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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汉学史书系 第1辑 全20册 2007~2013 清晰
列国汉学史书系 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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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汉学史书系》第1辑PDF电子书全20册,由学苑出版社2007~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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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30年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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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一词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以特称“国际汉学”,也有时作“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以区别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至于“国际汉学研究”,则是对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外都有学者从事国际汉学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汉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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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改变了禁区的地位,逐渐开拓和发展。其进程我想不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仅限于对国际汉学界状况的了解和介绍,中心工作是编纂有关的工具书,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国际汉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和评述汉学论著,应作为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学者们为深人研究国际汉学打好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新世纪到来之后,进人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汉学的可能性应该说业已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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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国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离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至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曾经提议,编写一部中等规模的《当代国际汉学手册》,使我们的学者便于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这样,大家在接触外国汉学界时,不会感到隔膜,阅
读外国汉学作品,也就更容易体味了。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汉学有着长久的历史,因此现实和历史是分不开的,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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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汉学史的著作及论文。实际上,公推为中国最早的汉学史专书,是1949年出版的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尽管是通史体裁,也包含了分国的篇章。这本书最近已有经过校勘的新版,大家容易看到,尽管只是概述性的,却使读者能够看到各国汉学互相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有组织有系统地考察各国汉学的演进和成果,将之放在国际汉学整体的背景中来考察,实在是更为理想的。
这正是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主编的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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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纯德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主持汉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是我在这方面的同行和老友,曾给我以许多帮助。他为推进国际汉学研究,可谓不遗余力,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学术界周知的。在他的引导之下,《中国文化研究》季刊成为这一学科的园地,随之又主编了《汉学研究》,列为《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其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一直敬服无地。特别要说的是,阁纯德教授这几年为了编著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所投入的心血精力,可称出人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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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学研究》第八集的《卷前絮语》中,阎纯德教授慨叹:“《汉学研究》很像同人刊物,究其原因是因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太少,尤其是专门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每一集多是读者相熟的面孔。”现在看“列国汉学史书系”,作者已形成不小的专业队伍,这是学科进步的表现,更不必说这套书涉及的范围比以前大为扩充了。希望“列国汉学史书系”的问世成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个学科在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一个界标,让我们在此对阎纯德教授、这套书的各位作者,还有出版社各位所做出的劳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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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汉学史书系》第1辑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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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汉学史书系    法国汉学史
列国汉学史书系    荷兰汉学史
列国汉学史书系    英国汉学史
列国汉学史书系    日本诗经学史
列国汉学史书系    巴拉第的汉学研究
列国汉学史书系    朝鲜半岛汉学史
列国汉学史书系    俄罗斯汉学三百年
列国汉学史书系    瓦西里耶夫与中国
列国汉学史书系    京都学派汉学史稿
列国汉学史书系    日本中国学史稿
列国汉学史书系    捷克和斯洛伐克汉学研究
列国汉学史书系    尼雅比丘林及其汉学研究
列国汉学史书系    英国19世纪的汉学史研究
列国汉学史书系    英语世界的陶渊明研究
列国汉学史书系    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
列国汉学史书系    华裔汉学家叶嘉莹与中西诗学
列国汉学史书系    中国与朝韩五千年交流年历
列国汉学史书系    中国新文学20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
列国汉学史书系    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
列国汉学史书系    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唐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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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汉学史书系》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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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既抽象又具体的存在,是浩瀚无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会让我们兴奋,也会使我们悲哀,有时会令人觉得它又仿佛是一个梦。但是,当我们梦醒而理智的时候,便会发现一自然史、时间史、太阳史、地球史、人类社会史,一切的一切,不管是曾经存在过的恐龙,还是至今还在生生不息的蚂蚁社群,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历史。一切都有过发生,一切都还在发展,一切都还会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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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孕育过程,“汉学”(Sinology)也是这样,其孕育和成长,就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交媾浸淫的历史。