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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书治要（文白对照） 全5册 2014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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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群书治要（文白对照）》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群书治要（文白对照）》PDF电子书全5册，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在位初年诏令大臣魏徵等人编撰的一部旷世巨典。编撰者汇集了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华，"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并加以精要评述，从而辑成此书。今天，我们以最直观的文白对照形式，足本精译精校，重新出版《群书治要》，为全世界的中文读者奉上一部宜读宜藏的国学精品好书。
这部浓缩了古圣先贤智慧的国学典籍，其编撰目的在于以史为鉴，为治国安民提供思想基础。唐太宗李世民正是以《群书治要》为施政指南，吸取前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方才开创"贞观之治"，揭开了大唐盛世的序幕，使大唐王朝不容置疑地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因此，在唐太宗之后，《群书治要》自然而然地成为历代君王重臣的资政宝典。
唐代名臣魏徵等编撰的《群书治要》，是中国古代典籍和政治文化的一个优秀选本。
综观历史，求治可谓古今中外管理国家的通求。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极为丰富。历代明智的统治者，大都十分重视收集、整理、研究和借鉴这些宝贵的经验。据《史记·萧相国世家》：“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汉书·艺文志》亦云：“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可以说，注重收集文献典籍，以为执政的镜鉴，至迟在汉代已形成优良的传统。三国时，魏文帝“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供皇帝阅览，因取名《皇览》。《皇览》的问世，表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找到了一种在万机之余研读有关典籍以资治理的理想方式。梁武帝时命臣下编纂《华林遍略》，隋唐之际虞世南辑《北堂书钞》、欧阳询等奉敕编《艺文类聚》，大抵皆沿此路径，为资治之鉴。
逮至唐贞观时，雄才大略的太宗李世民有鉴于晋以来历代之乱亡，亟欲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巩固百乱待理的新生政权。贞观三年(629年)，他诏令设立史馆，以魏徵总领监修，组织力量大举修撰唐前各朝史书。至贞观十年，《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部史书次第撰成。其间，还以房玄龄等为监修，以南齐臧荣绪《晋书》为底本，重修了《晋书》（即今通行本）。为了对晋、隋两朝实现大一统而后快速走向乱亡进行探索，唐太宗并亲自动手，为《晋书》关键历史人物撰写了史论；《隋书》的史论则多出自魏徵手笔，太宗目之为“良史”。唐太宗还认为，《皇览》这类书，所辑典籍内容单薄，而且体例淆乱，不便阅览，便命魏徵等人编撰一部内容更加丰富、体例更加完备的资政史料。于是，魏徵遂又领衔，率群臣编撰《群书治要》积数年之功，后成书于萧德言之手。总览《群书治要》，全书所采录的经、史、子书共六十五种（经子之书又多入集部），并为初唐善本，弥足珍贵。其中，许多本子仅借此书得以传世，或因与后世刊本多有不同而为学者所重视，最为突出的是《晋书》二卷，乃采自重修《晋书》之前的十八家旧史；又选录桓谭《新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袁準《正书》、蒋济《万机论》、桓范《政要论》等，多为后世不传之作，仅借此得以存其梗概。从内容看，《群书治要》专注治道，凡有关乎政术存乎劝戒者，莫不一一备录，汇而辑之，其旨在总结古往今来的经验教训，鉴往知来，经世济民。全书告成，即由唐太宗亲赐诸王各一本。贞观之际，经筵常讲此书。《新唐书·萧德言传》载：“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日：‘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赍赐尤渥。”足见贞观之治，甚得此书之力。而魏徵等亦在其序文中对《群书治要》做了崇高评价，认为它贯彻大《易》“自强不息”的精神，遵循“简而易行”的原则，光耀万代不朽圣业，因而将会“金镜长悬”，永恒地散发光芒。今天我们来读《群书治要》，仍不免叹服于其规模之宏、取舍之精。
通观全书，举凡政、军、财、文、农、商、工、教、医等内容，一应俱全，无所不论：儒、道、墨、法、名、农、商、杂、阴阳、纵横各家学说，兼容并包，各显其长。而这一切并不是混沌的整体，更不是拼凑的杂什，乃是魏徵等运用系统思维，进行辩证整合的结晶体。中国古代典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能从中琢磨出一个自成体系的为政纲要，殊非易事。作为主编的魏徵，在他的指导思想里，当有两个基本原则：其一是“务乎政术”、“本求治要”，其二是“见本知末，原始要终”。原则之一，使全书有了一个单一而鲜明的主题，可以从多角度把天道万象以及经史字诸家囊括在一个综合的有机体之中，首尾一贯，有容乃大，系统地梳理出为政之道；原则之二，使全书具备了一个探求源远流长的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特质，告诫世人必须回复和弘扬这一贯穿过去、现在、未来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的政治，其源头是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传统文化。
这是一种以人生为中心的“天人合一”的宇宙统一论体系，首先肯定天的客观实在，然后肯定人的客观实在，既重视人对天的认识与协调，又突出人的中心地位，强调在天、地、人三才内部人所起的作用，以及以人为中心的自我调节系统的完整性，从而确认了天、地、人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这一深厚博大的思想基础之上，提倡“自强不息”与“和而不同”。魏徵等以“性与道合”来赞美唐太宗，这证明是将“刚健”与“和合”视为古代政治文化的精髓了。
