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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绍箕集 全2册/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2018 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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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箕，黄体芳之子，后清流派骨干成员。与康有为交好，：“戊戌政□”时为康有为通风报信，助康逃出生天。重视教育，提倡兴办新学，著有《中国教育史》，是晚清著名教育家。
《黄绍箕集》系黄绍箕著述集首次正式出版，整理者用十年时间整合《二黄先生集》《二黄先生集补遗》《鲜庵文辑》等内容，并广泛搜罗散于各处的相关资料，共收录黄绍箕奏疏、论著、序跋、书信九十余通，诗词一百五十余首，友朋诗词一百三十余首，来信两百余通，以及专著《中国教育史》等内容，并编纂了黄绍箕年谱，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黄绍箕（1854—1908），字仲弢。黄体芳子。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官侍讲，爱才好士，曾为康有为延誉。“戊戌政变”失败后，闻讯冒险告康有为，使康免于难，遂为荣禄所恶，辞官归里。后起为湖北提学使，卒于官。博学能文，精于金石书画之学。 本书稿共约70万字，对黄绍箕作品进行系统梳理，除整合《二黄先生集》、《二黄先生集补遗》、《鲜庵文辑》、《瓯海集内编》等内容外，广泛搜罗了许多有关黄绍箕的资料，收录奏疏、论著、序跋、书信九十余通，诗词一百五十余首，友朋诗词一百三十余首，来信两百余通，整理者还编纂了黄绍箕年谱，显示出其较深的搜集整理功力。
黄绍箕(1854一1908)，幼名睦钤，字仲弢，又字穆琴，晚号鲜庵，别署曶斋居士、斤竹山人、鱼羊山人等，浙江瑞安人。黄体芳子，幼承家学，后受业于陆尔熙之门，又从南皮张之洞学。光绪五年(1879)参加己卯科顺天乡试，中式第十九名，保和殿覆试一等第一。六年参加会试，中二甲第六名进士，改庶吉土，充武英殿协修。九年四月散馆，得一等第一名，授职编修。十一年三月充本衙门撰文，五月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十二月，充国史馆协修官。十二年五月充教习庶吉土。十三年十一月充会典馆协修官。十五年二月因恭办大婚典礼保奏加侍讲衔，十二月充会典馆图上帮总纂官。十六年五月二充教习庶吉士。十七年京察一等，六月充会典馆图上总纂官。十八年三月充武英殿总纂官。二十年京察一等，奉旨记名以道府用，十二月充会典馆书上总校官。二十一年正月充会典馆图上帮提调官，三月请假回籍修墓。二十三年六月充湖北乡试正考官。二十四年四月补授翰林院侍讲，五月三充教习庶吉士，九月补授左春坊左庶子，十月充京师大学堂总办。二十五年二月，补授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三月，充咸安宫总裁。五月授翰林院侍读学士。七月，会典告成请奖，奉旨赏加二品衔。三十年九月充编书局监督，次年正月兼充译学馆监督。三十二年简放湖北提学使。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8年1月26日)病逝于湖北。
早在光绪六年，因日本侵占琉球，而清政府只妥协退让，黄绍箕就已赋诗：“中山世泽附滕邾，王赫雷霆怒觊觎。已报金缯输冒顿，岂容弓钺逭倭奴。故乡草木知多警，上国威灵不可渝。战备因循和议误，圣人原不薄迂儒。”对日本的侵略表示极大愤慨，同时也对朝廷的懦弱提出了严厉的指责，表达其爱国热忱。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后，黄绍箕倍加关注。在战争的后期，黄绍箕抵京销假后，在京师把得到的消息写信告知江苏学政任上的父亲黄体芳，内容涉及中法战争的各个战场，有镇海之战援台二轮被击沉的真相；广西镇南关失守与收复；台湾二刘不和：张之洞拨军饷给刘永福；张之洞对张佩纶马江战役失事的看法；清廷谋求与法议和的种种迹象等。并借张之洞之言“何以不责十馀年之总督，而专责到防数月之会办”，为与父亲关系密切的张佩纶辩解。