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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 全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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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PDF电子书共5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杨泽波 著。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研究牟宗三的儒学思想,将其内容分疏为五个方面:一是通过坎陷开出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是为“坎陷论”;二是将朱子从至高的位置上拉下来,定为旁出,并打破传统中理学心学二分格局,另立五峰、蕺山为一系的思想,是为“三系论”;三是强调道德之心不仅可以创生道德善行,同时也可以赋予宇宙万物以价值和意义的思想,是为“存有论”;四是以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智慧为基础解决康德德福关系问题的思想,是为“圆善论”;五是破除康德以判断力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做法,强调真善美原本就相即相融没有罅隙,无须沟通的思想,是为“合一论”。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 》书目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 第1卷 坎陷论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 第2卷 三系论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 第3卷 存有论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书摘: 书中有较系统的阐述和发挥。两书的着眼点又有所不同:在《政道与治道》一书中,牟主要是着眼于认识论的层面,即运用‘道德良知自我坎陷’的观点说明如何由道德主体转出知性主体,以便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发 总起来说,坎陷概念有两种不同含义,既在如何开出科学和民主的意义上使用,又在如何开出现象的存有、执的存有的意义上使用。这两种含义不可相互替代,虽然第二种意义的坎陷远不及第一种意义的坎陷来得重要,而学界关于坎陷的争论也主要在第一种意义上展开。因为本卷的中心任务是处理如何开出科学和民主的问题,所以只关注坎陷的第一种含义,而将第二种含义的坎陷放在第三卷存有论中适当加以说明。希望这种安排不要造成读者的印象,好像牟宗三的坎陷概念只涉及开出科学民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含义似的。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 卷·坎陷论》目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学界的“牟学”研究蔚然成风,成绩斐然。杨泽波教授积十五年之力,对牟宗三的儒学思想进行强探力索,其新著《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共分五大卷,240余万字,俨然成为“牟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从内容编排上看,《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每卷分为两个部分,卷上是论衡,卷下是学案。论衡部分主要是解析概念,梳理思路,进而做出评判,学案部分则仿照钱穆先生《朱子新学案》的形式,对相关论述进行收集、点评。二是两个非常有学术价值的附录。其一是近80页的“牟宗三儒学思想辞典”,集释创辟性极强的一些概念,并注明其单行本与全集本出处。其二是近120页的“牟宗三研究书目汇编”,全面收录1978—2012年间大陆、港台等地的相关学术专著、析出文献、报刊论文、未出版的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这将为后来学者的“牟学”研究提供极大便利。 从义理创新与理论贡献上看,牟宗三的儒学思想可以分疏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心学义理的拓展。这包括坎陷论与三系论两个部分。 坎陷论是牟宗三最早形成的一个理论。作者认为“坎陷”这个概念有三个基本含义:一是“让开一步”。良知先进行一个自我否定,暂时退让一下,不再着力发展自身。二是“下降凝聚”。着力发展良知之外的内容,向下开出科学与民主。三是“摄智归仁”。开出科学与民主,离不开良知的指导。 三系论是指宋明理学中三个理论路向的划分,即胡五峰、刘蕺山为一系,陆象山、王阳明为一系,程伊川、朱子为一系。作者把三系论的判教标准总结为两个:形著论与活动论。形著是指在心与性的关系中,心对性具有一种彰显作用,性对心具有一种贞定作用。活动是指实体必须是“即存有即活动”,而保证实体之活动性的是心。根据形著论,五峰、蕺山与象山、阳明区分开来,前者更为圆融,后者次之。根据活动论,伊川、朱子与象山、阳明(包括五峰、蕺山)区分开来,前者为别出,后者为正宗。 作者对这两部分内容都给予高度评价。坎陷论强调开出科学与民主必须以道德良知为指导,这是中国文化可以贡献给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就此而言,坎陷论“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第一卷,第241页)。三系论处理儒学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如何保证良心本心的客观性,二是如何保证道德本体的活动性。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与解决,是“牟宗三儒学思想之所以高于其他人的重要原因”(总序,第9页)。 坎陷论与三系论也有其方法论上的不足。牟宗三的方法是一种“二分方法”,即感性、理性两分。其中感性是致恶的力量,理性是向善的力量,所以只有理性是道德的根据。作者则将理性十字打开,分为仁性、智性,进而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三分方法”,即欲性、仁性、智性三分。欲性重在物质生存,涉及基本利欲问题;仁性重在智的直觉,涉及良心本心问题;智性重在逻辑推证,涉及学习认知问题。其中仁性与智性同为道德的根据,都是成就道德必不可少的条件。作者认为二分方法在坎陷论与三系论都有其问题,而三分方法却恰好可以解释这些问题。在坎陷论中,道德理性暂时让开一步,以发展理论理性,发展理论理性开出科学说得通,但开出民主就有些勉强了,因为民主问题除了要关注理论理性,还要关注经济利益、恶的产生等问题,而经济利益、恶的产生等问题则属于三分方法中的“欲性”(体欲)问题。在三系论中,牟宗三判陆王是正宗,程朱是旁出,但根据三分方法,陆王心学属于仁性伦理,程朱理学属于智性伦理,两者都属于孔子心性之学的圆教规模,不必区分谁是正宗,谁为旁出。
