把中国民族史置于首要位罨上，在撰写历朝历代的历史中，既讲汉族这个主体民族的历史，又重视少数民族的历史，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用统一的标准评价各民族的历史，把那些应该是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和研究。这些都鲜明地体现在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中，这部巨著用了相当的篇幅撰写民族史的内容，贺穿于从远古时代一直到近现代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把民族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有机组ｌ成部分加以撰述。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一章中，白寿彝先生丌宗明义，阐述“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从远古的传说州代，炎帝与黄帝的传说，东爽部落平ｌ打蛮部落的传说，直至华夏～一汉族的形成，并专门撰述了匈奴、东胡及我国各地古老的民族，以及民族的混合和迁徙。 接着，白先生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归纳为“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将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归纳为“民族重新组合的又一时期”（！），并撰述了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活动及它们之问的交往与融合。明清时期，白先生主要撰述了满、蒙、苗、减等许多民族的活动和他们与汉族及彼此之叫。自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比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１４页。的联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白先生将这许许多多民族的活动，按照各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特点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影响等撰述其生长、兴哀的历史，改变了过去那种把民族史附在每个朝代之中的撰述方法。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个方法问题，同时又是一个观点问题，即将民族史置于中国史中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问题。”白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封建社会的发展，与民族关系的发展分不丌。”并明确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是经过有关部落和民族的融合而在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族的名称，也是跟这一个伟大朝代的名称相一致的。”锄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新的民族关系出现后，有了民族重新组合的出现，而促进了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经过五代至宋、元，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广大的边区，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而汉族与各民族问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组合。 这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明、清进入封建社会米期，各民族联系多了，“特别是清朝，少数民族和汉族大规模起义，共同－钱斗。”这些论述把各民族的关系史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有机地溶合在一起，民族关系成为中国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一大因素、一大特点。通过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历史的撰述，可以体现出白寿彝先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突破了原来在编写史书中那些僵化的教条和死板的概念，也为这部巨著后来各卷中民族问题的具体论述指明了方向。其次，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行了全面的论述白先生在这部巨著的导论中，把第一章的名称定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卷首的第一句话便是“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足中华人民共和凼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刘先照：‘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代开拓者》．‘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河南人【‘山版丰十，１９９４年ｏ白寿彝：《在历史剧与比族关系座谈会上的发言》（１９７８年９月６日），‘向寿彝【‘族宗教论集》．北师火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版，第４２页。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ｅ山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８３页。白寿彝；《在历史剧与民族荚系座谈会上的发育》（１９７８年９月６日），《自寿彝吣族宗教论集》，北师人山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版．第４３页。失的民族的历史。”关心并研究各民族社会的历史，从司马迁的《史记》丌始就是我国史学家撰著的一个重要内容，白寿彝先生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史学的这个优良传统，并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原理运用到了我国民族历史实际的研究。 中国自秦朝以后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在此之｜ｊ｛『，有许多的民族和部落在历史舞台上活动过，在秦汉之后，中国又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经历了多次的分裂、割据、统一，再分裂、再割据、再统一的过程，最后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看待历史上的统一、分裂和割据，一直都是史学家们在研究中国历史和民族史中遇到的较为重大和较为困难的问题之一。白寿彝先生作为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且又是我国回族的杰出学者，所以非常重视我国民族问题的研究。在《中国通史》这部巨著的导论中，白寿彝在论述“多民族的统一”这个问题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也曾经有过多次的分裂，但在分裂中也还是有统一。我们经历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罾这样，就从民族关系的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了一种理论性的概括，既而又总结了其中的规律：“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这四利ｉ民族的统一的形式，足按着程序｜｛ｉ『进，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然后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白先生看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统一规模的发展，一是统一意识的传统，一是“一”和“多”的辨证关系。”在统一规模的发展问题上，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这四利，民族统一的形式从历史发展上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比山版杜，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ｌ页。 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９０页。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９ｌ页。