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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史论丛 全32册 1988~2023 史念海
价 格：¥ 79.80
30天售出：3 件
商品详情
注意：《唐史论丛》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唐史论丛》PDF电子书全32册，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2023年出版。
《唐史论丛》是老一辈史学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史念海先生一手创办、由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编辑的一种连续性学术出版物。因中国唐史学会自成立之时起，秘书处就一直设在陕西师范大学内，所发表的论文大都来自学会的会员，因此《唐史论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带有一定的学会刊物性质。从面世之日起，《唐史论丛》就以坚持高质量、高品位为旨归，已经出版的七辑，其学术性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好评，在海内外隋唐五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由于种种原因，自1998年出版了第七辑以后，《唐史论丛》难以为继，中断了编辑出版。面对即将恢复出版的《唐史论丛》，可谓百感交集。《论丛》停办的这几年，愧疚之情，时时萦绕我们陕西师范大学学人的心头。史念海先生已驾鹤西去，如今我们下定决心，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困难，都会一一征服，要以《唐史论丛》的复出，告慰故去者的在天之灵，也算是对学界同仁多年的关爱所作的回应。《唐史论丛》的复出，又是久疏音问的朋友的重聚，一度命悬一线孩儿的康复，我们仍会坚持一贯的办刊理念，使《唐史论丛》为学术的发展繁荣，略尽绵薄之力。今后将每年编辑出版一辑，当年7月底前结稿，12月出版，欢迎海内外隋唐史研究者赐寄佳作，支持我们办好《唐史论丛》。
《唐史论丛》复出之际，我们又欣喜地得知，中国唐史学会愿向我们施以援手，与我们通力合作，共同办好这个出版物。此举为我们增添了极大的信心，无疑将成为办好《唐史论丛》的有力保证。谨向学会的各位贤达表示由衷的感激！
《唐史论丛》书目：
唐史论丛 第1辑
唐史论丛 第2辑
唐史论丛 第3辑
唐史论丛 第4辑
唐史论丛 第5辑
唐史论丛 第6辑
唐史论丛 第7辑
唐史论丛 第8辑
唐史论丛 第9辑
唐史论丛 第10辑
唐史论丛 第11辑
唐史论丛 第12辑
唐史论丛 第13辑
唐史论丛 第14辑
唐史论丛 第15辑
唐史论丛 第16辑
唐史论丛 第17辑
唐史论丛 第18辑
唐史论丛 第19辑
唐史论丛 第20辑
唐史论丛 第21辑
唐史论丛 第22辑
唐史论丛 第23辑
唐史论丛 第24辑
唐史论丛 第25辑
唐史论丛 第26辑
唐史论丛 第27辑
唐史论丛 第28辑
唐史论丛 第29辑
唐史论丛 第30辑
唐史论丛 第33辑
唐史论丛 第37辑
    《唐史论丛》部分目录：
论唐代尚书省左右丞的监察与勾检职能&杜文玉
唐后期一种典型的士人文官——李建生平官历发微&赖瑞和
试论唐代两税法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刘玉峰 钊阳
唐代前期北方地区僧俗共同造像的组织结构&杨效俊
论隋代百戏由衰到盛的转变&陈婧雅
唐代官修正史对隋代重臣形象的重塑——以《隋书·高颎传》《周书·窦炽传》为中心&
葛洲子
唐代宫人斜与临皋驿地望考证&程义
