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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宦官史料长编 全3册 2014高清
明代宦官史料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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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宦官史料长编》PDF电子书全3册,由凤凰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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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丹辑考的《明代宦官史料长编(上中下)》以《明实录》中的宦官史料为骨架,广泛辑录明清政书、正史、文集、野史、笔记及传世方志、碑刻中的相关史料,共同汇成一个庞大丰满、有体有要的史料群。通过对相关记载以类相聚,使事实的原委一目了然,同时加以必要考辨,汇编为一部规模宏大、体例精严、史料丰富、考证详赡的《明代宦官史料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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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宦官史料长编》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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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宦官史料长编  上册
明代宦官史料长编  中册
明代宦官史料长编  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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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宦官史料长编》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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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一部关于明代宦官史料的书,就先简单介绍一下明代宦官史料的状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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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研究,与明史研究的其他任何领域相比,都更需要先解决史料的问题。①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宦官的历史由士大夫书写,不管那些“刑余之人”曾多么幸运地站在权力的巅峰,但在历史审判中,这些“角色”始终只能处于归恶的下流。士大夫们掌握着用笔书判,甚至是报复的权力。其次,还是出于第一个原因,宦官史料常常被刻意抹去—还有什么比荡平其遗迹,更能表达作史者抵制阉宦的决心吗?因此,尽管明代文献不可避免、或多或少会留下一些宦官史料,但总体而言,绝对是异常阙漏和零散的;许多史料还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利用之先,尤当辨析。大体来说,明代宦官史料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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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书、实录中的宦官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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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政书刊载宦官制度的,惟有朱元璋亲手编定的两种祖训:《皇明祖训录》(洪武六年初颁。今见为洪武十四年重颁本②)和《皇明祖训》(洪武二十八年颁)。它们是研究明初宦官制度的重要文献。除了两种祖训,其他政书如《诸司职掌》、《大明会典》等,均不载宦官之制,惟于诸司职掌相关处,略有载见。而其他公私纂述,即便设有“宦官志”的名目,亦不过是宦官的传记,而绝少有具体制度的记载。因此研究宦官,官制最难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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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活跃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这从列朝实录中得到体现。《明实录》里保存了最为丰富的宦官史料,但仍不免于阙略之弊,如宦官例不书传,十三朝实录中,仅见司礼太监怀恩一传,也不过数语而止;至于内官迁转,包括司礼太监的举用以及各地镇守内官的题差出任,基本上都不记载。嘉靖中,尚书霍韬上奏,请将宦官制度载入会典。此议虽未获准行,而嘉靖初年所修《武宗实录》所记宦官转官最详,这在列朝实录中已属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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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记宦官最惜笔墨,即便一些制度兴革的大政事,如嘉靖中设置“承天守备太监”,以及裁撤镇守云南金、腾太监等,也都遗漏不书。这当然有宫府异体,外廷不能详知内府之事的限制,也不能尽责备于修史者。这三种是宦官研究中最常被利用的资料,需要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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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录篇幅太大,利用起来比较困难,这就使王世贞《中官考》(分11卷,王氏《弇州史料》及《弇山堂别集》均收入)的价值大大提升。研究明代宦官,《中官考》是必引之书,它也是明代惟一一种以本朝宦官为主题的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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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官考》记录了从吴元年(1367)到万历十年(1582)二百年间的宦官史事。王世贞在《序》中说,他的初意是写一本本朝宦官的全史,但最终没能完成,“今所存者,皆从《圣政记》录出之,不为一字增损,以备异日史氏去取耳”。①所谓“圣政记”,应当就是民间私藏传抄的实录。这些抄本,脱漏和错误较多,故《中官考》亦难完备,如所记永乐元年九月己亥(二十四日)遣内官李兴等赍敕劳暹罗国王,案语云:“此内臣奉使外夷之始也。”查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明太宗实录》卷二三,同月庚寅(十五日),已先命中官马彬等出使爪哇,并诏谕西洋诸番。两事仅隔数日,而《中官考》失载。《中官考》不少记事,时间与实录不合,可能也是袭抄本之谬。《中官考》并非全本于实录,该书纪事到神宗初,如万历十年司礼太监冯保辞休疏及御史李植的参疏,或从邸报中录出。此外还杂引了一些碑刻、墓文、诰词等史料。该书所记永乐八年内官马靖巡视西北及王安监军等事,皆为独见,而广为人引用,大增其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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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自称“不为一字增损”,亦非实况。