回白寿彝：《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向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师人出版丰十１９９２年８月版，第１１页。１０看，是经过了不同形式不同阶段的发展，按照程序前进，一步高于一步，／ｊ。逐渐形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所以民族统一的形式的发展反映了历史的趋势，也反映了历史过程的进展。在统一意识的传统问题上，白先生认为：“历史上的某一阶段某一时期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在经济上是分散的，但是这种分裂和分散并不妨碍统一意淤的存在，而且有时这种统一的意识反映很强烈。例如《诗经》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庸》里’既：‘今天下，车同轮，书同文，人同伦’。”这些都是统一意识的反映。而且即使是在分裂阶段，在思想意识上也仍然是统一的。以南北朝时期为例，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中国，对方应归自己所属，因此北朝称南朝为“岛夷”，南朝称北朝是“索虏”，这两种称呼都带有污蔑的意思，但都同样地反映了统一的意识。而且“历代皇朝都拿统一的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圆在“一”和“多”的关系问题上，白寿彝先生指出，他们是“辨证的统一”的关系。“统一”提出了一个“一”字，“多民族”提出了一个“多”字，但一一’存在于‘多’中，‘多’好了，‘一’就会更好。反过来说，‘多’要团结为‘一’，‘多’爿’可以使‘一’更有力量。历史上的统治者，对‘一’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多’。他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限制了‘多’的发展，也就必然限制了‘一’的发展。”从这些精辟地论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问题上，白先生认为“统一”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牢固的基础和久远的传统，而且“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的进程，而不是凝固、不变的。正如著名史学家吴怀祺先生所指出：“民族统一形式的发展，和它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进程不是线性的发展，不是简单的一种形式接着另一种形式，而是曲折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统一和分裂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也不是治乱变化杂乱无章可寻。历史是按着自身的主流趋向向前变动。”白先生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也明确指出：“从历史的某一片段来看，确切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状念的存在，但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向寿彝比族宗教论集》，北师人出版补１９９２年８月版，第１２页。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９３页。ｏ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比山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９８页。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比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９８页。曾吴怀祺；《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的内涵和特征》，《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１期．第７２页。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王朝从创建、兴盛到衰败、分裂，不断地演进发展，但从历史层面上看，基本上都是以统一和分裂两种形式出现，这也反映出历史的盛衰之变、治乱交替。臼寿彝先生在分析民族关系的主流时，摆脱了以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曾经展，１二过热烈的讨论，意见纷纭，从５０年代一直争论到７０年代。概括说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各民族和平相处、友好合作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一种认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民族矛盾和民族问的冲突与战争。早在１９８１年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自寿彝先生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民族关系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夕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四在《中国通史》这部巨著中，白寿彝先生对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更是做了精辟地论述，他指出：“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枷这表明，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去掌握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总趋势并抓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东西，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应该认识到，各民族在矛盾对立运动中共同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使中国越来越发展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这充分体现出白寿彝先生做为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卓越见解。第三，阐述民族平等思想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说：“撰写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同时，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适当地作出安排，这是我们必须尽量克服的难点。”嘧因此，在编写多卷本《中国通史》时，自寿彝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比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９２页。函陈克进：《略述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建国以米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历史研究编辑部．齐鲁二忙杜，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版，第３１２￣３１６页。白寿彝：《关于中国峙族关系史上的儿个问题一在中国比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８１年５月），《自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师火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版，第５３页。函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９２页。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比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９８页。１２先生也是费了一番心思，以图能够更好地体现民族平等思想。１．强调我国的疆土由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中国的历史，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各族人民都对我网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在以史学研究中注意得不够。白先生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以我国国土的丌发为例，指出：“我国各族人民都有他们自己的各自的功劳，但往往对少数民族在这方面的贡献，我们注意得不够。”