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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乌江流域民国档案丛刊 沿河卷 全55册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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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中国乌江流域民国档案丛刊 沿河卷》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中国乌江流域民国档案丛刊 沿河卷》PDF电子书全55册，由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
“民国档案”是指1949年以前北洋军阀、日伪政权、国民党反动派时期形成的对今天于历史、科学、艺术、教育等具有研究价值的档案，专指民国时期旧政权的档案，是民国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沿河地处黔、渝、湘、鄂四省(市)边区结合部的乌江中下游，历来都是黔渝湘鄂边区的物资集散地和文化交汇地。长期以来，随着乌江水运的蓬勃发展，上可抵遵义余庆，下可出涪陵达重庆和江、浙、沪地区，使沿河素有“黔东北门户、乌江要津”之称。
此次影印出版的《中国乌江流域民国档案·沿河卷》丛刊共有55本，详实地记录了民国时期沿河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的情况，相当于是整个民国时期沿河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部百科全书。对于研究民国时期沿河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首期整理出版的“中国乌江流域民国档案”，第一批做的是“沿河卷”，接下来将按照一县一卷的编辑原则，依次做思南、德江、印江、石阡等所属乌江流域各县的档案。
据《档案法实施办法条文释义》解释，“民国档案”是指“1949年以前北洋军阀、日伪政权、国民党反动派时期形成的对今天于历史、科学、艺术、教育等有研究价值的档案”。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段，“民国”是指从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时期，而“民国档案”则是这一时期党政军机关、社会团体、社会名人以及外国侵华机构在其活动中形成的档案，它包括北洋政府档案、南京临时政府档案、南京国民政府档案、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档案、伪满洲国档案、汪伪政权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大陆残部档案，以及相应的各级地方党政军机关和社会团体档案，不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档案。所以，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民国档案作为民国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非民国时期档案文献的简称，而是有其特定范围。换言之，民国时期的档案包括旧政权档案和新政权档案(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档案)两个部分，而“民国档案”则是专指民国时期旧政权的档案。
民国档案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它真实地再现了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重大学术价值。据统计，保存至今的民国档案，总量在1460万卷以上，其中各级档案馆保存的在1000万卷以上，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保存的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约有160多万卷，其他800多万卷保存在各级地方档案馆中。另外，1949年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时，带走了一大批重要档案，现分别保存于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总统府机要室”等处。
民国档案于民国史研究之史料价值，是不言自明的。它对于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的研究，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有人说，民国研究还没有真正地开始，因为千万卷以上的民国档案大部分尚未公开面世，基本上未被研究者普遍使用和深人研究。此话虽有言过其实的成分，但的确道出了民国研究的实情，说明了民国档案对于民国研究的重要性，利用民国档案研究民国的必要性。
关于民国档案的整理和研究，目前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对作为史料的民国档案进行收集、整理和出版，二是以民国档案为史料开展民国时期的学术问题的研究。简言之，前者是史料收集整理，后者是学术专题研究。
对作为史料的民国档案开展收集、整理及其档案学意义上的研究，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种从档案学和文献学角度的研究，主要涉及民国档案的收集、整理、著录、鉴定、保管和利用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的著录和鉴定，学者尤为关注，发表了一批比较重要的学术成果，对民国档案的整理起到重要指导作用。实际上，基于档案学和文献学视角的民国档案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整理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将汗牛充栋的民国档案整理出来，为学者的民国研究贡献基础资料。