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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编年史 全18册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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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编年史 汉魏卷 中国文学编年史 两晋卷 中国文学编年史 隋唐五代卷上 中国文学编年史 宋辽金卷 上 中国文学编年史 宋辽金卷 中 中国文学编年史 宋辽金卷 下 中国文学编年史 元代卷 中国文学编年史 明中期卷 中国文学编年史 清初卷 中国文学编年史 清前中期卷 上册 中国文学编年史 清前中期卷 下册 中国文学编年史 晚晴卷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王瑶等学者所强调的，一种是董乃斌等学者所强调的。王瑶先生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给予热情洋溢的肯定，他从著述方式和研究对象的选择等方面描述了现代学者的成就。就研究对象的选择而言，“小说、戏曲等在封建社会没有地位，研究的人很少”，至现代，我们才有了第一本戏曲史专著即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第一本小说史专著即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著述方式而言，“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以中国文学史为例，过去只有诗文评或选本式的东西，第一本《中国文学简史》是外国人写的；林传甲、谢无量等早期中国人写的文学史，文学的概念及范围都十分复杂；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吸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引自陈平原为《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所写的小引。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与王瑶先生的视角有所不同，董乃斌先生则较多强调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他认为：20世纪的趋势是“西方纯文学观影响日大，文学的范围日益集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体，这种文学观对一般中国文学史著作的面貌有很明显的影响。但现已发现，要讲清楚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不能不顾及中国古人的文学观，不能不注重文学观念在历史中的变迁，不能简单地用今人文学观去裁剪史料(说严重些，是削足适履)。如讲秦汉文学，不应略去碑铭和策论；讲唐代文学，不但应重视赋，而且不可舍弃诏策论判诸体；讲明清文学，也应适当提及八股时艺。”(董乃斌《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第九章，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等被突出的同时，形成了其他部分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的误解。受到最大压抑的是古代的文章。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观的‘杂’，大半就是由于这一文体。”(同上，第267页)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这种状况，无论是将其定性为“现代化”，还是指述为“削足适履”，所显示的是同一个事实：如何准确地辨别或呈现中国文学的历史面目，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中，编年史在最近几年势头颇为强劲。如曹道衡、刘跃进著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刘跃进著的《秦汉文学编年史》，相继出版问世。而陈文新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上至周秦，下迄当代，将数千年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以立体的方式呈现于一编之中，则代表了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建树。编年史之所以在近年受到重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以中国文学为本位，以史料为基础，便于完整地呈现其真实面貌。编年史可以有效地阻止西方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它的大规模采用，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经由螺旋式上升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从这个角度考察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对它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就会有足够的认识，对它在中国文学史著述中的学术地位也会有更准确的界定。 这里试以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年)为例，对《中国文学编年史》在这方面的长处略加分析。从正月到十二月，共列纲十五条；另有十条，虽在本年而月份不明。合计二十五条，依次是：道士邵元节被命为真人；赵时春年十八，为今年会元；龚用卿等进士及第；同榜进士有陆绑、吕希周、石文睿、江以达、闻人铨、田汝成、樊鹏、袁褒、范言、王慎中等；王畿、钱德洪不与廷试而归；许谷应进士试不第，卒业南雍；张治道作《嘉靖丙戌六月五日京兆驿观进贡狮子歌》；崔铣作《与何太常粹天书》，尊朱抑陆，与阳明宗旨不合；世宗召大学士费宏、杨一清、石王缶、贾咏人见，各作一诗相勖；《恭穆献皇帝实录》奉世宗命纂成；王世贞生；刘玉作《志怪》诗；董法从王守仁越中守岁；祝允明卒；朱应登卒；张邦奇为倪复《钟律通考》作序；毛风韶《浦江志略》成书；李濂以大计免归，年才三十有八；韩文卒；苏州知府胡缵宗刊行张凤翔诗集；戴钦卒；郑作别李梦阳南归，殁于舟中；王讴卒；张璁转兵部右侍郎；潘府卒。嘉靖五年是文学史上较为平淡的一年，而编年史写进了近40位与文学有关的人物，叙述了20余件与文学有关的事实；除李梦阳、祝允明、王慎中、王世贞、王阳明、王畿、钱德洪外，大都是通行文学史教材不予论述甚至根本不提及的。在一种以中国文学为本位的文学观念指导下，在编年史这样一种体例中，这些人物和这些事实都获得了存在空间；而正是因为叙述了这些人物和这些事件，嘉靖五年的文学世界才是立体的、富于生气的。比如，我们从世宗对诗的浓厚兴趣，看出了这位帝王对诗坛的影响；而郑祚与李梦阳的离别，则昭示出前七子淡出诗坛的情形。尤其是董法从王守仁越中守岁一事，包含了更为丰富的文化信息。据《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董沄(1458—1534)仅有《存吾稿》一卷传世，就著述数量而言，并非重要人物。但他的人生历程颇能显示那个时代的丰富色调。他早年迷恋于写诗，废寝忘食，以为“天下之至乐在是”；68岁时，闻阳明之学，欣然从游，从此视诗如敝屣；几年后，又究心佛典，以“空有”为心灵归宿。将董沄与王阳明的交往写进编年史，对于读者了解当时的人文生态，大有裨益。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与通行的中国文学史教材面貌迥异，与已出的几部断代文学编年史或断代分体文学编年史相比，亦后出转精，尤其是在体例的设计方面，更为周密、完善。陈文新教授注意到一个事实：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中国文学编年史》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其尝试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中国文学编年史》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 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陈文新教授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中国文学编年史》也酌情收入。其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中国文学编年史》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点，《中国文学编年史》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学术工程，任务艰巨，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令人钦佩的是，在总主编、分卷主编和所有参与编纂的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工程终于圆满竣工。他们不仅认真考察大量传世文献，还注意吸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保证了这部著述的学术质量。可以举一个小例子以飨读者。清代中叶的史震林，以写有《西青散记》八卷传名后世。在《西青散记》卷三中，作者记述了一位名叫贺双卿的苦命才女，遭遇悲惨，却在农事劳作之余，写得一手好词，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一词，连用叠字二十多个，自然流畅，不露斧凿之迹，堪与宋代李清照的《声声慢》一词媲美。贺双卿是否实有其人?学界多有争议。其词或为史震林伪作，但的确生动感人，所以文学编年史应对史震林有所记载。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史震林的生卒茫然无知，只知他活了八十七岁。如钱仲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即以“生卒年不详”著录。其实有关史震林之生卒年，陈敏杰《史震林生卒年小考》一文早在1987年就已解决，即史震林(1693—1779)。只不过刊于《文教资料》中，不为人所注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也考订了史震林的生卒年，同上。《中国文学编年史》即据以著录(也有人认为史氏生卒年是1692—1778)。这类例证甚多，正可从一个层面显示出《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学术价值。 按照《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体例，纪年概以公历置前，而以帝王年号纪年为括注，年下之月份则从农历，两种时间标志稍有龃龉之处，盖农历岁尾或已人公元之下一年。一般书籍括注古人公历生卒年，对此多不注意，而编年史则当力求准确。如明末清初施闰章、王士祜、纳兰性德之生年，陈与郊、函可、张尔岐、赵进美、陆陇其之卒年，皆属此种情形，稍不留意，括注公历生卒年就会相差一年。这一类细节问题，《中国文学编年史》从头至尾认真加以处理，足以见出各位学者用功之勤和治学态度之严谨。 的编纂出版，必将对中国文学研究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免责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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