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学说，其性质基本上属于伦理型的政治哲学，它们将道德看作是外在的客观法则与内在的信念情感相结合的产物，是建立在主观与客观统一基础上的社会规范，因而主张以道德取天下、治天下，实行道德政治。尽管百家争鸣，异说纷呈，提出了许多看似对立的思想和观点，但是百家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道德政治思想，最终融合为统一的传统政治文化。历史上，“有为”政治与“无为”政治，仅仅表现为变换形式的交替，二者互相补充；道德与功利的争端，无不以外仁义而内功利的理想结局而告终，二者同时得以满足；教化与愚民，总是离不开忠、孝这一核心内容，二者紧密结合；道德与权术并用，是历代帝王维系世袭王朝的唯一法宝；法家所倡导的法治，正是为了服务于最高统治者一皇帝实行人治的。面对纷纭的百家之说，魏徵等执着于相异互补、不同求和，以“见本知末”、“原始要终”为矢量，使阅读过大量不同典籍的人，有意识地抑制其扩散思维，不让其往外无限拓展，而要收敛到从为政之道的本源或本质上来进行考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务乎政术”、“本求治要”和“见本知末，原始要终”，正是《群书治要》之指归。《群书治要》所关注的论治范围之广，在同等规模的古代典籍中是罕见的。全书以“治要”为纲，荟萃群书精华，将天道人事相关的方方面面论题，前呼后应、远近归一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政治是随着社会与时势的变迁而变迁的，如能于前人的为治推究其变化之由，立足现实，展望未来，那么便可察知当世和后世政治的走向。明乎此就不难窥见《群书治要》深藏着的传统文化的底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群书治要》在编撰上采取的传统书钞的手法，对六十五种典籍的采录“弃彼春华，采兹秋实”，其功夫可谓得心应手、出神入化，诚所谓“删繁就简三秋树”，在整体上收到了以少胜多、珠联璧合的效果。毋庸置疑，在众多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选本中，《群书治要》以其体大虑周、博而精要而别具一格，独领风骚；是古往今来的为政者，各级各类管理者，以及所有有志于学习、研究、借鉴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不可不认真一读的优秀读本。
然而，因为宋、明诸儒已罕有言及者，乃至清乾隆时兴师动众纂修《四库全书》亦未收录，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于国内典籍中已难觅《群书治要》踪迹。可知其亡佚久矣。直到清嘉庆四年(1799年)，阮元任浙江巡抚时，发现有许多为《四库全书》没有收录的珍本，始决定广泛征集、搜求宋元以来的各种刻本抄本，并“引进”流传海外而国内已难觅的本子。当时参与其事、协助考订的，还有当地著名藏书家鲍廷博、何元锡、严杰等人。整个征访活动历时十余年，最后仿《四库全书总目》的体例，按经、史、子、集排比装潢，辑成一部包括一百七十四种珍本的皇皇丛书，由嘉庆帝加盖“嘉庆御览之宝”朱文大印，赐书名《宛委别藏》传说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简玉字之书，赐名《宛委别藏》，正是取这些书籍珍贵难得之义。而《群书治要》便是《宛委别藏》中最珍贵的四库补阙书之一。当时收录《群书治要》的依据，大抵是日本人据其所藏唐元和年间刻本于日本天明五年（公元1785年）刊刻的版本。这个版本，其前有魏徵等所撰序，但缺第四、第十三、第二十等三卷。用现在的话来说，《群书治要》是“出口转内销”的本子。《宛委别藏》原稿于民国初年移交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存，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1935年，故宫博物院曾选该书四十种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就有《群书治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曾出过丛书集成初编本《群书治要》，但印数少，流传不广，基本上局限于馆藏及研究学者的圈子里。
现在，我们以首都师范大学馆藏的商务印书馆宛委别藏本《群书治要》为底本，参照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的相关典籍，按现代规范对原文进行断句、标点、校勘，并以现代汉语作翻译，将此书推介给有志于学习、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大读者，应当说也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群书治要》所采录的六十五种古代典籍，我们于每种书之前均写有一篇提示性文字，以简要介绍原著作者和该书主要内容，以及《群书治要》采录的情况。书后附有《新唐书·魏徵传》等资料，希望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魏徵其人，加深对全书史鉴价值的认知。《群书治要（文白对照)》用力最多在白话翻译。《治要》所采录之典籍，距今最近的也已有一千六七百年。一千九百多年前，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谈到对经传的理解时曾说过：“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后人不晓，世相离远”（《论衡·自纪》)。王充生活的时代去经传问世的年代不过数百年，一代大家已有此等感受。两千年前的古文，对今日我等认知之难可想而知。本书所做的文白对照翻译工作（仅对原文之正文，其括号内小字夹注或点评文字概不译)，也只是想为读者阅读原著提供一个白话参照系，使平素接触古文较少、功底较浅或虽功底较好而庶务繁忙的读者，能够比较顺畅地浏览和欣赏，免却翻检工具书之劳。然而古籍今译实在是一项艰苦、困难的工作。由于参编人员较多等原因，本书的译文水平未能齐一，有所参差，有诸多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但它毕竟在古今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群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今天的读者有可能“神交往哲”。著名学者冯天瑜教授在谈及古籍今译时曾说过一番话：“古籍今译虽然常有‘走样’、‘失真’之讥，甚至有人将翻译斥为‘不忠实的美女’，说‘翻译即叛逆’，但我仍然要说一古籍今译功德无量，因为它毕竟是对上帝分裂人类的恶作剧（指造成古今文字壁垒一引者）的一种抗争。”冯先生的话，对我们是重要的鼓舞力量。但我们并不以此自谅，对书中疏漏化误，惟祈读者海涵，并敬请不吝赐教，以便使本书在将来有机会修订时，做得尽可能更好一些。
《群书治要（文白对照）》书目：
群书治要（文白对照） 1
群书治要（文白对照） 2
群书治要（文白对照） 3
群书治要（文白对照） 4
群书治要（文白对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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