《三教珠英》考补与发微&王兰兰
圆仁视野中晚唐长安平民男子的服饰——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的考察&纳春英
唐代“陪位出身”考&周鼎
唐代东渭桥建毁存废考——以东渭桥的三次营建为中心&陈冰
“日本”国号与“天皇”制的起源——以最近发现的墓志、木简为据&高明士
新公布的在唐新罗人金日晟墓志考析&拜根兴
谈武周苑嘉宾墓志与告身——以新见石刻材料为中心&赵振华
望高天下：唐代京兆杜氏再考察——以长安新出唐杜式方夫妇墓志为案例&王其祎 周晓
薇
杜甫《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考释&郭海文
唐《宋公夫人张氏墓志铭》考释&赵水静
唐回鹘葛啜王子墓志反映的几个问题&李宗俊
唐代韦氏墓志考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四则&马建红
《大周故汝南郡王墓志》考释&冯敏
唐玄宗内官制度改革发微&霍斌
唐代交通住宿设施——以宗教设施的供给功能为中心&（日）河野保博撰，葛继勇
、齐会君译
唐代河西节度使所辖军镇考论&李文才
自然灾害的政治应对——论唐代的禳弭制度&李军
解析《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祠庙&严耀中
唐代中原藩镇军费来源问题探微&朱德军
唐宋时期造纸业重心南移补论&陈涛
隋唐五代时期关中地区人口的兴衰演变&薛平拴
杜儒童及其《隋季革命记》辑考——兼论隋末唐初王统三分问题&胡耀飞、谢宇荣
唐初村落制度的“新史料”——西安碑林博物馆藏《荔非明达等四面造像题名》
之再探讨&（日）石野智大撰，鲍丹琼 译
新罗外交家金仁问入唐时间考析&王霞
北周宇文逌墓志考释&牛敬飞
读隋代墓志札记&苏小华
隋大将军辛瑾墓志考释&李宗俊
唐代许世绪、许洛仁家族研究&董卫
释唐李建成及妃郑观音墓志&贾二强
唐代宦官《孙子成墓志铭》考释——以文直省、步驿使的考释为中心&杜文玉
唐李元琮墓志考释&樊婧
新见唐高句丽遗民《高牟墓志铭》考释&楼正豪
唐《李询墓志》考释&王双怀
唐吴明简墓志考释&范允明
大唐宫尼研究——以墓志为中心&郭海文
唐《裴匠墓志》考&贾二强
唐杨偁墓志考释&黄薇
唐《辛澄墓志铭》志考释&杜海斌
唐萧璿墓志考释&王雪玲、王梓奕
日本历史学界东亚世界论的再探讨——兼与韩国学界的对话&（日）李成市撰
，王坤译
唐都长安与新罗庆州&拜根兴
东亚视野下的百济人祢军墓志——以“日本余噍”和“僭帝称臣”为中心&马
云超
隋唐时期佛舍利信仰与崇拜在东亚的传播&杨效俊
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研究六题&张学锋
隋大兴城官员贵族住宅“西密东疏”分布格局探析&刘兴成
唐代的“合朔伐鼓”及其象征意义&赵贞
唐玄宗御容铜像广布天下寺观考辨&聂顺新
唐代中期战争的时空分布特征&王效锋
唐代宦官刘弘规家族世系考述&杜文玉
唐万年、长安县乡里村考订补&徐畅
唐代图形高僧考&王兰兰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新补&刘思怡
枕上浮生：长安新出隋代梁衍墓志铭与枕铭疏证&周晓薇 王其祎
唐代宰相《杨绾墓志》跋&赵振华
唐嗣吴王墓志铭相关问题考释&梁丽
唐元庭坚墓志考释&王梓奕 王雪玲
《唐侍书僧崇简墓志》跋&介永强
涞源县兴文塔铭：唐代蔚州铜冶铸钱作坊的珍贵资料&孙继民
《兴文塔铭》：唐代“草根”的吟唱&李沁锴
五代荆南政权割据原因再探&张跃飞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制的变化及特点&刘喆
唐代宦官梁守谦家族世系考&杜文玉
唐长安宦官的生活场域与佛教信仰&张美侨
隋唐时期敦煌令狐氏家族文化研究&潘玉渠 马强
唐代间架税及相关问题简论&朱华 莫骄
《天圣令》所附唐令中的“丁”&廖靖靖
论唐前期两京联动的应灾机制&张龙