白先生十分赞同范文澜先生的论述，即“依据历史记载，共同开发中国的各民族，一般说来，汉族最先丌发了黄河流域的陕甘及中原地区，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地区，苗族、瑶族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减族最先开发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诬南各族最先丌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各族先后丌发了蒙古地区，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丌发了西北各区，黎族最先丌发了海南岛，高山族最先开发了台湾。所以按照汉族今天居住地区看来，似乎中国领土上的极大部分都是汉族所丌发的，其实，其中不少地区最先开发者，却是已经消失了的和现实存在并发展的许多民族。”曾这些论述说明，白先生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场上，对少数民族在我国历史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应有的肯定。２．突出少数民族在生产、科技等方面的贡献在我国的历史进程中，在生产、科技、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各族人民都有自己的贡献，而“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有不少特出的贡献。”固白先生以具体史实加以说明，如“完善的铁器的制造和风箱的使用，是开始出现于有关南方民族的记录上”、“棉的种植和织纺，主要从南方海岛上和新疆居住的少数民族推广”、“设计北京城这个伟大杰作的工程师，是一个回回人，他的名字叫也黑迭儿丁”鲫。这些事例说明白先生对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相当地重视。 ３．对少数民族政权的重视《中国通史导论卷》，《中国通史导论卷》，《中国通史导论卷》，《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比出版社１３第９６页。第９６页。第９７页。第９７－９８页。“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是白先生在《中国通史》这部巨著中开宗明义提到的。因此今天我们确定下来的５６个民族，都是中国这块历史大舞台上的主人翁。“契丹、女真、蒙古、匈奴、突厥等都是很重要的民族”罾而《中国通史》第七卷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秦朝统一中国以后的第二次大的分裂时期，而且契丹、党项、女真等族建立了存在相当长时间的辽、夏、会争朝，与汉族建立的宋朝形成了鼎立的局势，因此民族关系极为复杂。作为第七卷的主编陈振先生在谈到编写该卷的体会时说，第七卷“对中国境内当时的其他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比已出版的其他《中国通史》（包括《中国全史》）作了更多的安排，不仅对五代、辽、宋、夏、金统辖区以外的回鹘、喀喇汗朝、比蕃、嘣厮哕、大理等各民族及其政权，都各安排为专节，作了较多的叙述。还对统辖区内的奚、鞑靼、壮族也安排为专节进行专门的叙述。”不仅是辽、宋、夏、金史的撰写，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也都是请相关的专家撰稿，以求尽可能多地高水平地反映当时各民族及其政权的概貌，反映他们各自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也是白先生史学思想中民族平等思想体现的一个重要方面。４．淡化了民族斗争、民族压迫在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有和好，有争吵。和好，有聘问、朝贡、封赐、和亲、交易、民间的各种往来。争吵，有时发展为战争。在以往的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往往忽视了民族问的友好、和平共处，因此，白先生指出：“在历史记载中，对于民族友好的记载往往不象记载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那样引人注目。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即使是暂时性的、自发性的，也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长期友好的印象。”但“友好和斗争都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时候，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有时，在个别事件、个别地区有争吵，但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现在根据我们所接触的材料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Ｋ山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１页。ｏ白寿彝：《白寿彝比族宗教论集》，北师火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版，第５ｌ页。国陈振：《白寿彝先生史学思想中的比族平等思想一谈士编（中国通史）第七卷的一点体会》，《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师人山版杜，１９９９年４月版，第４０１页。１４关系到的地区上，都是这样。”白先生在编写《中国通史》时，认为民族问的ｓｔ压迫不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他更加强调各民族的友好，更加强调我国各民族问的融合。在各卷的具体编写中，也贯彻了白先尘这一思想，例如在第三卷写民族关系时，作者指出：“在春秋时期近三百年，华夏族与夷、蛮、戎、狄等族之间的逐步融合，为我国古代民族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这种融合，在汉族形成之后也在进行着。汉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各个少数民族对于祖国历史的贡献也是不能忽视的。”鼬以上都是白先生民族平等思想的体现。白先生在民族史学上的卓越见解还有很多，这里因篇幅局限，不能一一列举，但白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历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成绩斐然。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上，白先生有他自己独特的完整的理论体系。通过白先生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以到研究中国民族史，必须还要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紧密结合，这样才会有『Ｆ确的研究方向，也才能真ｊＦ阐明中国民族史的发展，同样，如果中国历史中忽视了少数民族的历史和各个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所做出的贡献，也不能称其为完整的中国史，当然也就谈不到使中国历史成为真正科学的历史。 白先生多年来从事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并硕果累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角度，『Ｆ确地处理了民族关系等一系列复杂的理论问题，他的研究成果将会给后来者以启迪、以借鉴，对于促进中国民族史研究向Ｉｊ｛『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三、以唯物史观来透视中国历史的各领域和全过程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共同舰律与各个国家、民族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的论述，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白先生撰写中国通史的基本思想。以前也有很多史学家曾经谈到过这样的观点，但理论上知道这一点是一回事，能不能很好地将这一思想贯彻到自己的历史研究巾去，往往又是另一回事。白先生ｒ贝ｒＪｘＪ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上的探索，形成了他关于中国通史发展线索的系统认识。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比出版朴，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９５页。《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第４２６页。１５在中国通史的编撰中不能不涉及到的基本历史理论问题，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院。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如果从原始社会’龅起，中国历史已有了几十万年的行程，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几千年。