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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共5册 2015高清
价 格：¥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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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注意：《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PDF电子书共5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书目：
唐代佛教
唐代官修史籍考
张载的思想
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
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出版说明：
“汉学”研究的主流，在二次大战前后，出现了一场从欧洲为代表的“典范”，到美国为代表的“典范”的大转移(paradigm shift)①。近三十年前，杜希德(Denis C.Twitchett,1925一2006)先生应邀从英国到美国，由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转任普林斯顿大学“胡应湘汉学”讲座教授。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在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波澜壮阔的“典范大转移”的过程中，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②。
然而，这样一位宗师级人物的其人其书其贡献，长久以来，在中文世界里，却鲜为人知。这一方面是由于杜公为人十分清高，十分低调，不事张扬。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错综复杂的西方汉学的学术史，在中文世界中至今还仍然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问，刚刚才起步。然无论如何，这都不能不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像不了解费正清，就无法全面了解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的诸种重要面相一样，不了解杜公，人们对上述“典范大转移”的了解，也会打上一个相当大的折扣。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博土，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暨历史研究所教授。正为如此，我有感而发，在2006年1月14日香港《文汇报》副刊上，以《不该忘却的杜希德》为题，写了如下一篇短文，对杜公沟通英美学界，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促成汉学典范转移的三大里程碑式的“名山”事业，略作简述③：
世纪交接的时候，《华声报》评出“影响中国20世纪的百位外国人”，有外交官、作家、实业家、汉学家和政客等等，很有参考的价值，然而这个名单也有可讨论的地方。就美国汉学家而言，已故的哈佛大学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的鼻祖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耶鲁大学研究中古文明的芮沃寿(Arthur Wright)均在其列。如果这两位够资格，也许不应该漏掉目前尚健在的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杜希德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公认的唐史学界和中国通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一代宗师，其自订汉名原为杜希德，但因其在中文世界中（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湾，新，马），久以崔瑞德名世，他本人亦只好采默认态度。杜氏历任英国剑桥大学第六任汉学讲座教授（首任为英国近代汉学鼻祖、晚清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胡应湘汉学讲座教授，除了在国际唐史研究中多划时代的贡献外，一生最重要的领导二十世纪后半叶汉学研究学术潮流的成绩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与费正清合作共同主编15卷本的《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杜氏负责大部分，为第一总主编，费氏负责小部分，为第二总主编。这套里程碑式的英语学术性中国通史，与其他各种“剑桥史”一样，其要求十分严格，数十年而磨一剑，至今尚在继续出版中。
其二，在二次大战后接编“原籍”德国的欧洲汉学名刊《泰东》(Asia Major),该刊后又随杜氏迁往美国普林斯顿，直至九十年代中期杜氏退休为止。《泰东》在二次大战前与法国的《通报》(TougPαo)同为欧洲最重要的两大汉学学报，在杜氏手中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甚至在其退休后，该刊编辑部转到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杜希德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3改主编制为编委会制，仍由杜氏任首席编委，现在依然不失为国际汉学界顶尖学报之一。
其三，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为剑桥大学出版社主编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丛书，其中文直译虽为《剑桥中国历史、文学与制度研究》丛书，但杜氏为其确定的丛书汉名是《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由海外名书法家张充和题写，冠于每卷的卷首，经过数十年连续推出重要研究成果，在汉学界的影响深远，已经成为一种经典。不少今天英、美汉学界的重镇，当年均曾经受杜氏识拔，将其成名专著收入该丛刊首先出版。这些今天的汉学界成名人物包括英国剑桥大学现任汉学讲座教授麦大维(David MacMullen)、美国耶鲁大学教授Stanley Weinstei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Robert Hymes、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讲座教授Nicola Di Cosmo、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汎森（英国皇家学会会士和台湾中研院院士)，以及已故的华裔美籍学者黄仁宇(黄氏当年以一部《万历十五年》赢得国内读者青睐，从此其书畅销不已，而在其身后出版的长篇回忆录《黄河青山》中有对杜氏的知遇之恩的详细记载)等。他们当年初出茅庐的首部专著，都是通过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而一举成名。
