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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历代进士全传 全6册 2016 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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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江西历代进士全传》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江西历代进士全传》PDF电子书全6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出版。
《江西历代进士全传》是由郑翔领衔主编、九江学院组织编纂的地方性科举人物史料汇编，2016年7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于同年8月在国家图书馆举行首发仪式。全书以清末行政区划为基准分卷，按科分年代收录江西进士传记11671人，引用史志、碑铭等文献3000余种，编纂历时四年，参与编撰的校内教师52人、校外专家2人。
该书采用地域编年体例，涵盖江西省11个地级市分卷内容，以清代县域为主结合现代行政区划编撰，收录文进士传记并附总名录及索引，总字数逾500万。杨叔子院士为该书题写书名，其编纂工作始于2012年，校内外学者团队考订《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等文献，校补家谱、私家史料，完成国内首部省级进士全传类工具书。
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选拔了数以十万计的进士，构成了隋唐之后历代官员的骨干队伍，其中包括一大批政治精英、学术泰斗和文化巨匠。正如研究者指出，隋唐以来，大量进士出身者不断充实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渐次提高官僚队伍的知识水准，改变官僚结构，促进了政治清廉和行政效率的提高。进士是社会的精英，也是文化知识的主要传承者，他们从事广泛多样的文化教育活动，热心著述，留下了宝贵的文献遗产。无疑，进士群体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主要参与者与推动者。江西自古有“人杰地灵”之美誉，唐宋以降迄于明清，诞生了一万一千余名进士，其中卢肇、晏殊、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曾巩、朱熹、文天祥、解缙、陈三立等人，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为后世所景仰。在科举制度诞生以前，江西省的文化显得默默无闻；而经过唐代的孕育以至于两宋，江西省一跃而成为全国的文化大省，产生了一批扬名海内外的著名书院，诸如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等；而一些地区的进士数量众多，在全国名列前茅，如临川地区被誉为“才子之乡”。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对进士文化非常关注，也陆续出版了一些书籍，如《历代状元全传》、《中国进士全传·山东卷》等；至于历代编撰的如《明清进士题名录》等，一直有人引用或改编。而目前有关江西历代进士的资料整理和研究，除了《江西省人物志·江西历代进士名录》和散见在各县志中的进士资料之外，缺少系统、全面的整理。而对于江西省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事业来说，编纂一部反映江西历代进士风貌的《江西历代进士全传》，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编纂以省为单位、人数过万的《江西历代进士全传》，在当代文化领域的确属于一个创举，没有任何先例可循，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本书编纂委员会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协助下，对本书的编撰原则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方面：
(1)某个进士归属某县或某个进士的双重籍贯问题。确定某个进士属于某县，就会涉及到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问题。而从宋朝到明清乃至于民国时期、建国以后，行政区划变化很大，必须确立一个合理的归属原则，否则就很混乱。我们认为，中国的地方行政建制，以县级单位最为稳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以明清时期最为稳定。为此我们选择清朝的县级建制为人物归属地，同时考虑现代的行政区划。其一是“市县名从今”，因为本书是现代人编写给现代人看的，所以必须采用今地名；如樟树市，古名清江县，若仍用清江县之名，则一般读者不知所云。其二是“县域范围从古”，因为某个进土属于某个县，民国以来地域发生了变化，而新出资料又未加指出，则无从分割；如南昌市区从南昌县分出，又将其他邻县的一些区域划进来，而在地方资料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对原南昌县的进士归属于南昌市区还是南昌县、新建县，就无从确定，为此只能“地从古”。