在这方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他们在整理工作开始之前，便事先开展了“民国档案分级管理可行性研究”和“民国档案分级标准”两项课题的研究，为以后的整理工作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二史馆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共四辑）之基础上，编辑完成《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六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五种）。前者是民国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的档案，包括《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善后会议》《直皖战争》《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后者是民国时期历届政府的档案资料，包括《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从广州军政府至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这批档案基本囊括了民国时期政府组织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要档案史料，为民国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此后，二史馆还与其他机构合作共同整理专题性的民国档案资料，先后出版了《中国会计史料选编》（四册）、《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四册)、《民国外债档案史料》（十二册)、《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七十册）等。同时，二史馆还致力于政府公报、会议录的整理，先后出版了《临时政府公报》（三册）、《北洋政府公报》（二百四十册）、《国民政府公报》（一百一十册）、《汪伪国民政府公报》（十五册）、《立法院公报》（四十册）、《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二十册）、《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四十四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二十四册）、《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三十一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四十四册)、《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四十五册）等。
另外，各研究机构和出版社亦联合出版了一批专题性的民国档案，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辛亥革命稀见文献汇编》（四十五册）、《民国时期外交史料汇编》（一百四十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了《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八十册)；学苑出版社出版了《民国藏事史料汇编》（三十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红色档案一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六十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满铁密档》（九十一册）、《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十五册）：等等。
此外，各地方性民国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亦逐渐开展起来，先后出版了《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档案资料汇编》（广西卷三十册，云南卷八十册，云南广西综合卷九十六册)，《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十四册），还有《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一1911)》《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一1911)》，等等。
从以上列举可知，基于档案学和文献学视角的民国档案整理和研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相比较而言，基于历史学或社会学角度的民国档案学术专题研究，则稍显沉寂，重要成果不多见。或者说，丰富的民国档案史料还未能被民国史研究学者充分使用，其学术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其中一些成果亦值得注意，如李青《民国档案中家庭婚姻问题管窥》、黄仪《从民国档案看北平的禁烟禁毒》、许晓明《真实与缺席：档案视野中的清末民初广西基督教》、张振利《从民国档案看1944年驻滇美军肉类供应风波》、张敏等《从民国抚顺档案管窥袁世凯的“皇帝梦”》等。这些从历史学角度利用民国档案开展的个案研究，虽然质量并不是很高，但他们跳出从档案学或文献学角度研究档案的传统做法，将研究视角从档案本身的整理研究转向以档案为史料的学术专题研究，不是对档案本身的整理，而是从档案史料中发掘其学术价值。这种基于历史学或社会学的民国档案研究，是我们保存、整理和出版民国档案的主要目的，因此，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书局于2012年和2014年先后出版《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辑》（二册）和《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二辑》（四十四册），分别选录晚清时期和民国元年至十六年浙江省龙泉市馆藏司法档案。这批档案的出版，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成为民国档案研究的一个热点，并发表一批重要论文，如：杜正贞《龙泉司法档案的主要特点和史料价值》、张健《试析龙泉司法档案中的贫困与犯罪》、毛剑杰《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原生态历史》、王云婷《龙泉司法档案中的招赘婚诉讼研究》等。综上，经过档案专家和文献学者的努力，民国档案在收集、保护、整理和出版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一批珍稀民国档案经过整理，得到影印出版；民国档案的数据库建设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正在陆续建设中。这为民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历史学者和社会学家逐渐重视民国档案的史料价值，基于民国档案开展的民国史学术专题研究，逐渐受到关注，研究主题日趋广泛，研究内容逐渐丰富，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是，就民国档案的庞大数量及其所蕴含的极为丰富的史料价值和所潜在的重大学术价值而言，目前整理出版的只是冰山一角，大批极具史料价值的档案还沉睡在档案馆中。尤其是在地方档案馆，收集工作虽已初步完成，
