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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编年史 全6册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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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澳门编年史》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澳门编年史》PDF电子书全6册，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如果从嘉靖八年(1529)中文文献出现“蚝镜”一词算作澳门历史开始的话，那么澳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已经走过了480多年；如果从嘉请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正式定居澳门并开始建立澳城算起的话，则澳门城市的历史也已走过了450多年。不管是480年还是450年，对于澳门这座小城来说，其历史之悠久，足使其居民引以为荣。然而，迄至今日，这一悠久的历史并未产生一部“信史”。虽然中外先贤及当代历史学者在近一百余年间都曾努力地去重现与建构一部澳门“往昔”的历史，但是，这些重现与建构在主观和客观上均存在一定的缺陷，致使其著述不能成为澳门历史的“信史”。尽管如此，他们的努力与成就仍值得我们尊重和记忆，他们是：印光任、张汝霖、龙思泰(A.Ljungstedt)、庇礼喇(A,F.Marques Pereira)、菲尔南德斯(J.Gabriel e.Fernandes))、法兰萨(Bento daFranca)、波乃耶(J.Dyer Ball)、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博克塞(C.R.Boxer)、白乐嘉(Jack M.Braga)、高美士(Luis Gonzaga Gomes)、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周景濂、张天泽、张维华、戴裔煊、黄文宽、萨安东（Antonio Vasconcelosde Saldanha)、索萨(G.B.Souza)、瓦莱(A.M,Martinsdo Vale)、罗理路(R.M.Loureiro)、施白蒂(BeatrizBasto da Silva)、马奎斯(A,H de Oliveira Marques)、梅斯基塔(Goncalo de Mesquita)、霍启昌、黄启臣、邓开颂、黄鸿钊、费成康、万明、谭志强等。如果我们不要求对澳门以往历史的正本清源、追根到底、明了真相的话，如果我们允许澳门的历史可以存在大面积的空白和长时间段的“无历史”的话，那么，上述的研究成果和著述就足以令人炫目，满足一般的知识需求了。然而，历史是科学，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澳门需要一部“信史”。何谓“信史”？即以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使用第一手资料或第二手资料进行研究和考证而完成的客观、准确、全面、系统的历史。我们编纂《澳门编年史》的目的即在于此。当然我们知道，完成这部“信史”绝非易事，但会竭尽全力朝着“信史”的方向努力，希望能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一步一步走近“信史”。
在我们之前，施白蒂女士出版过与本书同名的《澳门编年史》。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人家出过，为何你们还要出？这就有必要对施白蒂的《澳门编年史》进行评说。葡萄牙人很喜欢以编年史的形式来编纂历史。早在l6世纪，即有著名的巴罗斯(Joao de Barros)与库托(Diogo do Couto)的两部《亚洲旬年史》；从19世纪开始，葡萄牙人就已经开始编纂澳门编年体史书。苏一扬(Ivo Carneiro deSousa)教授称：“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从欧洲中心观或葡萄牙中心观来选择地撰写澳门历史，并对此进行教育和推广的倾向已经出现。