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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通史 全8册 1999清晰
价 格：¥ 19.80
30天售出：7 件
商品详情
注意：《湖北通史》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湖北通史》PDF电子书全8册，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湖北通史》全书分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元卷、明清卷、晚清卷、民国卷等8卷，多达300余万字，是一部集湖北地方史研究之大成的煌煌大著。弥补了湖北地方史研究成果的不足和缺陷，具有不可代替的学术价值。该书结构紧密、特点鲜明，充分揭示了湖北发展的地域性特征，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和新观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释，为今后人们研究湖北的通史、断代史或专门史提供了有力保障。
《湖北通史》书目：
湖北通史 先秦卷
湖北通史 秦汉卷
湖北通史 魏晋南北朝卷
湖北通史 隋唐五代卷
湖北通史 宋元卷
湖北通史 明清卷
湖北通史 晚清卷
湖北通史 民国卷
  《湖北通史》出版说明：
湖北历史值得深入研究和浓墨重彩地书写，理由大致有如下数端：
其一，湖北是中国大陆上最早有人类远祖活动的地方，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距今80万年~距今70万年左右的“郧县猿人”，大体上与陕西蓝田猿人的时代相同；距今60万年~距今40万年左右的“娜西猿人”与北京猿人的时代大致相同。
距今约19万年左右，长阳一带已有早期智人生存；距今5万年~距今1万年和距今1.3万多年以前，江陵鸡公山和房县分别有晚期智人的1旧石器文化遗址；距今8000年~距今7000年的“城背溪文化”则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的文化遗迹。距今6300年~距今5300年，沮漳江汉已有以三苗为主体的先民活动，属于巫山“大溪文化”，此时湖北境内已有水稻种植和原始的纺织技术；距今5300年~距今4600年，今湖北境内已有三苗、百越、神农氏部落的活动，其代表为“屈家岭文化”，大型聚落和城垣防御体系的设置证明此时的先民已有定居，其古城是全国已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古城之一；距今4600年~距今4000年前的“石家河文化”，其遗物证明当时已有不同程度的生产分工，治玉、冶铜、陶塑和彩陶技术均有相当高的水平。
公元前22世纪后期到公元前21世纪前期，尧、舜、禹所领部落在今湖北境内屡与三苗部落接触和冲突，直至公元前16世纪晚期，江汉地区已纳人夏王朝版图，但以三苗遗部为主体的“荆蛮”一直在同夏王朝抗争；约在公元前14世纪，仲丁时的商王朝在今汉口近郊黄破建筑了军事据点盘龙城。
约在公元前11世纪的晚期，芈姓熊氏笔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始在荆山创业，随后建立了延祚800年的楚国。人们大多知道楚文化的灿烂辉煌，但恐怕未曾将其置入世界范围加以比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的世界上，就文化繁荣而言，楚国与古罗马帝国也不遑多让。应该说，直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现，还只是露出了海上冰山的顶角，今后的考古发现将会提供更多的证据。
其二，湖北历史具有丰富的内容，充分发掘、研究、利用这种历史文化资源，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史学工作者的天职。
湖北历史内容的丰富，体现在方方面面。就生产方面而言，从远古的水稻种植、冶金、治玉、制漆、纺织，到楚国及历代的修筑灌溉渠、治江治湖，直到清未屹立在汉阳的亚洲第一规模的铁厂，生动地体现了物质文明的演进之路。
从政治方面而言，楚国的立法创制、战国初期吴起的变法、此后统一或割据状态下的成败得失、历史剧变中的转型变化，其间蕴含着多少客观因素的影响制约和主观上人谋的臧否，值得后人分析和深思。
在思想文化方面，从随国的原始儒学代表人物季梁（比孔子约早两个世纪)，楚地（此处主要指河南、安徽）的道家老子，诗人屈原和宋玉，到汉代的王逸，东晋的习凿齿，唐代的孟浩然、皮日休，宋代的宋庠宋祁兄弟、米芾（画家），明代的张居正、熊廷弼、杨涟、公安派和竟陵派诸家，以及著《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均为全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到了清代，全国各界名人大增，但湖北仅有熊赐履、熊伯龙、王柏心、杨守敬、张裕钊、樊增祥在全国稍有文名。