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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全11册 2018高清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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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PDF电子书全11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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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勋爵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一1945年间共400多年的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为了供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我们将这部书分卷陆续翻译、出版(地图集一卷暂不出)。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些观点我们并不同意,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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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勋爵主编,共14卷,本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共约800万字,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至1945年间共四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4卷中,前12卷为正文,第13卷是补编,第14卷为地图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自1987年开始出版这套书的中译本,现已出版正文11卷,其中第5卷为新增中文译本,其余3卷将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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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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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1卷  文艺复兴  1493-1520年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2卷  宗教改革 1520-1559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3卷  反宗教改革运动和价格革命 1559-1610年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4卷  *暂未出版*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5卷  法国的优势地位 1648-1688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6卷  大不列颠和俄国的崛起1688-1715 1725年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7卷  旧制度  1713-1763年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8卷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  1763-1793年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9卷  动乱年代的战争与和平 1793-1830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10卷  欧洲势力的顶峰 1830-1870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11卷  物质进步与世界范围的问题1870~1898年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12卷  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  1898~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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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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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原来的《剑桥近代史》,即现在这套书的前身,在1896年由第一代阿克顿勋爵制订计划,而在1912年当地图卷问世时全部出齐了①。从此以后,不论作为参考资料或是一般读物,《剑桥近代史》都成为一部人们所熟悉的标准著作。它是用英文出版的对当时学者们所认识到的前500年历史最有影响的评述。当时,在英国的大学里,历史作为一门考试科目,正吸引着相当多的、而且日益增加的选修者。这种兴趣向下扩展到一般学校,向外扩展到形形色色的男女知识分子,从而产生对历史书籍以及对历史书新品种的需求。教育内容的这种变化是由群众心理的许多变化造成的。有一批教育改革家提倡讲授历史,另一批教育改革家则提倡讲授自然科学,以代替旧有的课程,特别是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品。但是,教育界内部的宣传所反映的乃是教育界外部流行的意见。当英国政府在国内不断增加新的职能,在国外日益密切地卷人国际政治的时候,群众必然要讨论许多若不结合历史背景就难以阐明的问题。这样,当时产生一种渴望获得更多的历史知识的实用主义要求,也是非常合乎时宜的。同时人们也有一股把历史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的热情,用以扩大思想境界,训练政治鉴别力,甚至进一步陶冶品德。两位担任主教的卓越的历史学家一斯塔布斯和克赖顿跻身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物之列。最近刚刚逝世的历史学家约翰·西利爵士是当时的帝国主义思潮的记述者。尤其重要的是,人们相信现已出现的一种比过去所实践的更为公正和更为精确的新历史学已经为理解过去和未来提供了线索。塞缪尔·罗森·加德纳正在显示用新方法研究英国历史会取得怎样的成果,而且还有许多历史学家也训练自己运用这种难度很大的技术。尽管如此,现在仍缺乏用英文撰写的论述欧洲大陆历史的最新著作。除了克赖顿的《罗马教廷史》和西利的《施泰因传》以外,值得一提的巨著实在寥若晨星。为了一般的阅读目的,人们还必须利用老一代作家,如罗伯逊、考克斯、普雷斯科特、莫特利,甚至卡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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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理事们(其中有伟大的历史学家梅特兰)在1896年聘请阿克顿勋爵主持编纂一部《世界史》的时候,必然考虑到上述一些情况。阿克顿在前一年就任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除了讲课以外还没有决定从事什么工作。他对新历史科学的信念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坚定。他早年正是为捍卫这种科学而进行论战的。那时他主编杂志,试图表明如果他的教会对于“体现真理”的科学和“代表自由”的国家这二者的目标予以鼓励,则他们就会进一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没有迟疑多久,就接受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理事们的邀请。他写道:“过去任何人都很难获得这样的机会,使自己关于研究历史的见解得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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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克顿最后接受邀请以前,编写计划曾经有过一些改动,其中之一必须在这里加以说明。