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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明的本质 全5册 2016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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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中国文明的本质》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中国文明的本质》PDF电子书全5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 《中国文明的本质》力图打破西方中心论，为从近代以来的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的崛起，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找到“自强”的来源。它在连续性文明和破裂性文明两大概念的关照下，通过将连续性文明视为中国历史的一种“主要的发展模式”，以西方断裂性文明作为参照，探索以全责组织和一体化的公共权力为基本原则的中国文明自身的发展道路。在卷三中，作者以“连续性文明”为视点关照从英雄时代（酋邦时代）开始到战国时代结束的先秦封建社会。摒弃西方社会发展的经典理论，从自身历史出发，深入思考中国夏商周三代从封建走向帝国的全责社会的特点和演变。
中国文明的本质 第1卷 中国文明的本质 第5卷
《中国文明的本质》出版说明： 我的思考的缘起,是对作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主导或者说精神主干的“自强”概念的本质和来源的探索。在我看来,自强是中国近代启蒙的核心概念，也正是现代中国精神的核心或者说基础,而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其实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土壤。 这个概念虽然在中国文明由连续性走向破裂性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从本质上说却是从连续性文明的本性中诞生的,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属于连续性文明范畴的,但是,它的“根”或者说它的基本“立场”是属于连续性文明的。 所谓连续性文明(以政治程序攫取财富从而进入文明)和破裂性文明(以贸易和技术程序积累和聚集财富从而进入文明)的看法,是张光直先生提出来的,我的讨论比他走得更远。对于习惯了社会发展史的思维模式—这种原则上说是来自西方历史经验的理论模式——的人来说,我们的这种关于中国文明本质的归纳本身就显得是离经叛道的。我也的确对于各种先行的历史哲学模式提出了我自己的看法,或者更明确地说,都表达了我明确的反对态度。这似乎显得过分狂妄。但是,我仍然相信,我的看法是能够成为一家之言的。 对于中国文明来说,作为基础的东西是政治,是直接暴力,也就是说,在理解中国文明的本质的时候,以为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最终地还原为“生产关系,只能是一种误解,是不可能因此而洞悉中国文明的本质的。中国从进入文明时开始,就是以政治暴力攫取财富,以公共权力一体化作为最根本的原则的。在中国文明中,政治权力是“最高”原则,这并不是说它仅仅是一个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而是说,在中国,其他的一切社会关系,只有通过政治关系、并在政治关系中才能被理解,政治才是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最终还原的基础。 我深知这种看法对于传统理论原则是颠覆性的,要让读者接受也是非常困难的。为此,我不得不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我的讨论。关于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诞生或者说起源,我是以汤因比的“挑战一回应”的模式来构造的。在汤因比看来,人类和所有的动物一样,本质上是一种惰性的、消极的存在,人类之所以能够通过积极的进步成为人类,是因为遭遇到了自然的挑战因而不得不改变自身。 人类之成为人类,就是类人猿应对自然挑战的结果。 人成为人的讨论,即关于人的本质的讨论,应该说是一种历史哲学的宿命。关于人类的原始时代或者说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文化,我的观点是特别的,至少,在我看来,还没有人持有和我一样的看法。这让我深感惶恐。但是,我仍然大胆地将它说出来,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我以为,社会组织是人类在应对自身所遭遇到的各种挑战时所使用的基本方法。而人类最初建立起来的组织,是全责组织。所谓全责组织或者说全能组织,不是说这种组织可以实现任何目标,而是人类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都以这同一个组织为依仗去应对。为了建立起组织,或者说,人类为了组织起来应对挑战,公共权力就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人类社会是以公共权力为核心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公共权力,即人支配他人的能力。公共权力大体可以分为直接暴力(权力)和间接暴力(权力)两种。直接暴力,又可以分为物理的暴力和话语的暴力两种,间接暴力,即财富权力,是通过对人的生存必须的物质的控制进而控制他人的能力。财富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根本标志。 人类之成为人类,或者说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而文化,从最初的意义上说,就是语言或者说话语。原始时代的语言或者话语的基本形态就是禁忌。人类以禁忌作为最基本的规则让自己组织成人类社会。 我对于古代人类生活的还原,旨在指出一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原则,即话语,是人类这种文化的存在的创造,也是人类对于自身的创造,而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断定,语言这种公共权力,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最基础性的权力。而在各种不同的文明中,语言的这种基础,是通过与政治权力结合发生作用,还是通过与财富权力结合而发生作用,则构成不同文明的不同本质。 在我看来,中国进入文明时期所受到的根本性的挑战,是在地球气候突变的情况下,四周文化向着中原的迁徙造成那里的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了那里生存资源的紧张,中原部族为应对这种挑战而发明出了井田制和城邑一乡遂制度,从而进入文明。