书中有不少考证,例如永乐十八年设东厂说,就是他的创见。王世贞还常以“案语”的形式,作出一些论断,如“中官奉使之始”、“出镇之始”等。这都使得《中官考》不仅是一部史料,还具有了部分研究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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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官考》影响很大,明末一些私家纂述,已奉其为圭臬。如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三三《朝端大政三十三》有《中官考》上、下,主体上便依据《中官考》而成,这从该书的史料编排以及据某些史料做出的一些论断,可以很容易判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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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修《明史》,也明显存有《中官考》的痕迹。《明史》中的宦官史料主要分布在卷七四《职官志三·宦官》,卷三○四、三○五《宦官传》及相关传、志中。许多材料直接裁取自《中官考》,并沿袭了该书的一些错误。这些错误经过这本钦定“正史”的放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今人对明代宦官问题的许多误解。如“宦祸”始于永乐说,就是《明史》的基调。而此论的基础,正是《中官考》所下的诸多“之始”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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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的纂修虽主要参考《明实录》,但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似乎受《中官考》的影响更大一些。从史源学的角度来说,实录的价值无疑在《中官考》和《明史》之上。后者虽然做了整理,有一些初步的研究,但挂漏及传讹之处非常多,所以研究宦官,还是应以实录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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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代典制之书不记监局之制,内府之事外人又难以窥知,这就使明末太监刘若愚所撰《酌中志》一书弥足珍贵。该书记述晚明宫廷之事,包含了大量第一手的宦官史料,并有专卷载“内府衙门职掌”,为研究晚明制度不可缺少的材料。可能如清人李慈铭所云“刑余贱人,其言是非,不足深据”(《孟学斋日记》丙集),《四库全书》仅收有由吕毖据《酌中志》编次的《明宫史》,此节本大行其道,原书反而长期不为人熟悉。现在《酌中志》的价值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但在使用时却常忽略了该书所记只是明末的时制,而非有明一朝的定制。这是在引用该书时应特别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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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著述中的宦官史料
明人著述,除了祖训、会典、实录等官书,还包括杂史、笔记、文集、戏剧以及稗官小说等私家著作。明代私纂史籍中的宦官材料,多从列朝实录及《中官考》中剪裁而来;然亦多“采缀野史及四方传阅”,往往有“失实”之弊。①在使用时,不可轻易采信,需加以考辨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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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皇明历朝资治通纪》一类的编年或纪传体私史相比,明代士人的笔记、文集等,在史料价值上似更胜一筹。一些笔记所载,出于作者的亲见亲历,如陈洪漠所撰《治世余闻》和《继世纪闻》,记弘治、正德两朝宦官史事颇多,为研究明中期的宦官问题补充了许多鲜活的事例,别具价值。文集一般都收有集主人在朝奏议,一些重要的奏疏亦多收入《明经世文编》、《明文衡》这类总集。疏文在实录里多为简写,又多失载,查对原疏,可使我们掌握更全面的情况。比如嘉靖十八年明朝全面裁撤各地镇守太监,此事《世宗实录》竟然失载,而读《名臣经济录》所收张瓒、王廷相《题添镇守推将官疏》、《题为星变事》等疏,则首尾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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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市井文艺创作的高峰期,但艺术作品的“史料价值”常为人忽略。小说中的宦官史料更多,《金瓶梅》里描写了花太监等一批宦官及其家族成员的活动,其中有名有姓者就有12人。魏忠贤被诛后,书肆里随即出现一批描写魏阉的小说,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烈传》等,虽为小说家言,仍不失为了解明代宦官及社会史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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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为有地位的宦官志墓,是普遍的现象。明人焦竑所编《国朝献征录》,专设一卷,录“寺人传”,多为宦官墓志。一些文人文集,收录如墓表、
神道碑之类的应酬文字,也会保留一些为宦官所做的墓文。但交结宦易遭人诟病,嘉靖时的大学士杨一清就因为太监张永作志而遭弹劾。因此许多文人在整理个人文集时,会有意删除为宦官所作的墓志碑文。宦官墓志存于文集者很少见,更多的是以出土文物的形式存世。北京是宦官最为集中的地区,出土墓志也最多。国家图书馆金石组整理出版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其中第51至59册为明代卷,收录馆藏宦官墓志拓片数十方。由赵令扬审定、梁绍杰整理的《明代宦官碑刻传录》(香港大学中文系,1997年)是目前仅见的宦官碑刻专题出版物,其宦官墓志即多采自国家图书馆藏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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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和包括明代宦官主要来源地顺天等八府的《河北》卷,也收有不少宦官墓志。另外,明代南京、凤阳等地均置太监守备,各王府还设有名为“承奉司”的宦官机构,这些宦官死后,多葬于地方,故数十年来,各地都有宦官墓地发掘的报道,出土了一批墓志材料,其中以南京和成都(蜀藩宦官墓)两地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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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仍不断有新志出土,2006年北京香山南路一次即发掘宦官墓179座,未知所获如何(并非所有宦官墓都有墓志)。这些志石多存于北京石刻博物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处,但均不向社会公开,藏碑单位又无足够的条件进行整理,史料尘封,诚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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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宦官崇佛风气很盛,北京地区的名刹多与宦官有关,现存碑记很多,对研究宦官习俗、信仰及宫廷生活等,颇具价值。 hCF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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