在此时期，出现了那些起始于16世纪初，按照年月来‘公正地’叙述澳门编年史的大部头著作。”①1868年由庇礼喇编写的《澳门历史及中国与基督教人民关系大事记》开创了这种编年史的先河；1883年菲尔南德斯因袭庇礼喇的著作，完成了《澳门历史札记》一书；1888年法兰萨完成《澳门历史补遗》；1905年波乃耶完成《澳门：圣域，东方宝石》；1954年高美士完成《澳门历史大事记》；1981-1984年间文德泉神父又先后完成《16世纪的澳门》、《17世纪的澳门》和《18世纪的澳门》②。施白蒂的五卷本《澳门编年史》就是在上述编年史的基础上完成的，尤其是文德泉的16一18世纪的澳门编年史，几乎是施白蒂书前两卷的大部分来源。从19世纪到20世纪前50年的两卷，施白蒂则利用其担任澳门历史档案馆馆长的便利，开始较大规模地使用馆藏的《澳门政府宪报》及政府和民间收藏的葡文档案，为19一20世纪的澳门历史公布了大量的新资料，展示了许多前人未知的史实，这是施白蒂著作的核心价值所在。澳门基金会后来组织人员将施白蒂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所以其《澳门编年史》在中国学者的澳门史及中西关系史研究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也被中国学者广泛接受与使用。但是，限于当时档案史料披露程度、史学研究推进的深度，时代背景以及作者不懂中文等因素，施白蒂的《澳门编年史》是一部存在着严重缺失的澳门史著作，其中文译本存在问题更多。经过粗略梳理，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该书完全是从“欧洲中心观”或“葡萄牙中心观”来选择性地撰写澳门历史。全书的主体除了来远东开拓的葡萄牙人及澳门土生人外，其余就是经澳门入华的欧洲传教士；在施白蒂的史笔下，欧洲人是澳门的绝对主体，澳门史就是一部葡萄牙人的“殖民史”。甚至称，莱奥内尔·索萨(Leonel de Sousa)、狄奥戈和吉略麦兄弟(Diogo e Guilherme)、佩德罗·巴莱托(Pedro BarretRolim)及贾梅士等人“创建”了澳门。而她完全无视明清时期长期对澳门拥有领土主权的中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在澳门制定的法令、规章和中国官员对澳门具体管治的事实。对于一直是澳门社会人口主体的华人、华绅与华商，施白蒂在书中基本不提，或是轻描淡写。一部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历史，而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中国政府，忽略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这是完全不尊重澳门客观实际且极为偏颇和错误的史观。
第二，由于施白蒂不懂中文，又没有借助对中文资料的翻译，故在洋洋五大卷的通史中竞没有使用一条中文古籍文献、中国政府档案、中文报刊及中文金石碑刻方面的资料，更不要说使用中文资料来核对与考证葡文资料的正误。极为重要和珍贵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收藏的中文澳门档案及天主教档案，在书中未有表现和利用，虽然在参考文献中提到了《明史》、《澳门记略》及《香山县志》等书，但并未见其在正文中采用上述中文古籍史料来进行编年史的编纂。不使用中文档案文献而完成的澳门史，不使用中葡文献档案互证的澳门史，其所载史实的可信度是根本无法保证的。这就是施白蒂著作存在的最大缺陷。
第三，施白蒂书16一18世纪部分虽然没有注释，但经过核对，其文字主要来源于文德泉、潘日明、龙思泰、徐萨斯、博克塞及热苏斯·玛丽亚(Jose Jesus Maria)等人的著作，而以文德泉的著作为主。这一时期最原始的文献，如巴罗斯的《亚洲旬年史》，库托的《亚洲旬年史》，《广州葡囚信》，《葡萄牙人发现征服印度史》，《印度传奇》，《方济各沙勿略通讯薄》，《季风书》，《平托信札及其他文献》，《耶稣会会士在亚洲》，《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志》，《多明我会中国传教志》，《中国风物志一16世纪文献集》及葡萄牙、西班牙档案馆与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澳门的16一18世纪的档案多未采用。①正是由于在史料搜集上的贫乏—这种贫乏，不单是指中文史料的缺失，即使是西文资料的认真开掘与利用，施书也是做得极为不够一以致对这一部分历史叙述得极为简略，16一18世纪300年的历史，仅占16万字的篇幅，有很多年份根本没有历史记录，有些年份则仅有一行字。其中澳门重要史实缺漏之多，当以千百计。