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之后，清政府日益腐败，外患日逼，慈禧太后掌握国柄，光绪没有实权，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分化，不满后党的官僚、文人、名士日益增多，翁同龢等竭力结纳以清议见长的士大夫，黄绍箕与文廷式、张謇、沈曾植、盛昱、丁立钧等时相过从，形成帝党。在政治活动中，逐步提出自己的主张。光绪二十年九月，黄绍箕与张謇、丁立钧等申议联络英、德以抗日，由文廷式领衔上奏《奏请密连英德以御倭人折》，随之黄绍箕又附名上奏《豫阻和议公疏》。十一月，附名上奏《劾海军罪帅公疏》《进呈地营图说公疏》，十二月，附名上奏《阻议和遣使公疏》。二十一年，马关议和，割地赔款，黄绍箕与同仁联名上奏《豫争和款割地公疏》与《统筹和战事宜请开廷议公疏》，反对割地赔款，指出如“割东三省之地，则俄必随之；割海口之地，则英必随之；割南省之地，则法必随之”。后果就是“非惟永远无自强之日，抑且旦夕无苟安之时”。体现其爱国情操及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在《致胡宝仁书》中指出：“东事外误于北洋，内误于政府，败坏决裂，遂致不可收拾。现在议战无方略，议和无界限，议迁无章程。当轴处置军事，料惴敌情无一不极昏谬。”对清政府的无能昏谬，进行无情的批判。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黄绍箕侍父请假回籍修墓，于九月下旬抵达江宁，适康有为抵南京说服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支持开办强学会的南方各分会，上海强学会由黄绍箕、梁鼎芬、康有为等人先办。
由于黄绍箕患足疾，梁鼎芬准备回湖北，上海强学会实际由康有为一人主持。十月初十日，黄绍箕、梁鼎芬、康有为三人联名的电报通过两江总督署发出：“诒在京师，与洪右丞、沈子培、杨叔峤诸君开强学会，专讲中国自强之学，朝士集者百数。今来金陵，与南皮言，南皮力主之。顷分设沪局，集天下贤士夫，刊布公启，必欲得公名，以光此举，立候电复。金陵督署绍箕、鼎芬、祖诒。”广邀天下有志于“自强之学”的贤士夫参与。黄绍箕还参与《上海强学会章程》的议定，并负责康有为与张之洞之间的联系工作。十一月二十八日(1月12日)，由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第一号在上海刊行，刊登“同人公启”，列名者有黄体芳、康有为、黄绍箕、黄绍第、梁鼎芬、黄遵宪、张謇、汪康年等人。又由于《强学报》使用了孔子纪年，并刊发廷寄，引起张之洞的极大不满。十二月初八日黄绍箕从南京来到上海，此时康有为已回广东为母祝寿，黄绍箕不得已于次日致信康有为：“报纸二叶已诵讫，首列孔子卒后年月日，此为学西法，仍未毕肖，则责以违国制，已无可辞。于实事无丝毫之益，而于吾党恐有邱山之损。”“廷寄之件，止可云得之传闻。今直书某日军机字寄云云，一似有所受之者。家君在都，每闻人述时政，自诩为秘密消息，辄深恶之。况此竟列入会报，将来果有秘密消息，亦谁复肯以告我，以重其刺探漏泄之咎乎？”针对此二事的严重性做出分析，最后做出了“已告局中停报勿出，并议暂废此会”的决定。表明了黄绍箕虽然有维新思想，但不像康有为这般激进。
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绍箕在湖北，拟创办学会，已拟定大略章程，且“已奉旨准行，拟即仿京师之例，名曰书局…或称时务书局…或…自强学堂官书局”。终因九月需进京，在张之洞赠言“各自考求，随方联络，遥为声援”后决定暂不开办。
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组织保国会，自任总理，黄绍箕出任常议员、宣讲员，积极投身维新变法运动。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推行新政。六月初一日，黄绍箕入对，进呈张之洞所著《劝学篇》，奉伤广为刊行，实力劝导。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为光绪帝所接纳，又为慈禧太后所欣赏，体现了双重色彩。光绪帝还有意复古宾师之礼，将开懋勤殿，择康有为、梁启超、黄绍箕等八人待制，燕见赐座，讨论政事。说明黄绍箕虽支持维新变法，但思想上仍倾向于张之洞所持的立场。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下令将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重新刷印一千部，发给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签注意见，或加以评论。黄绍箕对各条一一进行签议，认为“冯桂芬此书，准古揆时，运心至密。