这个历史,始于公元1世纪前后汉代所开通的丝绸之路,接下来是7-8世纪的大唐帝国、14-15世纪的明代、清末的鸦片战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潮时起时伏直到今天。这是历史,是汉学的昨天和今天,孕育、发生和成长的过程显现出的文化精神。但是,昨天有远有近,我们可以循蛛丝马迹探讨,找回其真;而今天,只是一个过渡,一俟走过,便成为昨天的陈迹。写作汉学史是一件艰难的劳作,尤其对象是遥远的昨天,尤其是“遗失”在异国他乡的昨天,更非一件易事。时至今日,朦胧面纱下的汉学还不为一些学人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取下面纱,让人们看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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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尤其90年代以降,“汉学”(Sinology)便逐渐成为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学术名词。中国大陆重提“汉学”(Sinology)至今,汉学就像隐藏在深山里的小溪,经过30年的艰辛跋涉之后,才终于形成一条奔腾的水流,并成为中国文化水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个变化是时代和历史变迁带来的结果,也是文化自己发展的规律。那么,究竞什么是汉学(Sinology)呢?首先,这里的汉学非指汉代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一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的“汉学”,而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及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那种学问,这起码已是200多年来世界上的习惯学术称谓。李学勤教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汉学',英语是Sinolog罗,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它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比较方便。”①Sinology一词来自外国,它不是汉代的“汉”,也不是汉族的“汉”,不指一代一族,其词根sio源于秦朝的“秦”(Sin),所指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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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长河里,汉学由胚胎逐渐发育成长。虽然在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才有第一个被称为西方汉学起点的汉学讲座;但指代汉学的“Sinologie”(英文“Sinology”)一词则出现在l8世纪末,早于由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emusat)主持第一个汉学讲座的时间,更不会晚于1838年。从此之后,“Sinology”便成为主导汉学世界的图腾,约定俗成的学术“域名”。在世界文化史和汉学史上,外国人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造诣深厚的学者称为“汉学家”。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必要标新立异,根据西方大部分汉学家的习惯看法,“Sinology”发展到如今,这一历史已久的学术概念有着最广阔的内涵,绝不是什么“汉族文化之学”,更不是什么汉代独有的“汉学”,它涵盖中国的一切学问,既有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包含“敦煌学”、“满学”、“西夏学”、“突厥学”以及“藏学”和“蒙古学”等领域。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对汉学的理解和解释相左,因此便有了“中国学”、“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域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等不同的叫法;如果咬文嚼字,推演下来,一定还会有“国内汉学”、“国内中国学”,甚至“北京汉学”、“河南汉学”等。由于汉学的发展、演进,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研究内容、理念和方法,已经出现相互兼容并包状态,就是说Sinology可以准确地包含Chinese Studies的内容和理念;从历史上看,尽管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所负载的传统和内容有所不同,但现在却可以互为表达同一个学术概念了。话再说回来,对于这样一个负载着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的学术“域名”,我以为还是Sinology最好,因为,Sinology不仅承继了汉学的传统,而且也容纳了Chinese Studies较为广阔的内容。另外,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应该称为国学,而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那种学问则称为汉学。这样,汉学既符合中国文化的学术规范,又符合世界上的历史认同与学术发展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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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外国学者阅读、认识、理解、研究、诠释中国文明的结晶。汉学作为外国人认识中国及其文化的桥梁,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撞击后派生出来的学问,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伸。但是,汉学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它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既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又是可以照见“中国文化”的镜子,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Sinology'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研究者各自的‘本土文化语境’作为观察‘客体’的基点,在‘跨文化’的层面上各自表述其研究的结果,它具有‘泛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①以上两种表述虽有不同,但学理一致,基本可以厘清我们对于Sinology(汉学)的基本学术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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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说过:“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gois Jullien)也说:“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审视我们的思想一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一的理想形象。”②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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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提出:“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为了获得一个“外在的视点”,他才从遥远的视点出发,并借此视点去“解放”自己。这便是一个未曾断流、在世界上仅存的几种古老文化之一的中国文明的意义。中国文明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出去,以自己生命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就是说,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抑或说是一种亦中亦西、不中不西有着独立个性的文化。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跨文化性质的学科,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借鉴的结果。汉学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对中国人来说又是西学,它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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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研究系指对外国汉学家及其对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反馈,也是对外国文化借鉴的一个方面。凡是对历史或异质文化进行研究,都有一个价值判断和公正褒贬的问题。因此,对于外国汉学家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研究,必得有我们自己的判断,然后做出公正的褒贬。我们说汉学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但是这句箴言并非只是适用于中国人,对外国人也是一样。汉学也像外国的本体文化一样,对我们来说有借鉴作用,对西方来说有启迪作用一西方学者以汉学为媒介来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人类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和文化语境的不同,思维方向和方式也会不同,因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讲出不同的道理。“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进发出耀眼的火花。”①汉学的学术价值往往不被国人重视,并利用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些误读贬低汉学的价值。