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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全集 全5册/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 2013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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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李大钊全集》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 《李大钊全集》PDF电子书全5册,为《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丛书之一,由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思想理论遗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了纪念李大钊、学习李大钊,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在李大钊110周年诞辰之际,进行了重新编辑《李大钊文集》并加必要注释的工作。
还在李大钊殉难后不久,中共地下党员李白余(后改名李乐光)即在艰险环境下开始搜集烈士的遗文,并编成四卷文稿准备出版。原稿第一、二卷曾寄给上海北新书局;第三、四卷原稿是1949年移交有关人员的。解放前,北新书局出版的《守常全集》即是李乐光编选的烈士遗文的一部分,但当即遭到查禁。上海解放后,1949年7月,北新书局把此书改名《守常文集》正式出版。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丁守和负责编辑的《李大钊选集》。这部选集是在李乐光搜集的文稿的基础上,加上方行等后来搜集到的一部分文章,编辑而成的。周建人、蔡尚思、方行以及刘弄潮、贾芝、刘建国等在搜集、考证烈士遗文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984年,即李大钊诞生95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袁谦、杨芹、李美瑞、吴家林共同编辑的《李大钊文集》(上、下册)。1989年又出版了《李大钊文集》(续)。与此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李大钊遗文补编》。
我们这次重编《李大钊文集》,着重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
其一,是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考订和收集李大钊的遗文,并加以编辑。主要是:
(一)考订原有篇目。
凡能确认为李大钊作品的,收入本文集;有少数文章,以往被认为是李大钊的作品,但因根据欠充分,此次未予收录。主要有《欧洲战事谈》、《黎明日本的曙光一东京通讯》及《过激派的引线》等篇。
(二)搜集、增补新的篇目。
我们的原则是,涉猎范围力求广泛,收录时必须经过严格考证。有的文稿,其内容虽与李大钊的有关文章明显一致,但未署本人真名或笔名,而是署团体名的(如署中共北方区及北方区代号白和;署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等),暂附于《守同志来信》之后,而在题解中阐明我们的看法。
凡李大钊与他人联合署名的文章、文告,多数虽并非李大钊执笔,因其对研究他的政治活动与社会影响有一定的价值,也予以收入。李大钊的译文,则仅收入《精琦氏宪法论》等5篇。
(三)按照一定体例对文章进行编排。
本文集编为五卷。第一卷:1912年6月至1917年2月;第二卷:1917年3月至1919年7月;第三卷:1919年8月至1920年下半年;第四卷:1920年下半年至1924年6月;第五卷:1924年7月至1927年4月,诗歌、书信、联合署名文章及译文,也编入第五卷。
所有篇目,均分类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先后编排。时间不明的,通过考证确定;不能确定具体日期的,暂取约数。有些篇目,如《再论问题与主义》(致胡适)、《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致费觉天)等,本属书信,因内容重要,篇幅也较长,故本文集仍按惯例,将其编入论文部分。
(四)考定题目。
文章题目,凡作者原定的,均不予改动;作者未定题目的,由编者拟定,并予说明。
其二,是对文章进行校勘和注释。
(一)注释。
注释主要包括对原文的考辨和种种疑难的识断。文字力求准确、简明。原文中的外文,按目前规范译为中文。
若干文章加了题解,主要是对该文背景、写作或发表时间的说明、考辨。
题解、注释集中排印于各卷文章之后。各条目一般在首次出现时作注释,其后则标明见前注或从略。少数条目根据需要,有两种不同的注释。
(二)校勘。
原则上以手稿、最初发表的报刊或最初版本为底本,并参考其他版本,进行校勘。订正错字,置于[]内;增补脱字,置于()内;衍文加〈〉;有疑问、难以确定者,用[?]表示;缺字用口表示。所据底本如原无标点或用旧式圈点,或虽用新式标点而与当今规范不合者,均重新标点;明显讹错者,则径予改正。所据底本原有分段,一般不予改动。原文未分段,则由编者分段。凡底本的文字,一律照录,不予删节。以往文集曾予删节的文字,一律予以恢复。
此次《李大钊文集》编辑、注释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对此进行了指导。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组成《李大钊文集》编辑工作委员会,由会长王学珍任主任委员,副会长刘荣惠、沙健孙、郝斌、张静如、韩立成任副主任委员,丁守和、马模贞、刘桂生、朱成甲、李长征、吴家林、严兰绅、陈万泉、彭明、萧超然为委员。还成立了文集编辑注释组,由王学珍兼任组长,刘桂生、朱成甲、沙健孙为副组长,成员有王世儒、古平、张步洲。校勘、注释工作由刘桂生、朱成甲提出方案,供编辑工作委员会讨论确定。第一、二卷的校勘、注释工作由刘桂生、张步洲负责,王宪明、杨琥提供了注释初稿:第三、四、五卷由朱成甲负责,其中有关外国人名、地名、事件等注释由王宪明协助完成。北京大学尚小明、杨琥承担了校勘工作。此外,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日本东北大学中岛隆藏教授也对注释工作给予了帮助。
