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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全5册 2013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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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是由瞿林东主编，刘家和、易宁、蒋重跃等学者合著的人文社科类著作，2013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承担的“211工程”项目成果，历时十年编撰完成，共5卷120余万字。
《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以“历史认同”“文化认同”为理论框架，分卷论述夏商西周至汉代历史文化认同观念演变与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关系。第一卷探讨夏商西周时期观念的产生与统一国家的形成；第二卷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各族文化认同与民族同源观念；第三卷研究历史文化认同与秦汉皇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第四卷考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与历史文化认同意识；第五卷从世界历史背景考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必然性，并探讨汉代大一统政治背景下的“大一统”观念。书中融合古今贯通与中西比较方法，通过制度文明、民族融合及史学记述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规律。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来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个客观存在和发展过程，主要有两种考察方法：一种方法是考察历史上各民族的历史及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历史；另一种方法是考察历史上人们在历史文化认同这个问题上思想观念的历史。许多年来，学术界对前一种考察方法运用较多，并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后一种考察方法，学术界运用较少，研究成果自然就要少一些，这是需要加强研究的方面①。当然，这两种考察不是截然分开的，但考察的侧重点毕竟有所不同。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将采用后一种方法，进一步探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
为了明确考察的对象和重点，我们可以从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两个领域进行探讨。这里说的历史认同，主要指关于血缘、地理、治统的联系与认识；而文化认同，主要指关于心理、制度、道统的影响与传承。这里说的“治统”，主要指政治统治的继承性；“道统”，主要指思想传承的连续性。清顺治八年(1651)，顺治皇帝祭告黄帝文中有这样两句话：“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功德载籍，炳若日星。”①康熙七年(1668)，康熙皇帝“御制”祭炎帝文中也说：“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奕世。”②由此可以看出，出身于满族的清朝皇帝也都表明，他们是继承了炎黄以来的政治统治，同时也继承了周公、孔子以来的思想传统。看起来话语很简单，其实思想内涵却无比丰富。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可以看作是对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高度概括。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认同有其久远的传统。
一、关于历史认同的传统
首先说血缘观念。先秦时期，血缘和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人们的这种观念是跟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有关的。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司空季子（即胥臣臼季）在同晋公子重耳的一次谈话中讲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姑、儇、依是也。”又说：“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③这种观念，当是先民口口相传，已有久远的历史了。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而黄帝居五帝之首。他写道：“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又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①从司空季子到司马迁，广泛地传播了炎黄的观念，尤其是“黄帝二十五子”和“五帝”、“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的观念，都带有浓厚的血缘关系的色彩。联想到西周社会的特点，这种观念的流传也就顺理成章了。《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②《礼记·礼运篇》也有明确的说法：“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这些都是西周以至于春秋时期血缘与政治密切关系的社会特点。战国以下，尽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改革，废分封而立郡县，但血缘关系的重要，却在人们思想观念中长久地存在着。司马迁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③唐初史家称：北周（鲜卑族宇文部所建）文帝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④“稽胡一日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库莫奚，鲜卑之别种也”⑤又称：“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⑥元朝皇家史馆修《辽史》时，碰到一个关于血缘观念的难题，，但史官们却郑重而又睿智地作了处理，这就是：
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按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⑦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元朝的史官们结合当时修史中碰到的问题，对约二千年前的司空季子和其后的司马迁、唐初史家们所持观念的极好的继承。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这一观念的传承，对于书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多么重要。
其次说地理观念。人们都很熟悉这几句古老的诗：“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诗经》中还多有“四方之纲”、“四方为则”、“四方为纲”、“四方爰发”、“经营四方”、“日靖四方”、“于以四方”等诗句，这些都应与地缘观念有关。联想到上述血缘观念，我们可以看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战国时期，人们用夏禹的名义提出了“九州”的观念，指出：“九州攸同，四澳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又指出：“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②所谓“九州”，是指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多为后来历代行政建置所沿用。这种地理观念的传统，以及秦汉皇朝统一政治局面的出现，乃是司马迁、班固撰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司马迁写出中原及周边各民族历史的伟大画卷后，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序文中宣称：
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吐，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①
先秦时期人们的地理观念，由于秦汉统一政治局面的出现而更加发展了，也更加具体化了。显然，司马迁的民族观念和班固的地理观念及其成果与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此之后，在历代地理总志和有关的地理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地理观念的延续和发展，直至《大清一统志》。这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历史认同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再次说治统观念。上文讲到，“治统”是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它本质上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历代政权的连续性的观念。对此，司马迁已经作出了他那个时代的记述与解说。《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奏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及西汉前期诸帝本纪等，还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已清晰地描述出了“治统”的轨迹。尽管后来班固不承认秦、项，但还是力主“汉绍尧运”；以及历史上种种正闰之争、“中国”之争、正统之争，而总的方向都没有脱离“治统”的轨迹。“治统”的渊源，自是“五帝三王”；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内涵则往往又是指汉唐政治。如果说羯族出身的石勒不敢以“轩辕之亚”自居，表明若遇汉高祖“当北面而事之”，遇汉光武帝则“并驱于中原”②，是真诚的表白的话，那末，唐高祖李渊说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诸皇朝“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云云，③则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宏大气度。这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对于“治统”的共识。他如：辽圣宗留心于唐朝的统治经验，并阅读《唐书》中的高祖、太宗、玄宗三本纪。大臣马得臣“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①元初，大臣王鹗向元世祖建议修撰前朝史，指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②至元末，元顺帝诏命修前朝史，认为这是为了“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③。又，此前，元顺帝至顺四年(1333)，有人重刻唐代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前翰林学士吴澄作序称，夏、商、周、汉、唐各有美政，“然譬之行远必自迩，譬之登高必自卑，则《贞观政要》之书，何可无也！”④前奎章阁大学士郭思贞作序称：“仁义之心，亘古今而无间，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进辅于圣朝，则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观是编者，尚勗之哉！”⑤再如：清道光元年（1821)，道光皇帝祭炎帝陵文中有“惟致治莫先稽古”、“四千年帝绪王猷”⑥等语。凡此，都是从不同方面在强调“治统”的重要。尤其是隋唐以下，不论是以契丹族贵族为主的辽朝最高统治集团，以蒙古族贵族为主的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还是以满族贵族为主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或者是以汉族贵族为主的各个皇朝的最高统治集团，都承认并尊重这个“治统”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的历史认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代表着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书目：
第一卷 历史文化认同的趋势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第二卷 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入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第三卷 历史文化认同的扩大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第四卷 历史文化认同的升华与统一多民族国家从危机走向新生
第五卷 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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