惟是时势迁变，弊习日深，就办法观之，则其不可行者似不少；就用意审之，则其可行者又似甚多。往往䌷绎再三，殊难以一言遽决其可否，即臣所见以为可行，其中办法尚有宜别择者，有宜变通者，有宜推广者，故论说不能不稍加详，既逐篇系说，复揭其大旨，标于目录之下，以期简明”，其中对《制洋器议》发表以下评论：“南北洋之制造局，闽鄂之船厂、铁厂，业经先后开办，此议于今已验。惟官款支绌，扩充为难。拟请谕令海疆督抚，劝谕富商，自立工艺学堂，又制造必须机器。而制造机器之机器谓之机母，亦宜劝商设厂。凡事皆有本末，机器为制造之本，机母厂为机器之本，而工艺之学，又用机母以造机器之本也。”表明黄绍箕对发展近代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知识。对《汰冗员议》的评论：“捐例盛行，每省道府以下少者数百，多几逾千，有不营缺而营差者，有缺之冗员可稽，无缺之冗员不可稽，蠹国殃民，莫此为甚。”《筹国用议》的评论：“近年通海漏卮，为旷古之奇变，姑就光绪年间计之，以洋关税册进出货值相抵外，每年漏出银数有多至二千馀万者，而购船械、雇洋人及交涉偿款等数尚不在内。统计二十三四年中，漏卮总在五万万内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当时清朝吏治腐败、财政困窘的严重情况。
八月六日(9月21日)，政变发生，百日维新失败。此前一天，黄绍箕获悉确切消息，设法告知了康有为，建议康易服出京，北走蒙辽，于天未明离开，直奔山东，不要经过荣禄的辖地天津。后来康有为在英国官员帮助下逃往香港，幸免遇害。《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此事。黄绍箕逝世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曾做长诗《哭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湖北提学使黄君仲弢》来悼念他。题下小记和诗，并载此事，诗称：“衔杯浙绍馆，泣语至深更。劝吾夜密走，胡服或为僧。”题下记：“戊戌出奔，赖公告难。劝吾微服为僧，北走蒙辽。夜宴浙绍会馆，把酒泣决。今幸更生，皆君起死人而肉白骨也。为服缌衰，东望奠祭，不知其哭之恸也。”而黄绍箕本人亦因与康有为等人的密切交往，险被慈禧太后治罪，赖大学士徐桐以百口保全始得免祸。
黄绍箕的政治才能深得张之洞欣赏，《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载：“渡江至学务处，与仲弢同在抱冰堂饭，南皮从容言曰：‘今欲行新政，得数人亦可举耳，陈璧、张百熙、李盛铎、钱恂，及座间郑（孝胥）、黄（绍箕）二君。用此六人，可成小贞观矣。’”同年十二月初一日张之洞在《胪举人才折》中这样评价黄绍箕：“该员品端学博，沉细不浮，于中西政治纲领、学校规制实能精思博考，而趣向纯正，力辟邪波之说，洵为今日切于世用之才。”张之洞更倚重黄绍箕等人起草《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1998年俞天舒编《黄绍箕集》（瑞安文史资料第十七辑）非正式出版，对黄绍箕作品第一次进行系统整理，整合了《二黄先生集》《二黄先生集补遗》《鲜庵文辑》《瓯海集内编》等内容。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促进了对黄绍箕的研究。然而笔者在整理馆藏文物时，发现馆藏《黄绍箕家书》九通及其它一些信札未被收录。随着工作的展开，陆续发现一些新的资料，且在阅读、利用《黄绍箕集》的过程中，发现集子中有许多舛误，于是萌发了重新整理的念头。
《温州文献丛书》在整理时，总编胡珠生先生曾打算整理《黄绍箕集》，终因俞天舒先生《黄绍箕集》已经存在，故没有收入丛书，而是嘱托笔者另行整理。
从产生整理此集的念头算起，已经十年时间过去了。先搜集馆藏所有有关黄绍箕的资料，包括手札、书法、友朋来函、友朋题诗等，并到温州市图书馆翻阅黄绍箕的诗文集，以及其同时好友的集子、日记，从中发现许多新的材料。随着各地文集的出版，与黄绍箕有关的材料不断出现。经过不懈的努力搜集，终于汇成现在这本集子。名为《黄绍箕集》，由笔者点校。是书分两大部分，一为黄绍箕的集子，有奏疏、论著、序跋、书信一百六十馀通，诗词一百一十馀首，《中国教育史》等；二为附录，收录了友朋的诗词（包括挽诗等）一百一十馀首、挽联一百一十馀对、来信二百馀通等内容，最后附笔者编著的黄绍箕年谱。
《黄绍箕集》书目：
黄绍箕集 上册
黄绍箕集 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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