在工作进行过程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等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帮助。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原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今属河北)人。191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年冬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5年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反袁斗争。1916年5月回国,任北京《晨钟报》编辑部主任、《甲寅》日刊编辑,参加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1920年起,先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率先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五四运动。1920年春与陈独秀开始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3月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年10月创建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派人到天津、唐山、济南等地建立党团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党在北方地区的全面工作。1922年参加中共中央杭州西湖特别会议,同意国共合作,会后赴沪与孙中山会谈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问题。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审定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程草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负责国民党中央北京执行部工作。会后即返京建立了北京、天津、直隶省国民党党部。同年6月,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旋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是年冬回国,主持中共北方区委工作,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群众革命运动。国共合作期间,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共第二至第四届中央委员。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继续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以策应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1889年,李大钊出生之际,正值中华大地衰乱之时。正是由于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先驱,立志“深研政理”,“再造”中华,首举“赤旗”,传播马列,“从此神州不陆沉”①,开启了后来新中国的创建。历史进入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接近于现实。在此,谨将我们在新版《李大钊全集》修订工作过程中秉承的理念、产生的思虑和取得的收获,略作申述,盼能稍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理解革命先贤李大钊。
《孟子·万章下》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清代学者焦循对此所做的解释是:一乡、一国、天下的善士,之所以能够相友,是因为“同在今世”,“若生今世而上友古人,则不同世何以知其人之善?故必颂其诗,读其书而论其世,惟颂其诗、读其书而论其世,乃可以今世而知古人之善也。”①孟子所说的上古“善士”,并非一般人士,乃是周公、孔子辈曾立德、立功、立言、立教,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李大钊正是这样一位人物。众所周知,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探索者。但是,斯人已逝,我们要想学习、了解他的思想,所能依凭的,只有其“永在”的“遗文”,中国“革命史上的丰碑”。②我们今天编辑李大钊全集,目标是努力以求全面而准确地反映李大钊思想的全貌,而为收入全集中的文章做注释,则是为了帮助今天的广大读者能够准确完整地读懂和理解李大钊的著述,也就是说,为他们“颂其诗”、“读其书”、“知人论世”提供一个比较可靠的文本。
李大钊著作的搜集、编辑工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在十分艰难、危险的条件下开始,这就是1939年4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守常全集》,该书约20万字,收文30篇。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59年和1984年出版过《李大钊选集》、《李大钊文集》(上、下册)等。前书近40万字,收文133篇,后者增加到100万字,文章也增加到438篇。这两部文集,在当时对宣传李大钊、研究李大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都是在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下编成的,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政治气氛与盛行的政治思想的影响。
也正因为如此,1959年出版的《李大钊选集》,不仅未能将当时已搜集到的李大钊论著全部收录,而且对收入其中的不少李大钊的文字进行了删节、改动。这种现象,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仍未能完全消除。1984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为了“维护”李大钊的光辉形象,对李大钊文章中关于“吴佩孚”、“考茨基”等人物的肯定或赞扬的言辞也予以删除。这种做法,从严格的学术标准来看,不能完整、准确地展现李大钊思想的全貌及其探索的曲折过程。而我们编注的1999年版的《李大钊文集》和2006年版的《李大钊全集》,虽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各种文集、选集所存在的某些不足,但是,由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未能完全发现并改正这些版本中存在的此类问题,排版时仍以1984年版作为底本,致使一些原已存在的问题延续下来。