其实深人研究就会发现，还有具有鲜明民本色彩的诗人顾景星、坚定地批判理学的思想家秦笃辉、研究东北边疆地理的曹廷杰等，都有资格在全国思想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从种族和民族融合方面看，新石器晚期的湖北土著主要是三苗，其主体大概是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先民，此外还有越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先民)和巴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先民），到夏人殷人周人相继南下，于是出现了中原华夏文化和三苗文化、越文化、巴文化的融合。楚文化的“恢诡谲怪”，“惊彩绝艳”，正是这多种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其后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文化、蒙族文化、满族文化以及近现代的西方文化，均曾对湖北文化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故楚之地出土的由钠钙化合物构成的玻璃珠，使我们有理由设想：中国西南可能有一条通往地中海沿岸的“玻璃之路”，而这条“玻璃之路”比中国北部的“丝绸之路”要早三四个世纪。当然这条“玻璃之路”目前还有待更多的发现和研究。
从反对暴政和反抗外来强敌以及革命传统方面看，湖北人民也有一种敢为天下先和敢负天下之重的精神。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口号的提出，到陈胜、吴广的率先倡义，到刘邦、项羽的终于灭秦（上述4人是楚人，不过不是湖北人）：从王葬统治末年的绿林军起义，到宋末的抗元斗争，元末的徐寿辉、明玉珍、陈友谅起义，明末清初的抗清斗争，英雄豪杰层出不穷。尤其是近现代史上湖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为抗击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近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之后，湖北在这种新型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无数先烈先进和仁人志士。从辛亥武昌起义到北伐，从湖北的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和多名湖北籍共产党人参加中共“一大”，到黄麻起义及其后建立多个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湖北人民谱写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辉煌篇章。
由于湖北的地理位置绾毂南北，沟通东西，号称九省通衢，所以平时是人员货物集聚往来的枢纽，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一向发达：战时则是东南西北必然争夺的“四战之地”，先秦的吴楚之战、秦楚之战，汉魏之际的赤壁之战、彝陵之战，都是历史上的著名战例。而在历史上统一和革命的大业中，湖北的地理位置更显得突出和重要：宋初为完成统一大业，宋太祖定下的“先南后北”大计就是先取湖北：而南宋为了抗金和抗元，一直把湖北作为上游屏障；近现代的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和其后的北伐革命战争，都以占领武汉为推进革命的前期目标，孙中山与章太炎甚至还先后主张过定都武昌；抗日战争中，湖北境内发生过武汉保卫战和多次对日军的作战；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和华南，也必以武汉为通道和依托。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90年间，湖北尤其是武汉先后多次产生过重大的战略决策，这些既体现了湖北的重要战略地位，也对湖北乃至全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上所列，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荦華大者，但仅此已足能证明湖北历史资源的丰富及其重大研究价值。
其三，迄今关于湖北历史的研究尚有不足。虽然围绕着湖北历史已有一批断代史、专门史以及就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而进行的研究成果问世，尤其是已有〈嘉庆湖北通志〉和《宣统湖北通志》(因完成于宣统年间，印刷于民国初年，故又称〈民国湖北通志》)以及80年代以来编纂出版的大批地方志新书，但专著类的著作只涉及历史长卷中的一个时段或一个方面，远不足以再现湖北历史整体；而地方志限于体例，分门别类钩稽罗列，篇幅浩繁而横向上互不统属，有益于专家研究和各专业部门运用，但对非本专业的人和一般读者而言，则显得过于专精，也难以把握整体的历史进程和编纂者总结的某些规律性认识。而且湖北近年所出版的地方志书大多是从鸦片战争以后续下来的，对古代的有关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多未整理和利用，因而给人难以衔接之感。
正是基于上述三点理由，我们编著了这一套《湖北通史》，力求重现湖北地区有史以来的环境变迁、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兴替、习俗演化和民族融合等多方面的全貌。
《湖北通史》不是已有的中国通史著作的具体而微的投影，也不是对其他省市的通史著作的简单模仿。为了达此目的，《湖北通史》编著组的全体成员始终围绕着“通”、“特”二字下功夫。