其三是“府从首县”。古代的府级建制，在江西省除了南昌府之外，独立性不大，一般不作为人物归属地。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进士李某某，袁州府人（没有县级归属地），则一般都归入“首县”（府治所在的县)，袁州府的首县是宜春县（今宜春市袁州区），因此将进士李某某放入袁州区来叙述。其四是“现代的县级区有用有不用”。现代的县级区，直接对应于古代的某个县，就单独开列进士传，如抚州市临川区（对应于临川县）；而不与清代县域直接对应的县级区(如九江市庐山区)，一般就不作为独立县级单位开列，其地进士归属依从古代的县级地理区划。这一类县级区计有南昌市的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湾里区、青山湖区，九江市的浔阳区、庐山区、庐山风景名胜管理局，上饶市的信州区，吉安市的吉州区、青原区，赣州市的章贡区，景德镇的昌江区、珠山区，萍乡市的安源区、湘东区，鹰潭市的月湖区，它们均没有单独开列进士传，在现有条件下，也无法单独开列。其五是清末、民国、建国以后成立的县，按旧志和现代的县志单列进士传（如铜鼓县、莲花县、上栗县、芦溪县、全南县），无所依据时，仍然不单列进士传（如共青城市）。如此处理，再加上建国以后正式划归江西省的婺源县，共得84县（县级市、县级区），作为编撰进士传的基本单位。
通过上述处理，绝大部分进士的归属地得到了解决，但仍然有一些进士（尤其是唐五代及两宋时期的进士)具有双重籍贯。为此我们不做强行分割，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保留原样，发现重出的，在总榜单上予以说明，也不重复统计；传记则采用一个县传记较详细而另一个县传记较简略、或注明“传记详见某某县”的方法予以处理。这样在统计全省进士数量的时候，就会少于各县的相加数，这是因为重出人数在全省进士数中已经剔除。
至于进士具有跨省的双重籍贯，这一现象既涉及“冒籍”问题（类似于现代的“高考移民”)，也涉及出于各种原因的迁徙问题，向来也没有一个特别科学合理的分割方法。已迁出江西，而祖籍地为江西某县的进士，一般不录，特殊情况予以说明。原籍为江西某县，但借用他籍（占籍、附籍）参加会试的进士应归借籍地，借籍地、原籍地均在江西者，可在原籍县列名互见。由于本书只收江西省进士的传记，所以与其他省交叉的情况毋需特别说明；通常还是按照江西省府县志的惯例收录或不收录双重省籍的进士。
(2)进士身份、类别的确认问题。中国的科举制度虽然起源于隋代，但直到明朝才比较规范，在此以前，大体存在开科时间不很固定、成为进士的途径不一以及资料严重缺失等情况。而成熟的地方志通常到明代中后期才出现，由是对于明代以前进士的记载，也就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是不是进士、是哪一种进士都很难确定。而确认其进士身份，是编撰本书的基础，为此我们就必须大量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例如唐五代进士已有清代徐松进行过专门研究，并著有《登科记考》，今人孟二冬、王洪军续有补正。这些书对唐五代各科进士的传记资料都有整理，可以解决不少问题。宋代进士的专门研究著作已有傅璇琮著《宋登科记考》等书，可以基本解决上述问题。此外，我们还尽量利用昌彼得等撰《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李国玲撰《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王德毅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萧启庆《元朝泰定元年与四年进士辑录》、《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陈乃乾编纂《清代碑传文通检》、《四库全书传记资料索引》等书籍来推进上述工作。通过大量的工作，确定本书的收录原则：只收录文进士，武进士不收；宋代进士只收录正奏名（正科），不收特奏名。由于各县县志的编撰情况不一，有的对各类进士作了较好的区分，有的则混杂在一起，因此对那些无法确定而存疑的，也予以保留。较为麻烦的是元代进士，因为元代进士数量较少，大量县志将元代举人和进士混编在一起，甚至于无从分割，可参考的资料又少。为此我们剔除一些明显不是进士的人物，绝大部分仍然照旧。
(3)榜单的审订问题。从唐到清，一共开设了多少科，每一科的具体年份是什么，人物有哪些，这是编撰本书的主线索，本书以此为纲。明清的进士，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确定，一般不存在问题，但是唐、五代、宋、元科目的问题就很多。例如唐朝每年开科，但是科目信息很不完整：而南唐后期采用北宋的年号，地属南唐的江西进士并不等于北宋王朝的同年同榜进士，但也不排斥江西文人到北宋管辖区域去考进士的现象；宋代科举通常是三年一考，但偶尔也会有例外；元朝进士没有留下完整的官方资料，某科某榜混杂不清的情况很多；各县志记载的榜单名也千差万别。有部分县将乡举与会试并举，甚至混淆了两者的差别；有的县记载了一些罕见的科分，如宋亡以后几个小朝廷开设的科举，等等。这些问题在各类进士研究书籍中，或已经得到解决，则充分参考之；或没有得到解决，则初步予以考订，或存疑以待研究。