神策军的收入问题初探&何先成
令、格、式何以称刑书——对《新唐书》“唐之刑书有四”的解读&李勤通
中晚唐关中诸军赏赐问题探微——以立仗军士为中心&朱德军
隋唐时期的抛石机：形制、性能、实战与传播&吉辰
泰州市新发现唐残经幢考释&李文才
唐朝与中古印度诉讼制度比较研究&金荣洲
唐代营州都督略论&宋卿
唐代“河西道”述论&王双怀 王昊斐
敦煌文书P.3885反映的吐蕃行军路线及神策军驻地、洮州治所等相关问题考&李宗俊
唐长安夹城复道新开门考&徐雪强
论牛僧孺论说文中的思维混乱现象：基于信念的考察&周浩
战争·回忆·修史：论黄巢史事的史料产生过程&胡耀飞
五代十国时期农民身份地位研究&王颜
书评：唐武惠妃石椁研究的新成果——评《皇后的天堂：唐敬陵贞顺皇后石椁研究》&杜文玉
《唐代经济结构及其变化研究》述评&薛平拴
韦应物的诗《送杨氏女》——历史和文学的解读&（台）赖瑞和
从新见帝后礼佛图看大唐皇家礼佛仪式&周忠强
唐五代皇帝诞节三教讲论僧人考&刘林魁
遵从与悖离：唐代地方政府救灾中的禳弭行为&李军
李世民出镇长春宫与秦府集团发展&陈鹏
唐代西州市场管理的几个问题&王旭送
唐代非农人口籍帐编造的始年、周期与份额——以僧尼籍为中心&孙宁
唐宋之际汀州辖区变动与汀江流域开发关系&张正田
唐初修史的文献取舍——以《周书》列传的形成为例&蒙海亮
唐金仙公主生平事迹考略&李帮
唐五代的私学及教育理念——以宋代笔记为核心的考察&张剑光
唐代宦官墓志撰书人研究&冯璇
杨雄墓志疏证——兼论杨氏观王房的谱系建构&杨奇霖
《切韵》成书缘起与长安论韵时间再探&张雨
吴越国杭州佛寺考——以《咸淳临安志》为中心&杜文玉
五代后期藩镇进献的变化及特点&石宏夫
日本与新罗、渤海名分关系研究——以《书仪》的礼仪范式为参照&（日）
广濑宪雄撰，张鸿译
《圆仁三藏供奉入唐请益往返传记》中所见唐人乐郃——兼论九世纪后半
渡日唐人于唐日交流中所扮演角色&（台）严茹蕙
十世纪越南历史中的“十二使君”问题考论&叶少飞
《窦叔向碑》所关涉窦氏家族家学、家风及婚媾问题再探&魏晓帅
《通鉴》胡注“成都三市”考辨&刘桂海
《唐史论丛》引文规范及说明&《唐史论丛》编辑部
唐代基层社会的制度安排曾受到中、日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里制自是其中应有的内容[1] 。虽然成果众多，但分歧也颇大，与唐代里制相关的很多议题至今仍存在争议，里、村关系就是其中之一。历来对唐代里、村关系的理解，主要以宫崎市定提出的“二重构造”说为主，即唐令的规定最终在基层社会形成了人为划分的乡、里与自然区分的村、坊并行的局面[2] 。虽然鲁西奇对此提出了否定意见，但本文认为“二重构造”说可能更为符合唐代基层实际。里、村关系还进一步揭示出了唐代里制户口与土地并重的特点，而这是较少为研究者注意的。本文即从里、村关系出发探讨唐代里制的特点，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自宫崎市定提出唐代基层社会存在乡里—村坊的“二重构造”以来，众多中外学者基本在此前提下研究唐代乡里制度和基层社会。然而，宫崎氏的认识乃基于唐户令“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的规定，并没有进一步论证，后来的研究者虽然又从里正与村正（坊正）在人选、职责、待遇等方面的差异对此说进行了补充论证[3] ，但似乎仍有未尽之处。鲁西奇质疑“二重构造”的观点，认为唐代并不存在以户口编排的里制与按居住地、村落编排的村坊制并存的情况，里、村、坊地位相同，“置于城郭中的‘坊’，以及在‘郊外’‘田野’设置的‘村’，在管理体制内的地位与性质均与‘里’相同，村、坊乃是设置于不同居住区域的‘里’级基层行政管理单位，不过‘村’是在自然聚落基础上设置的（不满十户的自然村落，则并入附近的较大村落，一同设立村正），而城邑居住人口较多，故分为若干坊而已。换言之，‘里’是标准建制，而村、坊不过是标准建制下为适应不同居住形态而采取的变通方法”[4] 。