杜氏现隐居剑桥，不见外客，但继续在主编《剑桥中国史》，而前来拜访的门生故旧仍络绎不绝。
文章刊出，我当时正远在新西兰任教，当收到样报，已是次月上旬，即航邮一份到剑桥，没想到约两个星期后，忽然传来杜公2月24日因心脏病发、与世长辞的消息。人生之无常，大树之飘零，令人感慨无已。所幸者，杜公所留下的上述三大里程碑式的贡献，却将长久作为历史的见证，与二十世纪的汉学同在。
对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在杜公以上的三大遗产中，除了《剑桥中国史》外，《泰东》学报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两者，可以说至今仍“养在深闺”，鲜为人识，尤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需要特别提出。该丛刊三十年来，已出版约有五十部之多的专书，在西方名闻遐迩，中文世界中却极少有人知道它的来龙去脉④。十多年前，我在普林斯顿求学期间，曾经向杜公建议，是否应该考虑出版一套中文的精选版？他当时没有在意。后来在2005年，再次谈起此事时，杜公便命我代他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络相关事宜。众所周知，如今经济大潮中的学术出版，实属非易，然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目光远大，很快就签订了合同。于是，由杜公本人任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高克勤兄和我协助任执行主编的《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工程，就开始启动。近日接到出版社电邮，称《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在明年一月开始，就要陆续与读者见面了，让我写一篇“缘起说明”。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明年二月已是杜公逝世四周年了，令人感慨无已。
这篇文章，本来想从当年协助杜公筹备中文版的所见所闻出发，结合我目前正在进行的汉学学术史的研究计划，比较全面介绍这套丛书在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中的地位与作用，然如此一来，便要写成数万言的论文，决非一篇“缘起说明”的篇幅，所能包括⑤。因此，这里只好先在总体上对杜公与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的关涉略作简述，然后再集中笔墨，就他如何三十年如一日，通过编辑《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为推动上述“典范大转移”的完成，培养大量杰出学术人才所花费的心力，举几个例子。换言之，此处只是以龙鳞豹斑，稍窥全貌，与读者分享。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尚祈凉解。要讨论杜公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典范大转移”的关涉，需先对汉学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何时？有“十三世纪”说，有“十六世纪”说，也有“十八世纪”说或“十九世纪”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⑥。然而，时至十九世纪末叶，西方诸国始有大学汉学讲席之设立，并开始有权威性专业学报之出版，则为不争之事实。当时正是“殖民时代”的杜希德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全盛时期，汉学讲席与汉学学报，全在欧洲，至于北美与澳洲之后续跟进，则主要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了。以大学讲席而言，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讲座，1875年荷兰莱顿大学设立汉学讲座，1875年英国牛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1888年英国剑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形成了规模。以学报而言，1889年法国高第(Henri Cordier,1849一1925)与荷兰施古德(Gustaaf Schlegel,1840一1903)共同创办的《通报》，出版至今，仍是领域内的权威学报。
换言之，通过以上的种种，汉学研究的格局，十九世纪末，已经在欧洲跨国形成。在当时的大学体制中，汉学是“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的分支，与“古典学”(Classics)等科系为邻，同属于“人文学科”(theHumanities)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出发，到二十世纪初，乃是“汉学”的学门“典范”在欧洲的“形成期”。
这个“形成期”，是通过欧洲内部诸国各自的汉学“小”传统的典范互相激荡与转移，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磨合”与“互补”，而逐步完成的。举例来说，法国有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一1945)的以中西交通史为中心的考古与语文考据的传统，德国福兰阁(0 tto Franke,1863一1946)的通史传统，瑞典高本汉的音韵语言学传统，荷兰有施古德的以秘密会社与娼妓史为对象的社会学传统与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一1921)的以民间宗教习俗为对象的人类学传统，英国翟理思(Herbert Giles,1845一1935)的文学史传统等等⑦。正是由于这些杰出“小”传统的细流汇聚而成江海，形成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以欧洲为中心的汉学“典范”。
如果用非常粗线条的视野来观察，这种从十九世纪开始在欧洲型塑完成的学门“典范”，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二次大战前，仍然是西方汉学的主流与正宗。换言之，虽然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美国的汉学研究，蓬勃崛起，然而要等二次大战以后，它才逐步取代欧洲汉学，得到领导世界汉学发展的主流地位。而这一变化的关键之一，就是所谓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
二十世纪中叶，从二次大战的胜利到今天，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的整个知识与学科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改观。在此期间，西方的主流大学与研究机构，推动了这一场学科的转变。在科技理工领域，一系列原来闻所未闻、想不敢想的新学科，如原子物理、生命科学、电脑工程等，应运而生，把世界疆域的边线，拓展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在人文社会领域，种种新主义与新学派，如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新史学(New History)、符号学(Semiotics)等，如雨后春笋，此起彼伏，打破了原有的学科分界线，以跨领域为时尚，重新进行学门与智识的结构的整合，令人眼花撩乱，目不暇接。在这样总的历史氛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整体实力而言，美国的高等教育成了西方的典范，而其代表性的大学成了西方的旗舰，与欧洲的主流大学有了新层面的互动交流。
