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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全12册 2011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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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集编年笺注》PDF电子书全12册,由巴蜀书社20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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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集编年笺注》已经成为一部面貌全新的苏轼散文大全集。注释的条目却比我整理过的其他宋人文集都要丰富。为使眉目尽量简明,《苏轼文集编年笺注》将剩下的部分进行了“整合”,编为与正文并行的两卷,作为第七十四卷和七十五卷,这两卷里还包括了本人新辑的数篇佚文。《苏轼文集编年笺注》附录较多,不仅能见到苏轼的全部散文,还能见到他的诗词、杂记及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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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集编年笺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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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第1册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第2册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第3册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第4册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第5册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第6册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第7册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第8册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第9册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第10册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第11册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第1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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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集编年笺注》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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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郡望为赵州(今河北赵县)。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卯时,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六岁。他是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进士,嘉祐六年(1061)制科第三等,英宗治平二年(1065)秘阁试第三等。三十岁之前,他把当朝最具挑战性的考试都进行完了,而且分别取得了最优异的成绩,不世之才的宏大气象,让当时的宰辅名臣都对他刮目相看。李鷹《师友谈记》载,苏轼参加制科考试时,同时召试者甚多。有天,宰相韩琦与客人聊天,无意间说:“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这话很快传开,一时“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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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苏轼春风得意之时,家庭的不幸却接二连三落在他身上,先是治平二年结发妻子王弗病逝,次年,父亲苏洵又溘然去世,苏轼只得回到眉州,为父守丧。一切都料理完,熙宁二年(1069),他带着新娶的第二任夫人王闰之回到京师时,朝廷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场“史无前例”的变法革新运动正式拉开了大幕,也就是说,苏轼真正意义上的仕途,是与熙宁变法同步开始的。他的一生,也几乎全是在变法、复辟、绍述、党争中度过的。发生在北宋中期、由王安石主持的那场变法,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一千年来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由于王安石富国心切,急功近利,故而新法从一出笼,就受到很多朝臣的强烈抨击和反对。客观地说,大批朝臣反对变法,有一定的道理,也有很大程度上的思想局限。道理表现在他们对王安石新法核心理念的强烈质疑,他们认为,青苗等新法虽然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则大幅度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说白了就是官府向百姓抢钱。