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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济年谱长编 全2册/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2011清晰
价 格：¥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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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年谱长编 上册
上海交大出版社即将出版张元济(菊生)先生的年谱长编，闻之欣忭。 一百多年前，张先生因参与戊戌变法，被处“革职永不叙用”，李鸿章将他推荐给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创办人盛宣怀，盛宣怀非但没有把他视作清廷罪臣，反之却委以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一职。从1899年到1902年任职期间，他主持出版了严复译《原富》等一批国外学术书籍，为我国萌芽时期的现代高等教育提供了教学参考用书，他主持的译书院也成为中国高等学校附设出版机构之嚆矢。1901年，我校第一任校长何嗣焜突然病故，张先生接过重任，成为交大校史上第二任校长。其间，他创造性地开设外院，创设特班，为学校初创时期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培养了蔡锷、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等一大批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张先生在南洋公学工作时间虽不算长，但他是一位受我们交大人尊敬的前辈，他的年谱长编由南洋公学译书院传人—我校出版社出版，更具有特殊意义。 热爱祖国，是贯穿张先生一生的准则。早年他希望国家通过维新改良，自立图强，曾上奏光绪皇帝，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新政”时期，他通过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大批政法书籍(如在南洋译书院亲自经手、积极谋划，终由商务承印出版的煌煌80册《新译日本法规大全》)、普及性读物，借以在官员和民众中普及宪政和法制知识。此后，他长期埋头出版业务，把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看作尽自己国民义务的唯一途径，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出版教科书，推动教育普及，启迪民智，提高民族素质。八年抗战，他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主席身份坚守上海，不向汪伪当局工商登记，为免亲日势力渗入而坚持八年不召开股东会，不改选董事会，日本人登门时，以“两囯交兵不便接谈”为由拒绝接见。抗战胜利后，他支持爱国学生运动，曾两次与我校另一位著名老校长唐文治先生等联名上书上海市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他当着权要发言，呼吁和平，反对内战。1949年以后，他积极参加政协活动，为新中国建设建言献策，并创作了多首诗作，歌颂新中国、新时代。 人物年谱，古来有之。它是人物传记的特殊体裁，也是我国史学著作中一种特有的写作形式。它是将谱主一生言论、功业、著述等史料，按时间先后排列的资料集。进入近代，年谱篇幡逐渐増多，内容更趋详实。丁文江等编著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又将年谱写作水平推进一大步，成为今人编著人物年谱的范例。由于年谱编纂是“述而不作”，因此编著者真正的功力应体现在材料发掘的深度和广度，对材料真伪的辨析，以及确定事件发生时间的精确度等方面，这其实是史学研究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本书两位编著者从事张元济研究长达二十多年，掌握张先生生平资料很充分。二十多年前，张先生哲嗣张树年先生曾编纂了《张元济年谱》，此次出版的《张元济年谱长编》，在资料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进一步拓展。首先是加入了许多过去没有载入的新材料，例如1907年末张先生作为浙路代表之进京，与袁世凯、那桐交涉的谈话纪要；1928年赴日访书以后，向日本藏书家借影日藏中华典籍的通信等。其次是经过考订，厘清了一些事件的日期时间，例如张先生险遭炸弹暗算的时间，以及从上海闸北长康里迁寓新世界长吉里的时间等。三是编著者费了不少心力，将以往公开出版的张先生著作与原稿或最初版本进行了核对，纠正了不少错讹，例如《挽陈伯岩诗》的诗注、20世纪初致孙壮的一些信件等。更为可贵的是，编著者不为尊者讳，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还原了谱主真实的思想与面貌，例如1911年张先生上庆亲王奕劻的手折，反映出他的一些今天看来不甚合时宜的观点，这份手折过去出版时，曾被人加以修饰，抹去了一些不恰当的言辞，而本书却尊重历史事实，采用了未经他人改动的文本。资料研究中，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同一事件的多件资料中，会有一些内容是互相矛盾的。对此，编著者的处理是认真的，他们选定认为是真实可信者编入正文，再用脚注的方式列出其他不同说法的资料，有时并給出作者之所以取舍的理由。这体现了编著者对待历史真实性和处理内容不同资料的严肃、科学的治学态度。当然，年谱长编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长”字，全书180万字，可以有足够的空间，把反映张先生重要思想、学术观点的文章、谈话等史料尽量完整地引录，这对反映张先生的生平、思想，无疑更全面和深化， 张元济先生堪称我国近现代文化教育史上守正出新、人格完善的前辈。作为交大现任校长，我对张先生担任交大校长期间的开创性工作，以及他对中国近代教育和出版事业的杰出贡献，充满景仰之情。我相信《张元济年谱长编》的出版，将有利于更多交大后学了解、学习张先生的人格和思想，也会促进学术界对这位受人尊敬的前辈的研究迈向更新、更高的台阶。 免责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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