战后的美国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重整过程中，“汉学”摇身一变，从一门主要与“古典学系”等科系为邻的“冷学问”，锐变为跨学科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中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热学问”，与历史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艺术史系、比较文学系、地理学系、宗教系有复杂交涉，其所跨越的学科，已远远超出了“人文学科”（theHumanities)的范围，而开始进入“社会科学”的更开阔的新领地。“中国研究”的对象关怀，也从以前的“古代”为主，渐渐转到了“古”、“今”并重，甚至“近现代”为主。在这样的背景中，原来作为“东方学”的分支，而与“古典学”科系为邻居的“汉学”，为了适应变化中的大学的新的智识与学科结构，就不能不经历一番“典范”的大转移。
要说到当年发动二十世纪的这场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的大本营，哈佛自当仁不让，其领军人物，则无疑是费正清。战后费氏从1946年开始到1991年去世，四十五年如一日，以哈佛为基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研究”的杰出人才，引领学界新风潮。在此种风潮的影响下，美国的东岸与西岸，以及中西部的重要大学中，出现了若干由一流学者领导的“中国研究”的学术中心。例如，芮沃寿在耶鲁，狄百瑞(William de Bary,1919一)在哥伦比亚，牟复礼(Frederic Mote,1922一2005)在普林斯顿，柳无，忌(1907一2002)在印第安杜希德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7那，薛爱华(Edward Schafer,1913一1991)在伯克利，刘若愚（1926一1986)在斯坦福，都从不同的角度，亲身投入这场“典范”大转移，在各自的领域中，开疆略地，大显身手，并在他们的学生中培养出许多后来的名教授，继续拓展与开掘各个相关领域的深度和广度，型塑“中国研究”的新典范。
“典范”的“转移”，不等于对旧“典范”简单的扬弃，而需要推陈出新，实现创造性的转化。美国费正清等诸公，深明此义，始终不倦，寻求欧洲同行的理解与合作。而在大洋的彼岸，欧洲主流学术机构中的许多汉学名家一如法国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一1979)、荷兰许理和(ErikZurcher,.1928—2008)、德国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一·)等—也深切感到时代在变化中，美国发动的这场“典范大转移”是历史的必然，于是如何与时俱进，互相取长补短，与美国汉学界隔海呼应，共襄盛举，一起完成这一场历史性的“典范大转移”，就成了当年大西洋两岸同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欧洲“汉学”界需要美国“中国研究”的新视野，美国“中国研究”界也需要欧洲“汉学”的传统资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杜公当年的渡海赴美，就有一定的存“亡”续“绝”、继往开来的学术史意义。杜公在渡海赴美之前，在1960年到1980年间，先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0AS)汉学讲座教授，后任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1967年获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执英国汉学研究之牛耳，凡二十年之久。学术界视其为战后英国汉学界的扛鼎者与欧洲汉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乃实至名归，毋庸置疑。然而，他在转任普林斯顿之后，将其所携欧洲汉学的无形资源，连同自己学术生命的全盛期，全部贡献给了推动欧美“典范大转移”的功德与事业，却较少为中文世界所知，这里便不能不稍费笔墨，略作钩沉⑧。
首先是杜公赴美与普林斯顿汉学的关涉。在中文世界里，很多人知道普林斯顿是西方的汉学研究重镇之一，但较少有人注意到普林斯顿的汉学研究的历史其实相当短，是在二次大战结束，牟复礼先生到任以后才开始的，更少有人知道普林斯顿的汉学研究之所以能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取得今天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乃得之于牟公藉当时汉学“典范大转移”的机缘，笔路蓝缕的开创和始终不倦的推动，其中尤重建设第一流的图书馆与千方百计礼聘第一流名师。很长时期内，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Gest Oriental Library)的地位，在全美居于同类专业馆之第三(哈佛燕京居第一，美国国会居第二)。胡适在战后，就曾先后担任馆长和名誉馆长，直至其去世。
当年东亚系草创之时，牟公有一句目标性的名言：五十年以后，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史，要到普林斯顿来。在费正清的影响下，哈佛当时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稳居领导地位，如日中天。牟公年轻时，也曾受业从游于哈佛费正清之门，深知此诚不可与之争锋。于是乎，牟公在“典范转移”的大潮中，为普林斯顿设计的蓝图是，以刷新古代文史的研究格局为轴心，贯通欧美、融会中西，努力后来居上，以五十年时间，跃居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前列。
一如其所预言，普林斯顿的文史研究果然于上世纪末到达全盛时期，就文学而言，治诗歌与诗学，有高友工先生；治小说与叙事，有浦安迪(Andrew Plaks)先生，在各自相关领域内，与哈佛的宇文所安(StephenOwen)和韩南两先生，同执牛耳十余年。史学则更盛，余英时先生治汉史、杜希德先生治唐史、刘子健先生治宋史、牟复礼先生治明史，遂使美国研究汉、唐、宋、明史的权威云集在一个校园里，真所谓人才集一时之选，而令普林斯顿的断代史研究的大格局，由此奠定，并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
杜公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中，来到普林斯顿，以其独有的欧洲汉学背景，与余、刘、牟三位宗匠一起，着手推动中国文史研究的“典范大转移”，花去了差不多整整十五年的时光。 免责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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