整理工作也在陆续进行中，但出版工作基本上还没有开始。其次，基于民国档案的学术专题研究，目前总体上还处于一个浅尝阶段，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围绕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一项主题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如龙泉司法档案那样，则是仅见的个案。我们深信，随着民国档案的系统整理和全面出版，随着学者对民国档案研究的深入，重写“民国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我们认为，开展流域研究，乌江流域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典型个案。它的典型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研究对象，它在体量上适中，适合作为一个方便操作的典型个案来加以研究。所谓“体量”，是指河流的长度、流域的面积、流域内族群的数量以及所涵盖的文化单元等。相对而言，比如黄河和长江，其体量过大，其长度和流域面积以及所涵盖的族群和文化，过于庞大和复杂，作为一个流域文化的个案来研究，在操作上有难度，或者说不易把握。一个黄河流域，基本上涵盖了整个中国的北方文化；一个长江流域，基本上包括了整个中国的南方文化，其流域文化的独特性不易呈现。当然，体量太小，又往往不具备典型性和代表性。乌江作为长江上游右岸最长的支流，它发源于贵州威宁，于重庆涪陵汇入长江，全长1050千米，流经威宁、水城、纳雍、织金、六枝、普定、平坝、清镇、黔西、修文、金沙、息烽、播州、乌江、开阳、瓮安、湄潭、余庆、凤冈、石阡、思南、德江、沿河、西阳、彭水、武陵、涪陵等县（市、区），流域面积8.76万平方千米。它在长度上不算太长，亦不是太短，流域面积不算太大，亦不是太小。其自然环境独特，人文底蕴深厚，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既有古老的越濮巴蛮文化，亦有苗、布依、土家、彝、仡佬等多民族创造的民族文化。因此，无论在体量上还是内涵上，均是文化人类学家开展流域研究的一个典型个案。其二，它在西南民族地区各族群生活中的重要性，决定它可以作为一个流域研究的典型个案。在明清以来的西南山区，乌江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交通上，它是西南山区各民族物资流通、人口流动和文化传播的重要孔道，有“盐油古道”之称。与滇藏间的“茶马古道”相比，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可以这样说，明清时期贵州的主要交流孔道，有一陆一水：陆路是学术界所谓的“古苗疆走廊”；水路是乌江盐油古道。因此，开展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贵州研究，就走廊文化研究来说，古苗疆走廊是一个典型个案；开展流域文化研究，乌江盐油古道和乌江流域文化是一个典型个案。
以乌江盐油古道为核心的乌江流域研究，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特别的重要性。但是，长期以来，这个重大学术课题却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献资料的欠缺。众所周知，清水江文书的发现、整理和出版，使清水江流域文化的研究为学界所瞩目，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显学，“清水江学”的建构亦提上了议事日程。作为盐油古道的乌江，当时可能亦产生了若干以资凭据的契约文书，可惜未能传承下来。今日研究乌江流域文化，可资利用的历史材料，主要还是民间口传文献和部分碑刻文献，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乌江流域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我们认为，乌江作为贵州的母亲河，乌江流域面积占贵州土地总面积的50%以上，乌江流域文化是贵州文化体系的主干部分，于贵州地域文化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于流域文化之研究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但目前的研究现状与其重要性和典型性极不相称。“文献不足征”成为制约乌江流域文化研究的主要因素。因此，发掘和整理乌江流域历史文献受到我们的关注，整理和出版乌江流域民国档案的工作便由此提上议事日程。经过我们一年多的努力，首批成果“沿河卷”即将付梓面世，这对于乌江流域文化的研究，应当算是一件可圈可点的事情。如果乌江流域民国档案的出版，能够使乌江流域文化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进而推动其研究进程，推进其研究之深度和广度，则是我们引以为荣幸的可喜可贺之事。
《中国乌江流域民国档案丛刊 沿河卷》书目：
中国乌江流域民国档案丛刊 沿河卷 县党部档案
中国乌江流域民国档案丛刊 沿河卷 县政府档案 一 2~12册
中国乌江流域民国档案丛刊 沿河卷 县政府档案 二 13~26册
中国乌江流域民国档案丛刊 沿河卷 县政府档案 三 27~39册
中国乌江流域民国档案丛刊 沿河卷 县政府档案 四 40~54册
中国乌江流域民国档案丛刊 沿河卷 县边区联防办 县参议会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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