城邑一乡遂制度的根本特点,就是承袭并强化原始文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全责、全能组织,以直接暴力—直接控制他人的权力—的方式建立文明社会的新秩序。从那个远古的时代开始,中国人在这个原则之下连续性地走过了大约4000年,其中虽然也充满了发展和变化,但是,这个以全责组织作为社会构造的基本形式的本质则始终保持着,一直到鸦片战争西方文明的冲击到来。 当我们说中国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明的时候,实质上是说,中国是在保持着原始文化时代的全责组织社会形态的条件下进入文明的—这是我对于张光直先生的理论的一种延伸—这种全责组织社会的基本结构决定了中国文明中公共权力始终以一体化的形态存在。公共权力中的物理暴力,一般说来即政权暴力,是以专制为基本特征的。公共权力中的语言暴力或者说话语暴力,是作为政权暴力的附庸或者同谋存在的,话语的基本价值,是整体性。中国文明中的财富,始终处在政权的支配之下作为政治动员的基础存在,没有自身独立的地位。这里所说的基础,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所设定的那种作为终极动力因的基础,而只是一种作为制约性、条件性存在的消极基础。为了服务于专制政权对于社会秩序治理的需要,经济秩序的变化是首先需要防止发生的事情,因此,可以说“简单再生产”就成为中国文明中经济活动的一种本质。 西方人进入文明当然也是为了应对挑战,但是,他们所遭遇到的挑战与中国人是非常不同的。西方文明发育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当时的苏美尔人所遭遇的挑战,是这个地区资源的单一。如果说中国人进入文明时所遭遇到的挑战主要是人口的膨胀,是一种来自人类自身的人文条件方面的挑战的话,苏美尔人必须应对的挑战则是自然本身。西方文明是因此而走入发展生产力以应对挑战的历史发展道路的。这种文明的根本特点就是以间接暴力或者说间接权力,即以财富权力作为根本原则来构造新的社会秩序,或者更具体地说,在苏美尔人那里,出现了以功能组织社会—在社会生产分工的基础上最终取代了。 原始文化时代的全责组织社会。所谓功能组织,是与全责组织、全能组织有着不同本质的社会组织,它们是以特定的目标为原则,为了完成特定的目的、行使特定的功能而建立起来的。说西方以断裂的方式进入文明,就是说西方人是以消解全责组织社会,而通过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各种功能组织的方式结成社会。这也是我在张光直先生的概念基础上进行的一种逻辑延伸。 西方文明中的公共权力,在功能组织社会的基本结构的条件下呈现出“三权鼎立”的基本态势。或者说,在历史上,公共权力是始终向着这样一种方向发展着的。这里所说的公共权力的三权鼎立,不是指现代代议民主政治中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的三权分立,而是指公共权力中的政权暴力、话语暴力和财富暴力的三权鼎立。在西方文明中,财富权力始终处在一种基础性的地位上,决定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它也因此而显得是一种自主的存在。而政权暴力,在经济或者和话语干涉的条件下,在历史上出现的基本形态,是共和、封建、民主等分权形态,虽然间或也会出现“帝国”这种专制的形式,但是总之难以长命——与中国连续了2000多年的帝国历史形成非常鲜明的对照—而西方的话语,则往往是以独立的宗教或者神话的方式存在的,其基本的价值,是个体主义的,或者说,是在历史中不断地向着个体主义的方面发展的。 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上,我对中国历史做了一个冗长的讨论。我主要是要说明,这样一个以全责组织和一体化的公共权力为基本原则的文明是如何在自已的道路上连续性地发展的。由于这种描述与西方中心论方式的、以生产力或者精神的进步作为原则的模式是不同的,这种描述自然也显得有些特别。中华帝国是中国这个全责组织构成的文明的一般政治形态。全责组织使得中国文明可以称之为一种“政治文明”。这种政治文明的理想形态,是从上到下一以贯之的政权组织,如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后建立起来的从朝廷到伍甲村落的秦文明。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帝国时代,这样一种理想状态由于帝国幅员过分辽阔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局限,其实很少在历史上真正出现。现实的历史状态是一个抽象的朝廷组织和基层的血缘组织共存的结构,虽然这样两种组织具有同质性,都是全责组织,但是,从逻辑上说,一个全责组织是向着唯一化的目标前进的,因此,在朝廷与基层血缘组织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生的紧张关系。我们会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在帝国统一的外表之下,其实始终存在着一种封建性的分裂——我称之为隐性的封建——有时这样的分裂变成显性的政治分裂。但是帝国统一的大趋势是中国文明的主流。就是说,从原则上说,中国文明的结构是非常稳固的,这是因为,在中国文明的朝廷和基层血缘组织这样上下对峙的全责组织之间,存在着一个将这对峙着的组织黏合起来的阶级——士阶级。士阶级是朝廷组织的基干,同时又是血缘组织的领袖,他们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成为中国文明的主干或者说中坚。他们主要以话语权力的具体体现者行使着自己的权力,并使得中华帝国在经历过无数次的毁灭性打击之后,几乎复制性地重生。 以上,是我以中国的方式来描述中国的历史。当我们如张光直先生所说的那样,将连续性文明视为人类历史的一种“主要的发展模式”的时候,当我们以中国方式的连续性文明为原则来审视西方文明的本质的时候,则不仅中国文明的面貌,连西方文明的面貌也变得与原先我们通过习惯的理论模式描述出来的面貌不同起来。当我们以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模式来描述中国历史的时候,总是会遇到这种理论模式难以顺畅说明的历史现象,于是,中国文明就显得像是一种“特例”。其实,当我们以中国的历史发展模式来审视西方历史的时候,西方的文明也变成了一种“特例”。我对于西方历史的描述,因此而显现出一种特殊的风貌。对于西方文明的描述的核心概念,是功能组织社会的形成以及公共杈力三分的格局的历史发展过程。我在这里说明了封建这种社会形态的连续性文明的第一阶段形态的特征和奴隶制文明这种断裂性文明的第一阶段形态的本质,说明了古希腊、罗马的直接民主制形成的原因和它们之间的区别,说明了封建转入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尤其是英国的代议民主制形成的基本原因和条件。 对于中国现代启蒙的看法,就是建立在这个讨论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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