此次修订后,全集中所收李大钊著述,凡是当时公开发表、能够找到最初发表的原件的,一律使用原件作为底本排印,其他各种版本则只作为参考,力求所收录的文字均为发表时的原貌。
我们深知,编辑李大钊全集,并非仅仅是简单地将已搜集到的李大钊的论著汇编在一起即算工作完成,而是要通过真实、准确地展现李大钊的文,进而展现李大钊其人和他所处的时代;反过来,编注李大钊的文章,又要求我们正确、全面认识李大钊这个人和他所处的时代。
李大钊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时势变迁使得李大钊的一些文章,发表时间与写作时间不一致,一时不易弄清其确切的写作日期。对这些文章,我们只能从词语、语境以及内在线索的逻辑联系,将文本、语境和思想三者统一起来,综合分析,从而推断这些文章的撰写时间。此次修订,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重新调整了若干文章的编排次序,企望能比较清楚、准确地反映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实际历程和内在逻辑,为进一步研究李大钊及其思想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为此,我们把编排工作放在篇章研究的基础之上,以篇章为单位,结合语境,对语言文字实体进行研究。例如,《青春》一文,原发表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1号,以往所有,都按该文在《新青年》发表的时间(1916年9月1日)编排,本书则将该文改排在《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15日)之后,即把它作为是与1916年4、5月作者撰写的《民彝与政治》同一时期的作品。该文开首即说:“春日载阳,东风解冻。”又说:“当兹春雨梨花,重门深掩,诗人憔悴,独倚栏杆之际,登楼四瞩,则见千条垂柳,未半才黄,十里铺青,遥看有色。”这些句子说明,该文的写作时间是在春天。其次,文中又有“远从瀛岛,返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沍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等语,尤其是“远从瀛岛”、“返顾祖邦”两句便可看出,该文的写作地点是在日本,而不是在国内。再考察李大钊这一时期的行踪,他是1916年5月中旬回到上海的,随后,就积极参与反袁斗争,非常繁忙,没有充裕的时间撰写这样的长文。由此更可以推断,该文当于他回国之前即已完成。据以上篇章语意与行踪史迹,我们将该文的写作时间定为1916年4、5月之间。
再如,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原按《新青年》发表的时间(1919年9月、11月)编排,即排在《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21日)的后面,此次修订,则将该文调整为第三卷的开端之作,排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之前。事实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李大钊为纪念马克思101周年诞辰(1919年5月5日)而写,该文的最初撰写,至少比发表时间提前半年,但由于文中引用了1919年8月3日《每周评论》上“明生通讯”中的一条材料,以往的研究者大多以此为据,推断该文的写作时间为1919年8、9月,即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之后。从表面上看,这是有道理的,但事实却不然。我们认为,要确定这篇文章究竞撰于何时,首先须搞清楚“明生”是谁,这是弄清问题的前提。我们系统地考察了李大钊的各种社会关系,翻阅了大量报刊杂志,终于查清“明生”原来是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同事陶孟和的笔名。弄清楚了“明生”是谁,便有可能进一步把陶孟和这一时期的行踪搞清楚。原来,陶孟和在1919年3月赴欧美考察教育,“明生通讯”就是他在途中连续寄给陈独秀、胡适和《每周评论》的信件,发表在8月3日《每周评论》上的这篇“明生通讯”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这篇通讯早在当年5、6月份已寄到胡适手中。作为《每周评论》的主编之一,李大钊在发表之前当有机会读到这些信稿。正是因为如此,即在该篇“通讯”发表之前,他当已看过,并悉其内容,李大钊在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就将它引用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就是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引用8月3日“明生通讯”中的文字,并不是在该通讯发表之后,而是在此之前。据此,再结合其他一些证据,可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8月初已撰写完毕。
李大钊的文章是由他个人撰写,但发表时间,特别是刊物出版的种种机遇,则不由他个人决定。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研究专号”),尽管由李大钊主编,但那个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和报刊杂志的编、刊周期,限于条件,不能与今天相比(且不说政治事件、社会运动的发生以及其他条件的影响),我们从《新青年》的编辑和出版流程、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及信息传播的速度等多方面考察,终于初步搞清楚了该期《新青年》编辑完成的时间约在1919年8月初,出版时间则在9月初,从最初策划到最后出版的时间差有五六个月左右。根据上述史实判断,李大钊开始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应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策划之初,该文的主体部分在该期《新青年》计划出版的1919年5月已撰就,最后定稿时间也是在该期《新青年》交付出版的1919年8月初,而决不可能在该期《新青年》延期出版的1919年9月初①。
所以,我们将这类文章按新考订的时间排序,使李大钊著述的文本逻辑、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相应一致,以求更加真实、全面地展现李大钊的思想与生命历程。
《李大钊全集》书目:
李大钊文集 第1卷
李大钊文集 第2卷
李大钊文集 第3卷
李大钊文集 第4卷
李大钊文集 第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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