(4)材料的均衡问题。第一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所留下的江西进士文献多寡不均。大体说来，明清最多，宋元次之，唐五代最少：具体说来，唐代江西进士多半产生于中晚唐时期，由于战乱和地方文献的缺乏，留下的资料很少；南唐的进士资料也很少；在两宋时期，北宋初、南宋晚期的资料也很少；元朝资料更是相当缺乏；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地方志的修撰还很不完善。明代前期、清代晚期的资料也比较缺乏。搜集不同时期的资料，还受到文献整理现状的影响，大抵唐五代和两宋比较容易穷尽，因为这几个时期的文献得到了较好的整理；明清则不容易穷尽，因为整理不够；而晚清的更难搜寻，因为大量文献尚未公之于世。在编撰过程中，我们充分考虑到这一情况，重点补辑文献较为匮乏时期的进士资料；而文献较为丰富时期的进士，则择其精要录入材料，突出重点，不求全面。
第二是知名度不同造成了文献的多寡悬殊。所谓知名度可以按照正史、地方志的载录情况分三个等级：第一类是正史中有专门传记的（其中有个人专传和群体传记之分）；第二类是地方志中有专门传记的；第三类是正史、地方志均无传记的。第一类进士中有一批人成为文化名人，如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曾巩、朱熹、杨万里、文天祥等人；他们留下的著作很多，生平资料也很多，有很多人都有年谱；如果这一类人的资料搜集太多，势必占据很大篇幅，将其他人的传记淹没掉。为此，对于这一类文化名人，我们只选择一些精要的传记资料录入，其他资料只作为参考文献，开列目录。传记仅见于地方志的，我们则重点予
以增补，各种典籍中资料较为丰富的，则做一些选择，不求全面搜录；宋代大量进士除了进
士身份之外，没有任何生平信息，则广为搜辑，放宽尺度，尽量补入一些资料。
第三是地域文化的状况造成了文献的多寡不均情况。一种情况是某县出现过文化名人，而这些人又热心于为乡贤做传记，如此一来这个县的进士资料就显得比较丰富，例如吉水县的杨万里，曾为本县及邻县的许多进士做过传记，有了这些完整的行状、墓志铭、神道碑，其他的资料就不必刻意搜寻了。但也有不少县从来没有产生过文化名人，进士的资料就比较缺乏，这样就需要重点加以搜集。另一种情况是县志修纂人的态度影响了进传记的多寡。有的县志修撰者非常认真，甚至在修志时广而告之，广泛征集家谱及家藏文献，这样传记资料就比较丰富。有的县进士较少，颇受珍重，传记资料就较详细，而进士太多，就不甚看重，敷衍了事，导致进士少的县资料反而丰富，进士多的县资料反而较少。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本着“多则精取，少则广增”的原则，予以适当的均衡。
(5)材料的选用与剪裁问题。《江西历代进士全传》应当具有文献学及历史学的价值。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编入本书的人物传记，均能做到有出处，力求采用最原始的资料；除此之外，则尽量选择内容客观翔实，讹误较少的版本，突出材料的选择以及剪裁审慎合理。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进士名单的选用方面。地方志通常有省志、府志、县志三类，且有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版本之别。通过前期的工作，我们发现通常的情况是“省志抄府志，府志抄县志”，虽然也有例外，但一般来说，本县县志记载本县进士相对更准确，也更全面。因此，我们采用县志作为进士榜的底本，酌情参考府志、省志。对于不同时期的县志而言，通常是晚出的搜罗得更全面，收罗的时间段也更长，为此我们通常采用清末各县的县志（主要是同治或光绪时期的版本)，将以前的县志作为参考，这样也便于确定进士的籍贯。少数县有民国时期的县志，也重点作为参考。1949年以后的县志，通常是“薄古厚今”，且不大注重文献出处问题，一般不予采用。
其二，在传记资料的选用方面。作为传记的资料通常有这几类：第一类是正史的列传，包括私家史著；第二类是行状、墓志铭、神道碑；第三类是地方志（省、府、县志）的传记；第四类是其他杂出资料。从资料的原始性来说，当然是最近的行状、墓志铭、神道碑更好；但从史家的角度来看，这类文献通常也有溢美过当、细大不捐的毛病，为此有相应的正史可以替代的时候，还是优先采用正史的资料，其次才是行状、墓志铭、神道碑；另外行状、墓志铭、神道碑通常涉及先世、后裔等情况，附以韵体铭文，这些内容参考价值不大，酌情删节。在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与地方志传记并存时，则优先采用前者，因为地方志的剪裁通常显得比较粗糙或不够合理。在上述几类资料均告阙如的情况下，则尽力搜集一些其他材料，如诗话词话、传奇故事、精彩议论乃至著作介绍等。
其三，地方志内传记，通常誉多贬少，不如正史客观。我们本着客观而不隐瞒事实的原则，对散见于地方志之外的有关进士的负面材料也予以收入。
我们采撷的进士资料，相当多的一部分来自于地方志；而在编撰过程中，深感地方文献的价值在历史上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例如清朝编撰《四库全书》，收入了省志和部分府志，县志则极少被收录。而近三十年来编撰的《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大型丛书，也很少收录地方志。在全国各地，上述情况也普遍存在；甚至各类研究进士的书籍，也只重视省志、府志，而不太重视县志。如此一来，宋元明清时期大量来自家谱、私家文献、民间碑刻的资料便无法进入公众的视野。为此我们从大量地方志中爬罗剔抉所得的资料，也就成为以前不曾标点整理甚至挖掘过的第一手资料，这也体现了本书较为突出的文献价值。
《江西历代进士全传》书目：
江西历代进士全传 1
江西历代进士全传 2
江西历代进士全传 3
江西历代进士全传 4
江西历代进士全传 5
江西历代进士全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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