杨泽波先生的皇皇巨著《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读了一部分,不过以我肤浅的学识看来,貌似杨先生对牟宗三思想的很多论述与我所读到的牟宗三的思想不太一样。比如,在第一卷坎陷论243页,杨先生指出,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中的良知属于道德的范围,但道德的范围比良知大,所以以良知说坎陷有小牛拉大车的嫌疑。我觉得杨先生似乎没有理解牟宗三所谓良知的含义,在牟宗三的论域中,良知有三义,主观、客观和绝对,主观客观义开道德界,绝对义开存在界,由是良知才构成了道德的本体和存在的本体,所以不但必须说良知的坎陷,而且连杨先生所谓的道德也是良知所开出的。怎么会小牛拉大车之嫌疑呢?这种说法恐怕不太妥当。造成这种说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似乎与杨先生所采用的方法有关系,他颇为自豪的三分方法来研究牟宗三。所以就得出了那样的结论。但我忍不住想问问,运用三分方法研究良知坎陷说合理吗?用牟宗三的话说,这种方法与良知坎陷说“相应”吗?而且在杨先生的论述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将存有论意义的坎陷和开出新外王意义的坎陷割裂了,但在牟先生的论域中这是不可以割裂开看的啊,早就有人提出从结构的角度研究牟宗三的哲学了,如程志华的《牟宗三哲学研究》。在笔者看来,牟宗三作为一个体系性的哲学家,据罗义俊先生的说法,牟宗三在六十大寿的时候说过,他所念兹在兹思考的就是反省中国文化,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就此而言,牟宗三肯定有自己完整的体系。另外王财贵先生也说过,牟先生的学问如珠走盘,别人看来可能是凌乱的,但他肯定有一贯的严密的体系。所以,杨泽波先生对坎陷的论述似乎还需要再完善一下。陋者浅见,贻笑大方。如杨先生见之,不必介怀可也。
儒学为什么需要“第三期之发扬”呢?在牟宗三看来,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虽然有着极高深的思想和形上原则,但又不仅仅表现为一思想一原则,而是始终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相连贯的。换句话说,儒学既以历史文化为其立言根据,又反过来为历史文化的发展所运用。然而,自满清入关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儒学遭到了前所未有之厄难,民族生命一直未能复其健康之本相。因此,按照牟宗三的观点,如想求得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前提就必须是复兴儒学。 在牟宗三看来,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学为一常道。儒学作为一“常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孔子仁义并重,强调仁义于人生的精神价值,此“仁义”二字构成了“常道”的核心内容,后来经孟子、宋明儒者大力阐发,已经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内心准则;第二,孔子所言仁义,紧扣着历史文化,而非单纯的道德规范,所以中国的一切典籍皆是“理性之客观化”,或曰“客观精神之表现”。基于儒学发展的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牟宗三进而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基本内容,这就是我们下边将要介绍的“三统”说。 所谓“三统”,即道统、学统和政统。“三统”说是牟宗三针对中国儒学乃至全部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而提出的建设蓝图。如果说道德的形上学是牟宗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三统”说则是其全部学说的理论归宿。 对于“三统”的内涵,牟宗三曾有一简短的说明:“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牟宗三认为,儒学要想进一步发展,这“三统”是一样不可缺少的。我们知道,此前的新儒学(比如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的儒学)普遍有着强烈的反科学的情绪,认为以科学文明为主导的西方文化非但不能给人类带来福音,反而会造成灾难。而牟宗三却认为,儒学如想复兴,中国文化如想重建,就不能忽视学统和道统这两个方面——这是很积极、很进步的主张。 实际上,牟宗三的“三统”说讲的乃是儒学的一个老话题,即“内圣外王”问题。从“三统”说的内涵来看,牟宗三的主张就是:首先,要肯定儒学的道统,以接续民族文化生命之大本大源;其次,要把儒学的道德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上以开出“新外王”,即发展科学(学统)与民主(政统)。这里的关键是,牟宗三虽然肯定科学与民主对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他更强调科学与民主的发展不可以采取某种外在的“加添法”,而必须经过民族文化的自我调整,即从民族文化生命的内部开显出来。这也就是说,他认定学统和政统应由道统开出,具体来说,就是由儒家的内圣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 但是,儒家的内圣之学到底能否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呢?牟宗三承认,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向来“没有开出来”科学与民主,但他接着认为:“中国不出现科学与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在他看来,只要儒家的道德理性(即良知、性体或仁体)主动让开一步,从“往上讲”转为“往下讲”,或者转一个弯,从“直通”转为“曲通”,便可以“转出知性”,从而开出外王事功。而“转出知性”的途径就是所谓“良知自我坎陷”,即“良知”主动地由“无执”转为“执”,因为“不这样地坎陷,则永远无执,亦不能成为知性(认知的主体)”。看似矛盾,但是学者是站儒家的体系,“良心”是主体道德的追求是往上讲,而科学却是研究物质的利益追求是往下讲,所以通过强大的物质科学实现人的改造世界能力,从而有力量实现更高的道德追求。 免责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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