出版社理事们压缩了他们原来的计划,因此现在的计划只包括“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史”。在这以前,就已经有一些著作家认为,这种以15世纪或15世纪前后为界,把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的为人们所熟悉的、甚至所习惯的做法,并不十分切题,不如把分界定在较后时间,如17世纪的某个时期更为合宜。那些贬低早期变化的重要性而强调后期变化的重要性的历史学家们,对于这种观点是颇感兴趣的。但是,由于两种原因,他们的看法在这里似乎没有必要多加讨论。首先,它包含的意思,无非是认为,卷和章的划分应该依据事物的本质,而不仅是为了写作和授课的方便。其次,《剑桥中世纪史》已经问世,它与《近代史》正好首尾衔接。因此在制订这套著作的计划时,近代史的年代上限已经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了。然而,有一个更广泛和更重要的问题不妨讨论一下:在近代史与其他较早的历史之间,究竟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我们许多习惯的想法和说法中,都包含着这种远期和近期之间的区别。公元1世纪时,有好几位罗马著作家都讨论过古与今的界线究竟应该划在哪里方才合适。现在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为了把过去的历史分成便于研究的单元,必须给它划出一条或几条界线。但是,他们产生这样考虑的原因,表明彼此之间有无穷的分歧。他们当中有些人,对于能够向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提供书面答案的任何最近时期的历史,都给以“近代”的名称。根据这种观点,古代或中世纪的历史乃是讲述人们的思想方法与我们现在不同的时代。例如,那时候的人不懂得把他们的经验归纳为统计资料或者甚至是确切的编年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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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些人觉得人类的天性是永恒不变的。他们满足于将较远的时代与较近的时代划分开来,认为前者难以理解是因为我们所掌握的有关资料太少,而对后者感到同样难以理解是由于我们所掌握的有关资料又太多。当然,这后一类著作家喜欢较近时代胜过较远时代,因为,正如他们中间有一位所说:“历史科学…总是越来越有形成的可能。这不仅是因为对它的研究工作越做越好,而且,因为它变得代比一代更适于研究。”①然而,不幸的是,有些人认为近代史概念本身是荒谬的。有一种说法是:近代史这个专门名词是矛盾的。他们认为历史在本质上就是和近代相反的,凡是构成历史的东西都与我们对当今的认识不同,因此,除非历史学家假定过去已经完成和终止,否则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历史学家。不论我们怎样给历史下定义,我们都必须承认历史所论述的是过去:不论我们把近代这个名词作什么解释,我们所指的必然是同当今密切关联的时间。任何事物越是属于历史的范畴,看来它就必然越不属于近代;反过来说,任何事物越是近代的,它也就越不可能是历史的。如果我们不喜欢这种说法,我们可以听一听相反的论调。持相反论调的人同样似乎有理,同样自相矛盾,也许也同样浅薄得很。据他们说,“近代历史”一词是同义重复。所有的历史都是近代的,或者用更为人们所熟知的话来说,“切真实历史就观念上讲都是当代史”②。因为,如果过去和现代之间没有连续性,如果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历史学家不能把过去融化在他的现代中,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过去,或者写出能使他的同代人认为真实或者可以理解的有关过去的任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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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数目很多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的男男女女用他们的部分、甚至全部工作时间去钻研近代的历史,尽管我们对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或他们为何从事这种工作,有迥然不同的看法。他们中间有少数人是单独地工作,然而,由于他们所使用的书籍和手稿都是经过他人编写或整理的,因此甚至这些独立研究者的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性活动。绝大多数人属于各种组织,如研究机构、大学、科学院、出版社、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历史学家协会,或者历史某一分支研究者的协会。他们向评论杂志和研究刊物投稿。图书馆员、档案保管员和博物馆员(其中有许多高级专家)为他们搜集、整理和编纂大量的资料其中包括原始材料和半成品,以及早期研究的成品。上述各种组织以通信、会议和其他交流方式,在互相之间以及与世界其他科学和学术机构之间发生联系。所有参加研究以及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人,都把近代历史的研究事业当作一个兴旺的企业,一个巨大的工作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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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大学里,系统讲授历史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固定的课程,而且已经有了许多讲述历史研究方法的教科书。有些教科书是一般性的,其他则是讲述被人扣上“辅助科学”这样一顶怪帽子的东西,如年代学、目录学、古字体学、古文书学以及对于印玺的研究(有时称印章学,有时甚至不太文雅地称图章学)。然而人们认为,正如大多数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选用非历史著作家的普遍概念一样,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所完成的大多数实际工作,也要依靠一些通常不称为历史研究的其他研究。它们是把学术研究工作与非学术性工作加以区别的那种思想习惯的实际运用。其中有几种,早在历史学家认为有用之前,律师们就已经非常熟悉了。在6世纪,一个律师如果不审核一项法律的全文而只就其中的某一条文发表意见,他就没有当律师的资格①。现在,如果一位历史学家只是以史论史,也同样不够历史学家的资格。在15世纪,欧洲的法学家们一般地说,在判断古文件的真伪和确定其意义方面,都是很熟练的。基督教的教士们研究各种不同计时制之间的关系。古典学者们对残缺书本的校订工作正在改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学家们运用所有这些新的和旧的技巧,正如他们遵循总的思想潮流一样,在他们的论述中排除神异的奇迹和占星术的影响。在最近几个世纪,他们从自然科学中把想要拟定一般规律的雄心壮志接收过来,并用某种进化论原则去解释一些特定事件或一个比较广泛的历史历程。在这种指导思想的支配下,他们借用了许多研究细节的方法。近来他们埋头研究图表、曲线和统计数字。这些资料开始时在经济史中使用,现在则在书目史、教会史等不同领域中予以使用。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进行一种特殊的归纳论证,经过彻底考查所有可用的证据来找出真理。他们企图“完全占有”与研究课题有关的资料,尽管有一点令人惴惴不安:哪怕是一个狭窄的、特殊的历史研究课题,我们也不可能对有关资料网罗无遗。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掌握了与他的研究课题有关的所有资料,也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够真正完成他的研究工作,而永远不x会被新出现的资料弄得前功尽弃。无论研究课题的范围多么狭窄,无论对它加以论述的方面多么有限,有关资料的数量还是十分庞大,一个想要通晓全部资料的历史学家不能不放弃独立处理全部资料的企图。他可以毫不怀疑地采用其他学者关于某一边缘领域的论述。他可以满足于对某个庞大组织的联合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而由这个组织设法使他的发现和别人的发现互相配合起来。总之,我们向“完全占有”走得越近,我们离开原始的历史学家式的精确性就会越远。历史学家仿佛是兼容并蓄地采用了他人手头的各种各样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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