其实,这并不公平,有些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确实有其独到的见解,能发中国人未发之音。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对中国上古文化和上古宗教的研究就有独到的贡献,被称对中国宗教研究有“先河”之功。他研究中国宗教的宗教社会学的方法,促进和推动了中国学者采用宗教社会学来研究中国宗教,被称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终生的最高成就是根据研究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日朝越诸语言中汉语借词译音构拟汉语中古音和根据中古音和《诗经》用韵、谐声字构拟古音,写出了著名的学术专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汉语中古音与古音概要》、《古汉语字典重订本》、《中日汉字形声论》、《论汉语》、《诗经注释》、《尚书注释》和《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等,他对汉语音韵训诂的研究是不少中国学者所不及的,并深刻影响了对于中国音韵训诂的研究。20世纪著名的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著述甚丰,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人事本位文化”,其核心是“帝王文化”,其他认识上尽管有偏颇,但也有其独异性和深刻之处。这就是“他山之石”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可否认,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读或歪曲也是常见的,诸如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n Gunnar Andersson)于1921年l0月对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之后,便说中国彩陶制作技术源于西方,并在他的《甘肃考古记》和《黄土儿女》著作中反复强调他的这一错误观点。这一观点亦为“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提供了说辞。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也推波助澜,闭门造车地推测出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甚至连我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也被“忽悠”得认可了“中国文化西来说”。①美国现代汉学(中国学)的奠基人费正清对中国历史尤其近代史的研究独具风采,为美国人民认识中国搭建了一座桥梁;但他在研究上的所谓“冲击一回应”模式,却近乎荒谬,认为是西方给中国带来了文明,是西方的侵略拯救了中国。综上所述,对于汉学成果的研究,只有冷静、公正、客观、全面,才能在沙中淘得真金,拥抱“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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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汉学的接受与命运,诚实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基本上是无视它的学术价值,更没人把它看做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此外,由于民族心理上的历史“障碍”,我们还曾视汉学为洪水猛兽,甚至觉得它是仇视中国、侮辱中国的一个境外的文化“孽种”。这种“观点”,虽嫌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自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偌大的中国曾经惨遭蹂躏,整个历史写满了炮火压迫和宗教怀柔,其间也不乏为列强殖民政策服务的传教士、“旅行家”和“学者”深人中国腹地,以旅行、探险、考古之名而实行搜集社会情报、盗窃和骗取中国大批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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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思想的飞翔,是受社会和历史禁锢的,山高水远的阻隔也使得人类互相寻找的岁月特别漫长。交流是人类文化选择的自然形态,汉学就发生在这种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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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后,中国人被称为赛里斯(Seres),中国叫赛里加(Serice),这是陆路交往关于中国最初的叫法,时间较早;另一种叫法,把中国人称为秦尼(Sinai)),中国叫秦(Sin),这是海路交往关于中国的叫法,时间较晚。由商人输往西方的中国丝绸绢绘是当时帝王贵族倾慕的奢侈珍品,Seres和Serice两字系由阿尔泰语所转化,是希腊罗马称谓中国绢绘的Serikon、Sericum两字简化而来。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秦”(Sin),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则是源于秦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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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互相寻找的初级阶段,中国和西方试探性的商业交往还很原始,那时的人类,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族群处于相对落后和封闭的状态,人类各个角落的不同文化还处于相对不自觉或是相对蒙昧的历史时期。在人类最早的沟通中,中国人走在最前边。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越过葱岭,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等地,直达地中海东岸,先后两次出使中亚各国,历时十多年,开创了古代和中世纪贯通欧亚非的陆路“丝绸之路”,为人类交往开创了先河,也为汉学的萌发洒下最初的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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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史上,以孔孟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最先影响朝鲜半岛,然后才是日本和越南等周边国家。这些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复杂,甚至被说成同种同文,因此可以说它们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公元522年,中国佛教渡海东传日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典籍便大量传入日本,但这只是一种“输入”,只是日本创建自己文化的借鉴,并没有形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研究。及至唐代,由于文化上承接了汉朝的开放潮流,那时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相对更加频繁,商贸往来和文化沟通有了发展,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域的人士通过陆路和水路进人中国腹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都是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汇的重要都会,尤其是前者,更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商业文化之都;而后者,由于东南沿海经济崛起,人口增多,手工业发达,农田水利的改善,为海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再由于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切断了陆路“丝绸之路”的缘故,曾称为“鲤城”、“温陵”、“刺桐城”的泉州,便成为联结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第一大港”,是那时以丝绸、金银、铜器、铁器、瓷器为主的国际贸易之都。通过频繁的往来和交流,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汉学也便在这种交流中不知不觉慢慢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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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源远流长的汉学,人们习惯地认为其洪流和网络在西方,西方是汉学的形象代表。这一看法一是源自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和中国人的崇洋心理,二是西方汉学的某些特征也确实有别于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汉学。其实,如果我们从世界汉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学要早于西方的汉学,比如日本在十四五世纪已经初步形成了汉学,而那时西方的传教士还没有进人中国。因此,对于汉学的研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我们都不能顾此失彼,要以同样的关注和努力探讨其历史。当然,汉学的历史藏在文献里,而隐性源头却在文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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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往往伴随经济流动,其交流也会在不自觉或无意识状态下发生。到了明代初年,郑和率舰队出使西洋,前后7次,历经28年,到过30多个国家,最远抵达非洲东岸和红海口,真正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 y1N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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