在这一点上,反对变法者的头脑很清醒,他们深知,任何个政权,不把民生放在首位,它的根基就不会稳固,正如荀子所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思想局限则表现在这些长期处在相对宁静状态的朝廷命官,不愿意改变现状,生怕大规模的变革会造成国家的混乱,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思想保守”而王安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执拗性格,刚愎自用的处事方法,更加剧了两派士子的对立情绪,进而演化成了北宋涉及面最广、伤害士子最多的元祐党争。在这场大变革当中,刚刚迈入仕途的苏轼,一屁股坐在了保守派一边,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新法,他的前景就不难预料了。他先是反对王安石提出的改革科举制度的思路,熙宁四年正月,又因神宗压低购买百姓制作的浙灯,毫不留情地批评神宗,立即遭到御史弹劾,从京官判官告院的位置上被拉下来,抛到杭州担任通判去了。这时候的苏轼还有一点小小的狡黠,他躲在江南过了几年世外桃源的生活,没惹什么大祸。怎奈熙宁七年调任密州知州后,吕惠卿一伙又别出心裁地抛出一个“手实法”,即由官府核定每户的财产,认可后按上手印,今后官府即照此标准收取租税。这个“法”看起来挺公道,可它只照顾到了官府的利益旱涝保收,却忽略了很多“不可抗力”给百姓造成的种种损害。苏轼对此极为愤慨,难免形于言谈文字,最终在刚从徐州知州调任湖州知州后酿成大祸,言官李定、舒亶等人检举苏轼写诗抵触新法,学士王珪更是火上浇油,上纲上线,硬说苏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是欺君犯上的不臣之言,“轼以为不知已,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长编》卷三四二)好在太皇太后曹氏等人极力救解,苏轼才被免除了死罪,授“黄州团练副使、不签书州事”。在黄州的五年多,让他明白了个道理:世上很多事不是论理能说清的,那是一种势”的必然,他曾对人苦笑道:苏某当年制科考试的题目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又考了个有宋以来的最高分,于是真以为为臣之忠,就应该遇事敢谏。没想到谏一回灭一回,这下好了,被灭到黄州凉快来了!他真是书生气十足,他怎么就没想到,那仅仅是道考试题目呀,你触及了谁的神经,谁都不会饶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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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八年,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此时的哲宗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朝廷暂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是真宗时大将高琼的曾孙女,是个极有修养的贵族女性。熙宁、元丰间朝廷因变法闹翻了天,她一句话都不说,严格恪守着后官不问政的祖训。然而当掌管国家的使命落到她身上时,她又以一个富有政治经验的形象出现在大臣们面前。她垂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闲置在洛阳十五年之久的老臣司马光召回朝廷,与前朝宰相吕夷简之子吕公著同主政。司马光是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大臣,他一上台,立刻大刀阔斧地清理熙、丰新法,并把前朝遭到贬谪的大臣们一个个召回来。苏轼也是当年“受错误路线迫害的好同志”,自然在召回之列。此时的苏轼已经在常州安家,打算在那里当一辈子田舍翁了,一道圣旨,命他到登州(今山东蓬莱)担任知州。到任五天,又一道圣旨,命他火速进京任礼部员外郎,到了汴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改命为起居舍人。一个月后,再改为中书舍人。十个月后,擢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读,这种升迁速度,是一年前那个灰头土脸的苏轼做梦都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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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个心里憋不住半句话的人,尽管这些年受了无数委屈,一旦得到重用,蕴藏在心底的那份以忠为本的使命感又升腾起来。他看到司马光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和报复性的心态,将熙、丰时颁布的所有新法连根铲除时,觉得有些过分,特别是雇役法,苏轼认为此法虽然出于王安石之手,但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它的确比变法之前的免役法好得多,起码不至于使百姓遭受倾家荡产之苦,所以他认为,对新法要区别对待,害民之法固当除去,有益于民的则应该保留,不能统统消灭。他曾经找到司马光,详细分析雇役、免役二法的利害,司马光听不进去,苏轼又是个不会看人眉眼高低的直性汉子,直到把司马光烦得“色忿然”,还哓哓不休,出了政事堂,又悻悻地埋怨司马光是“司马牛”。司马光拖着病体执政一年便去世了,他的另类刚愎,让暂时失势的变法派抓住了不少把柄,但太皇太后高氏坚决支持延续“司马光路线”,故而吕公著依旧萧规曹随,继续清理熙、丰新政之弊,可惜元祐四年(1089)二月,吕公著也去世了,相对年轻些的新相吕大防、范纯仁等感到力不从心。这期间更糟的是,保守派内部也矛盾重重,彼此攻讦,形成了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和以刘挚、梁焘、王岩叟等人为中坚的朔党”三大阵营,苏轼这个蜀党头目,再次受到洛党激进分子的强力打压,结果是三败俱伤。元祐二年,程颐罢官;元祐四年,被撕咬得遍体鳞伤的苏轼不得不再次出为杭州知州,离开了朝廷。只是这一次党争的惨烈程度及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可能是三大阵营的保守派人士都低估了的:元祐八年,太皇太后高氏辞世,哲宗亲政,蛰伏了七八年的变法派人士很快杀回朝廷,他们可不管什么“蜀党”、“洛党”、“朔党”,只要是参与司马光复辟的,一律在打击消灭之列。从此以后,苏轼大难临头,元祐八年,妻子王闰之尸骨未寒,他便被逐出朝廷,在定州待了几个月,又被贬到岭南英州(今广东英德)去做知州,走到半路,再变为惠州(今广东惠州)居住。此时的所谓“新派”,不过是借王安石之尸还夺权专政之魂,他们已经不再关心什么青苗法还是保甲法,那些东西对他们来讲无足重轻,权力才是最重要的。