鲁氏进一步揭示了“里”级基层行政管理单位为适应不同聚落形态而表现出的三种类型：一是规模较大（百户上下或更多）的集村，置一个里正（或村正），也可能分设若干的里正（城邑则由于户数多而设置若干坊）；二是户数大致在数十户而不足百户的村落，设置一个村正（该村正可能也代管本村附近不满十家的小村）；三是由若干分散居住的小村合起来编组成一个里，也可能以这些村中较大的村为中心命名为某村。总之，不论是在哪种聚落形态下，鲁氏均认为作为唐代基层管理区划的里、村以及作为基层管理者的里正、村正不会在某一聚落同时存在。但是，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首先，里名与村名在唐人叙述中会同时出现。墓志中经常使用乡里村坊来表示墓主人葬地，我们可借唐人墓志对此进行考察。开元二十六年（738）《宋祖堪墓志》载：“相州邺县西万春乡艾口村，去邺都七十里，葬于村西南平元里也。”[5] 志中明确提到艾口村与村西南的平元里同时存在。《李其墓志》记载其与夫人皇甫氏于开元二十年合葬于“太行山南万善村东北休征乡福善里平原”[6] ，同样也说明万善村和福善里并存。这种记载在唐人墓志中所见甚多，而且有唐一代一直存在[7] ，并不是偶然现象。鲁西奇根据大和九年（835）《张荣恩墓志》所述葬地“长安东浐川乡崇义里郑村北二里之地”及会昌四年（844）《梁元翰墓志》所记葬地“万年县浐川乡上傅村观台里之□隅”等资料，认为崇义里是以郑村为基础编排且很可能就是郑村的一个自然村，上傅村则可能不止一个里，又根据咸通二年（861）《王楚中买地券》所载墓地“信义里箭竹洋村祖墓西北”，认为信义里可能包括几个自然村落[8] 。也就是说，葬地记载中的村、里前后位置暗示着两者的行政统属关系。撰志者果真清晰准确地描述了里、村的行政关系吗？
从墓志看来，也许未必如此。以万年县浐川乡为例，会昌四年有“万年县浐川乡上傅村观台里”的记载，但矛盾的是，墓志葬地也有作“万年县浐川乡□□里上傅村上傅原”[9] 的情况，时在大中元年（847），与《梁元翰墓志》时间相差无几，上傅村不应该在短时间内由一个至少有两个里的聚落突然变为□□里下的一个小村落，可见墓志葬地记载中的里、村位置不一定能表示两者的统属关系。“××村××里”或者“××里××村”的描述方式，大概是前引《宋祖堪墓志》《李其墓志》中葬地记载方法的简略表达，侧重的其实是葬地位置。
除了乡里村坊之外，墓志标记葬地的方式还有多种，如《裴琨墓志》载志主“天宝三载卒，权殡于河南府河南县都城北金谷乡泉原店北百步”[10] ，是用店[11] 这种建筑作标志；《阎士熊墓志》载其“贞元六年十一月安厝于洛阳县平阴乡吕乐里都城之隅，近亲姨茔前西之右”[12] ，是用近亲坟茔作标志；《郑夫人墓志》载其于大周长安三年（703）“权殡于洛州城安喜门西北三里合宫县界平乐乡瀍水东扬善遇地内侧”[13] ，则是用地主土地作为具体标志。葬地的地理标识大致可分为详细与简略两种，如《崔勖墓志》记其“大和八年合祔邙山河南县白塔之前，陪先茔之左”[14] 就比较简略，而《孙曜墓志》记志主开成五年（840）“安葬于景城县北宣化里十一级村北二里，东自庄南旧河约一百步，西南去刘家庄约一里，北李明巨约二里”[15] ，所记位置则相当详细。无论哪种情况，对于时人来讲应该都能起到标记葬地的作用。唐人墓志葬地中习见的里、村并存现象，毋宁说只是用聚落村为标志从而加强了对葬地位置的记录，至于能否如实表现里、村的行政隶属关系，实难以遽断。
以常理分析，里名与村名在实际生活中同时存在也非常必要。在设多个里的集村以及一个里由若干散村合编而成的情况下，尤其是在里由数个小村组成时，仅仅凭借里名无法指代特定村落，因此村落本身的名称会被时人使用，由此造成里名与村名并存的现象。使用村名只是墓志选择葬地标志的一种方式，但可以说明村落名称存在对时人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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