第四，施白蒂书关于19世纪及20世纪前50年的编年史虽然大量地引用了澳门政府各机构的档案和《澳门政府宪报》及其他葡文报刊，提供了许多澳门历史事实的重要信息，但书中公布的档案十分简略，有的仅提供一个目录，如“1876年1月21日，关于一种中国幸运博彩白鸽票的规定”；“1876年6月3日，成立一个委员会，审议关于颁布什一税和其他税项的法令”；“1880年6月，澳门华商向总督说明修改葡国商法的理由”；“1914年，关于混合教育的第300号省训令”；“1912年8月14日，海镜酒店租约续期”；“1919年4月15日，《澳门助学会章程》”等等。这种一句话的历史在施白蒂著作中比比皆是。既不对这些澳门法令、制度、章程、税制内容详细介绍，更无它们的起始缘由、实施过程及作用意义。很多仅是有此制度的意图或计划，而在澳门根本没有施行。因此，我们怀疑，这些让所有的读者均无法明白的“一句话的历史”究竟有无存在的必要。
第五，施白蒂书还记录了许多澳门编年史中的背景历史，但交代这些背景历史时，大都不着要领，且存较多讹误。如施书开卷第一条：“公元前479年4月3日，孔子去世，享年72岁。这位出生于山东的哲学家第一次指出西地之民有智者。”这一段话同澳门编年史有什么关系？孔子何时说过此语？又如“1901一1905年，满清改良运动”，“1905一1910，爱因斯坦理论”，“1905年，孙中山宣布三民主义”等等，不一而足，类似这种大而无当的历史背景记录，既不准确，且有讹误，在澳门编年史著作中实在没有出现的必要。
第六，施白蒂著作中存在的基本史实错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硬伤”)极多，每卷都有相当的数量。如第一卷“1522年，根据平托之记载，宁波陷落”。宁波何时被陷落，又陷落于何人？完全是无中生有；又第一卷“1568年，维依伽(Tristao Vaz da Veiga)舰队司令下令在愁仔建起第一道城墙”，葡萄牙人开发础仔的历史早至16世纪？令人莫名其妙；再如若奥五世于1750年去世，而施白蒂书在1750年后，仍多次记录若奥五世继续给果阿和澳门下达渝旨与寄发信函；又如“1888年5月5日，广东总督李鸿章向本澳政府提出在澳门与广州之间设一条电报线路的建议”，而当时之两广总督实为张之洞；又如卢九与卢廉若为父子二人，但施书中多次视为一人。至于书中中外人物逝世的时间，施书更是误载不少，如瞿西满(Sima0da Cunha)、马葵士(Pedro Germano Marques)、梅洛(AlexandrinoAntonio de Mello)、席尔瓦(Manuel Jose Maria Goncalves da Sil-v)、卢九等等。该编年史中文译本的翻译错误则更多，在此就不一举例。
有鉴于此，重新编纂一部客观、准确、全面、系统且经过严谨研究和考证的《澳门编年史》，就成为中国澳门历史研究工作者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当然，我们编纂《澳门编年史》绝不是针对施白蒂女士的著作纠错、订误和补缺，我们希望按照中国的史学传统，结合葡萄牙编年史的史学方法，重新编出一部中西方法结合的《澳门编年史》来。中国的编年史传统源远流长，有左丘明《左传》式的编年史，有司马光《资治通鉴》式的编年史，有商辂《资治通鉴纲目》式的编年史，还有李森《续资治通鉴长编》式的编年史。在上述几种编年史体例中，李焘的编年史涵盖的信息量最大，形式最为自由，不仅有历年大事之详载，亦有一般事情的简略记录。大事则录其起始、本末、缘由，乃至给予评议，甚至涉及事件的重要奏议、信函均予以全文公布；逢重要人物，不仅录其生平主要事迹，而且追述其先世，涉其后人。遇史文歧异者，则附以考异，能断则断，不能断则诸异并存。我们采用的大致就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形式，所不同的是，我们的编年史采用中西历并行纪年，而月日则全部换算成西历，而且史文均注明资料来源，以增加述史的科学性。
《澳门编年史》书目：
澳门编年史 明中后期(1494—1644)
澳门编年史 清前期(1644—1759)
澳门编年史 清中期(1760—1844)
澳门编年史 清后期(1845—1911)
澳门编年史 民国时期(1912—1949)
澳门编年史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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