哲宗亲政到北宋灭亡,是北宋正直士大夫日子最难熬的一段时期,遭到打击迫害的士子不计其数,其中不少都死在岭南贬所,没能等到返回中原的那一天。绍圣四年,厄运再次落到苏轼头上,在惠州待了三年多的他,被追贬到海南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宜伦。他真是个命大的老头,不但熬到了哲宗升遐,朝廷大赦,而且还安全地渡过了琼州海峡,梦幻般地回到了他心驰神往的“海内”,甚至回到了他早年就置业的常州。不过在那个时代,铁打的汉子也经不住如此折磨,据他的弟子黄庭坚说,苏轼回到广东时,头发已经基本掉光,只剩下满脸的大胡子还在坚韧不拔地茁壮生长。到达真州(今江苏仪征)时,苏轼已经是回光返照,故而捱到常州没几天就与世长辞了。《诚斋诗话》载苏轼回到镇江时:见妙高台上挂者自己的画像,那是他的方外之友佛印干的,于是他援笔自赞道:“目若新生之犊,身如不系之舟。试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这位可爱的老人,临终之前还在乐观地自我解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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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奇才,他曾毫不掩饰地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洗儿》诗)看来他对自己的绝顶聪明颇感自负。关于他的传奇一生,他的聪明和与生俱来的善良,我在另一本关于苏轼的书中有些叙述,不妨借来写在这里。这位中国历史上千古一人的伟大文学家艺术家,用他丰富的诗歌、散文、词曲、书法、绘画作品以及对儒学经典、诸子百家、前朝历史、中医中药、佛教道教、音乐舞蹈、饮食养生、格致方技、天文博物、自然物理方面的深湛研究,更以他能容纳整个山川宇宙的博大胸怀,吸引、感动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我之所以说他是“千古一人”,是因为翻遍中国历史,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在广义文化领域中的造诣超越他,哪怕是和他比肩接武,都绝对没有一丁点儿可能。世间一切的微观和宏观,经他一番点化,便立刻成为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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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想把他置于死地的政敌李定都不得不承认:苏轼的才能的确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位旷世奇才,胸中既有一粟又有沧海,既有蜉蝣又有日月,更有世上的苍生黎元,所以造就了他无比开阔的襟怀。他大多数时间里聪明绝顶,唯独在当官这一点上,却时时显得那么幼稚可爱。今天我们说得如此轻松,殊不知“幼稚可爱”这四个字,却是用苏轼多少年遭受贬谪和监视居住的沉重代价换来的!严格意义上说,他不是块应该丢进仕途的材料,这是他的本性决定了的。宋人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说,按照少年苏轼的个人意愿,他既不想结婚也不想考进士做官,只想隐于山林草泽读书为乐。然而上天却似乎有意要让这位稀世奇人经受世间的种种磨难。南宋人高文虎在他的《蓼花洲闲录》中说:“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灌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意思是说苏轼对天下所有人都充满了爱心,不论是聪明愚钝,都能一见如故,推心置腹。他曾经说:我上可以陪伴玉皇大帝,下可以和救济院里的乞丐成为朋友。他弟弟苏辙性格内向,对人有防范之心,曾经告诫他哥哥与人交往一定要谨慎,别让人家给坑害了。苏轼回答说:在我眼里,天底下没有一个坏人啊。不过他也承认:这的确是我的一个缺点。多么可亲可爱的一位古人!上面说到,他其实本不该是个踏入肮脏仕途的人,因为他的性格与为官者的性格相差太远。他的《亡妻王氏墓志铭》话语不多,却用相当的篇幅记载他在凤翔府时的一幕幕:“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意思是说妻子王弗跟随苏轼到凤翔府,苏轼出外公干,王弗没有一次不仔细询问他到哪里去,干什么事,和什么人打交道等等,还要叮嘱他:你离家人远,一切都须小心谨慎。苏轼在客厅里接待客人,王弗都要在屏风后面细细地听,客人走后,她便会对苏轼说:此人不是个厚道人,说起话来过于油滑,专拣你爱听的说,你何必跟他多费口舌?有个前来和苏轼套近乎想交朋友的家伙,王弗说:看样子你们长不了。此人与人相交太急切,一旦你没了利用价值,他甩开你时同样也会如此急切。看来在人事方面,王弗确实比苏轼聪明,确切地说,这夫妻俩的聪明没在同一个平台上。能体现苏轼在处世为人方面单纯天真的例子很多,读者可从他的文章中领略一二。举个最好玩的例子,您就能感觉到这位老人多么有童趣——他在写给不少人的信函中,只要有赠诗,总免不了在结尾处叮嘱一句:此诗可千万别让别人看见!这不由令人想到小孩子们彼此玩点小“猫腻”时总要告诫对方:你不准告诉别人,如果告诉别人,以后我就不跟你玩了!其实早在元丰初年乌台诗案差点送命时他就发誓:以后坚决不再写诗作文,可惜记吃不记打,刚到黄州,他又没完没了地写起来,而且一发而不可收,一直写到临终。大概后来他弄明白了,别人瞅着你不顺眼想折腾你,并不在于你写诗还是不写诗,你敢鹤立鸡群,鸡们就一定要把你啄得体无完肤,鲜血淋漓,让你知道鸡有多么的厉害!不写诗人家就能饶过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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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编年。有些苏轼本人已经标注写作年月的,当然不成问题,然而五千多篇文章中,这样的作品毕竟不多(主要集中在制词和题名及个别书信),大部分文章没有明显的时间标记,我们只能根据文章内容和涉及的相关事件进行约略的编年。这项工作,还参考了孔凡礼先生编著的《苏轼年谱》。孔先生在《年谱》中对部分苏文的写作时间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和推断,并对部分文章进行了系年。有些实在无法系年的文章,也只能以“不详”塞责,敬请读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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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释。