“通”，本来就是通史的基本要求，首先是时间维度的上下贯通。上下贯通不仅是指数千年的历史不应间断，各卷和各朝代或时段之间，注意分划和衔接，既不留下空白，亦不能出现重复和矛盾：更主要的是气势一贯、风格接近，尤其要求各卷作者在总体把握上具有相对一致的史识。其次是空间维度上的横向沟通。湖北是中国的一部分，数千年间的发展变化必然离不开中国乃至世界这个大背景，或者说湖北这个局部与中国和世界这个整体始终处于互动之中，有时是整体决定或制约局部，有时是局部影响整体。
因此在考察湖北历史的时候，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情形，尤其是相邻各省的情形，也须了然于胸，才不致孤立地看待湖北历史。而且，现今的湖北省境，基本上是明清以来才逐步规范下来的，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湖北与湖南、四川、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全部或部分地区的行政归属屡有变化（如先秦的楚国曾领有两湖、贵州、河南乃至吴越之地，西汉开始设置的荆州所辖也远远大于今之湖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要求首先以今之湖北省境的空间范围为主，但遇到思想影响、文化流播、人物迁徙、货物流通等问题，或者是牵涉到湖北局势发展的事件时，叙述或分析所及，必然会越出湖北的空间范围。
“通”的最后一层意思是建立“大史学”观念，不能仅把此书写成政治和军事的斗争史，也不能仅写成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史，它应该包括地理环境、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种族和民族融合、中外交流等各个方面，但又不是各个方面的拼接杂陈，而是要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来思考和表述，这应该是区域性通史和地方志的区别所在。
“特”是要求写出湖北历史的特色。湖北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历史的各个方面自然与中国各地具有很多共性，但中国疆域广大，各地的自然环境条件不同，加上族群众多，故在远古的文明萌发阶段，文明程度即呈现出差序和梯次；即使在秦汉以后统一的条件下，由于地理区位、自然资源、民族构成、习俗传统、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社会稳定或动乱等因素的影响，各地的历史进程也出现或大或小的差异。因而无论是局部受到整体的影响还是局部对整体的影响，其情形和程度各具特色。
写出特色，决不仅是止于以湖北历史的各个方面（如湖北人物、事件、生产生活状况、社会习俗等等)为主要再现对象就可实现，尽管人各有其言行，事各有其原委及影响，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但这仍然近乎停留于表面。关键所在，是通过对长时段、多层面的研究，发掘湖北社会发展演变的特征、速度、方向和方式，发掘生活在该地域的人群的文化精神。所以通史虽以记叙为主，但不能缺少哲学思维，不能没有理论的指导、深层的思考和高度的升华。
当然还要抓往要领，即在关注全面时突出重点。历史的内容范围广、资料多，上至军国大事、政府的财政收支，下至市场上斗米斤盐的价格、老百姓的衣食起居，无不与当时的政局、社会和群众心理息息相关。对此，既不能取精微而遗广大，亦不能只写大政、大计、大战，大事而忽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地说，上古楚国的开辟创制，从秦汉到明清事关大局的历史事件、体制兴革、政局清浊、经济荣枯，晚清民国年间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社会的早期现代化成败，均是着力较多的重点；而环境、社会群体及其生活、精英文化与俗文化，乃至人口、妇女、群众心理等问题，亦有较深入的探讨，力图让读者看到历史的更多层面。
《湖北通史》没有在通史卷之外另外设置专门史和人物列传，而是将其完全融会于8卷通史的章、节、目之中。但各卷结构如何安排，首先就碰到是分朝代或时段来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几大块，还是打破一卷中的朝代和时段界限，按儿大块分门别类地写下来的难题。《湖北通史》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前中期）、晚清、民国8卷，各卷情况不同，如先秦卷时代太长，现有史料亦难以满足分部类撰写的要求；秦汉卷中秦期时间短而汉朝时间长；魏晋南北朝卷朝代更替频繁；隋唐五代卷的情况类似秦汉卷；宋元卷中两朝的政治、文化差异较大；明清卷两个朝代都较长，资料亦相当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如一律要求先分朝代或时段、再分几大部类来写，就可能出现若干空白，或者显得重复零乱；反之，如一律要求先分部类再分朝代或时段，有的又跨度太长，不能鲜明地从总体上体现出历史的时段性。 免责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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