对这样长的中国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必然涉及到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即使是只罗列历史材料，也一定是按照各自对历史的理解去选择和剪裁史料。白寿彝先生曾指出：“历史理论有许多问题要探索，也有许多领域要丌拓。做这种探索和丌拓的工作，首先必须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并且定为同常的课程，坚持下去，久而弥笃。”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在这方面显示出自己鲜明的特色。白寿彝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沦研究中国历史的进程，阐明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点：“人类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都体现一种生产方式，因之，每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都是生产方式变化和发展的结果，都是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推动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中深入阐发了白寿彝先生对多种生产关系的认识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历史特点的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社会形态学说是这个历史观的核心内容。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在每一个社会毕，都有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使这种社会形态与其他社会形态相区别。从原始社会到现在，人类历史上已经相继出现过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科学地阐ｊ了历史发展的道路。但各个国家、民族经历的历史过程都具有自己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并不是可以套用的现成的公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沦当作教条，以一成不变的模式去研究历史，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也就谈不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因此要求史学工作者在撰编通史著作时，要以自己的历史著作揭示各个民族历史的具体特点，具体的历史发展的途径与规律。在研究每一个民族历史时，必须要从各个民族的历史实际出发，用社会形态理论去进行具体研究，抓住社会内在矛盾的具体情形，揭示社会历史运动的具体过程和特征。特别足要认Ｕ｛ｏ’自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氏山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２８５页。ｏ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Ｋ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１８８页。１６我们这个东方大国的历史的特点，如果泛泛地搬用一些理论条文，或者只是简单地归纳某些历史事例加以说明，那是无法从深层次上理解民族历史特征的。著名学者吴怀祺先生曾明确指出：多卷本《中国通史》“从中国历史上多种生产方式并存这一最基本点入手，抓住了这一关键环节，以求寻找中国历史特点的内在依据。”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白寿彝先生曾明确指出：“在每个具体社会形态中，往往不是单一的生产关系，而大都是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例如：“商周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生产关系：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者。在这时期，还有从原始社会遗存下来的氏族部落分散在各地，过着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生活。氏族部落的数量是相当多的。”固而且还指出：“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期，必然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并存，也必然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ｋ四零年至一九四九年，是中国社会变动比较激烈比较复杂的时代，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其中有买办资产阶级支配下的生产关系，有属于民族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关系，也有旧的生产关系，主要的是封建的生产关系。”白先生诈是通过举出我国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事实，；来进一步阐明中国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的复杂性。在过去的通史著作中，研究某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时，往往只是重视这一历史时代的基本的生产关系，而对于同时并存的生产关系，对于基本的生产关系跟其它生产关系的关系都注意得不够。 白寿彝先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历史的特点，并概括为“多种生产关系并存”，这也体现出白先生在中囤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创新。生产关系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物质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及社会经济结构。白先生在撰写《中国通史》时，从生产方式这～关键点切入，可以说是抓住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在此基础上才能对社会上其它的社会现象做更为科学的说明。早在１９８６年７月，白先生《在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讲话》中就曾经明确指出：“我们近几十年来，把历史发展分成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啦吴怀棋：《马克心土义社会形态理论与新ｕｔ期的通史编撰一弭读多卷本（中幽通史《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删，第９页。自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比山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１８４页。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比山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１８５页。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山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１８８页。１７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分没有错误。把某个社会中最有代表性的，最主要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作为这个历史时代的标志，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多年来有一个比较片面的看法，认为某一个社会、某一时代，只存在～种生产关系，这个看法不利于我们对某一历史时代的全面了解。”这就找到了为什么多年来，一些通史把中国本来很丰富的历史写得简单、贫乏的症结所在。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导论》中，白寿彝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丰富，他说：“在每个具体社会形态中，往往不是单一的生产关系，而大多是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这些生产关系虽然对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都各自发生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关系都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决定社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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