我以前注释的宋人文集,大都是依照底本进行编年和笺注,底本未录的佚文,往往作为附录,不再进行注释和编年。这次注释苏轼文集,决定改变以前的做法,不论是原本已有的文章,还是新辑到的佚文,篇不剩,全部进行注解和编年。这样做基于两个考虑,是我认为没有必要把古人的作品人为地分成应该注释部分和不必注释部分,读者读书,肯定是希望把所有文章都看明白,故而这次定下“一视同仁”的体例,算是对苏轼尽了心意,也算是为读者尽了心意。二是我心里清楚:这部书是我这辈子整理的最后一部宋人文集,想尽量把它做得完整一些,以便在告别整理宋集之后,尽可能少留遗憾。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本书将宋人郎晔的原注基本上都收录,作为注释的条目内容。由于郎注过于随意(古人注书,往往只取大意而已,不讲究文字的准确),传刻中又错误迭出,有些文字甚至已经到了无法卒读的地步,故极个别之处稍有剔除。凡是此种情况,都在相应注文条目中作了说明。本书的注释,凡引用古书篇幅较长的文字,都作了必要的删节,删节时,有的地方加了删节号,有的地方则没有加,这主要是考虑到删节号太多会显得面目杂乱,再说自古以来注释类古籍,引书加以删节也是通例从李善注《文选》到仇兆鳌注杜诗,没有一个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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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说明。读者如需引用某些注文,务请核对原文。注释中的常用书名,与我前几部书一样处理:《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为《长编》、《宋会要辑稿》简称《会要》。诸如此类,不再一一注明。这本书与我前几本笺注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给难字加了注音。一年前,一个朋友在阅读了《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后,给我打来电话,建议我为书中的难字加上注音,以便阅读。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在有冷僻字的笺注中,大都加上了汉语拼音。我想这对于读者来说,可能会增加一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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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辑佚。苏轼一生羽毛满天飞,孔凡礼先生已从浩瀚的古籍文献中收录了很多,有些《苏轼文集》未及收录的,他又在《苏轼年谱》中进行了补充。这两部分的佚文,本书尽予收录,此外,本人又在各类文献中收集了佚文数篇,一并收在本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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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附载。这个部分是我作《安阳集编年笺注》时定下的一个自造体例,我自认为对读者阅读和研究是有帮助的,有些相关资料,可以免除读者的二次翻检之劳,何乐而不为?所以其后的《王荆公文集笺注》、《欧阳修文集编年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都沿用了这个体例。本书也不例外,仍将与某篇文章相关的资料,以“附载”的形式附在该文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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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附录。本书的附录较多,这是责编何锐先生的意见。他认为既然做了这么大一个工程,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索性让读者拿到此书后,不仅能见到苏轼的全部散文,还能见到他的诗词、杂记及学术著作,免得读散文时涉及相关的诗词杂记,还要到处寻找。何先生是位老出版人,作为古籍出版专业社的资深编审,他的一切考虑,都是基于方便读者,所以我马上就同意了。同时又考虑到:本书主要是注解苏轼的散文,其内容应该和书名相符,再说苏轼的诗集、词集又都有早已出版的注释本,所以这两部分仅仅作为一般性参考资料附在书后;《书传》、《易传》等属于学术著作,无法注解,亦仅以其原貌附见。现将此项工作做一简单的交代:《苏轼诗集》是依照《四库全书》本《东坡全集》诗歌部分三十二卷收录的。有些小序或夹注,我认为有价值的,则按照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诗集》进行了适当的补充。《苏轼词集》是依照《全宋词》收录的。《艾子杂说》和《渔樵闲话录》两书是依照《苏轼文集》原附录收录的。《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两书是依照《四库全书》本收录的。《杂纂二续》是依照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说郛三种》第六册收录的。《物类相感志》、《格物粗谈》是依照《丛书集成初编本》收录的。《调谑编》是依照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说郛三种》第四册收录的。苏轼的著作还有《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及《苏沈良方》中的部分文字,本书没有纳入附录,原因是孔凡礼先生点校的《苏轼文集》,已经悉数编排在正文七十三卷及《佚文汇编》六卷当中,本书也都依次作了较详细的注释,再附就属于重复了。关于苏轼的年谱,宋朝人作的有三部,分别为王宗稷的《东坡先生年谱》、施宿的《东坡先生年谱》和傅藻的《东坡先生纪年录》。这次一并附在书后,供读者参看。清代查慎行也做过一部年谱,考虑到就古不就今的原则,前谱已多,故本书没有再收入附录。苏轼的传记资料,只选择了《宋史》、《东都事略》两个本传和苏辙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其余大同小异的传记,不再一一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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