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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二版 全3册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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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现代文学以前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实事求是而又独具特色的描述。在描述中，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演□的基本线索；吸收西方形式美学的成果，把内容赖以呈现的文学形式(包括作品的语言、风格、体裁、叙事方式、由各种艺术手法所构成的相关特色等)作为考察的重点，并进行相应的艺术分析；严格遵照实证研究的原则，伴随必要而审慎的考证，通过对一系列作品的新的解读和若干长期被忽视的重要作家、作品以及其他文学现象的重新发现，以探寻和抉发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演化和中国文学古今演□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乃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加快了它的出现而非导致了中国文学航向的改革。此书虽然充分吸收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的优点，但却已是一部新的著作。
中国文学史研究正处于转型期，这已成为学术界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组专家笔谈。专家们的文章内容虽有所不同，但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如下意见：转型的目的地远未达到，需要继续努力。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学史”目前正面临着一个学科更新的严峻任务，只有通过艰苦的、不懈的探索才能实现。
我们主编的那部在1993年底通过专家审查①、1996年上半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仅仅对原有模式作了初步的突破，就已获得了许多学者和广大读者的热情鼓励，足证大家对学科更新的期待的殷切。上海的钱伯城先生誉之为“石破天惊”之作，此说并得到了钱谷融先生的赞同；北京的孙明君先生则说：该书“开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它的出版标志着古典文学研究打破了旧的思维定势，完全走出了政治因素干扰的时代”(《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追寻遥远的理想》)。这与上海的两位钱先生的意见其实是差不多的。尽管孙先生还指出了该书“距离人们的期望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所谓“石破天惊”也不过是肯定了它的开创性，并不意味着它已满足了人们的要求。两位钱先生是著名的老一辈学者，孙明君先生则至多四十几岁(这是从该文篇末所附作者履历推算而得)，可见我们主编的那部书在两代人中都至少获得了部分学者的支持。这使我们十分感动，也使我们清醒地看到该书的问世只不过在转型过程中走出了较重要的一步而已。如果老是停留在这一步，那就会很快地被历史的潮流抛到后面并被遗忘。从新时期开始以来，在经济界和文学界，这样的现象都屡见不鲜。所以，我们非赶快突破现在的自已不可。
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就是我们从事新的攀登的成果。与199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相比较，此书至少有如下几个特色：第一，1996年所出的《中国文学史》将文学中的人性的发展作为贯穿中国文学演进过程的基本线索。正如孙明君先生所说：“对人性的强调与张扬是章编文学史区别于以往文学史著作的最大特征”，“相对于以往文学史对社会政治、对阶级斗争的强调”，这是该书的一个重大优点；也是它受到许多书评热情赞扬和被两位钱先生誉为“石破天惊”、孙明君先生赞为“开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的原因。但如果从学科更新的高度来看，则那部书在这方面至少存在着两项明显的不足：第一，人性的发展呈现怎样的样相和态势？第二，这种发展与文学的艺术形式和美学特征的演变的关系又如何？只有对此作了较为具体的、哪怕是初步的阐述，才能把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但1996年版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在《导论》中对此有过若干论证，却未能贯穿于对文学发展过程的整体叙述。这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这些问题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在目前的这部书中，这两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已经有了答案。我们以此建构了自己的文学史体系。总之，在1996年版的《中国文学史》中，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但远未能以此作为全书的脉络；而在这一部新著中，它真正成了全书的灵魂。
由于初步把握了人性的发展与文学的艺术形式及其所提供的美感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我们对文学的艺术形式的重要性有了较充分的认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文学思想的一种突破。人性论与形式主义久已是文学理论上的恶谥。但对人性论的大规模批判是从5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①，对形式主义美学，则左翼文坛至迟从30年代就已开展批判，加上“形式主义”一词又经常用以指代生活中的那种只求表面好看、实际效果却很差的现象，这就更增加了人们对形式主义美学的望文生义的恶感，连带地对形式在文学中的作用也就不敢予以充分估计。所以，从新时期开始以来，以前从人性的角度来研究文学而受到批判的论著都已恢复了名誉，但是，对艺术形式的巨大作用却还远未取得共识。我们自己本来一直片面地认为“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二位的”，却没有认识到在文学作品中内容与形式已融合起来，再无第一、第二之分了。在写作上一部《中国文学史》时，对这种片面的看法虽已产生了怀疑，但仍不敢加以否定；在本书中，我们终于抛弃了它。
第二，由于上述的片面性，199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偏重于思想内容的论述，对艺术特色的分析则相对薄弱，严格说来，并未真正涉及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本书则力图克服上述缺陷。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在《中国文学史》中说了诗以后有词、词以后有曲，有人大概以为这就是形式的演变过程，但这只是体裁的演变过程，而体裁与形式之间并不能划等号。形式是比体裁远为广泛、远为内在、决定艺术之为艺术的东西，所以，必须说明了在怎样的内容要求的驱动下，以怎样的形式上的已有条件为基础，词和曲才分别成长为文学的主要样式之一，这才是说明了诗、词、曲之间的形式上的演变过程。而这一点是《中国文学史》没有涉及的，也是本书所努力探讨的。
第三，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分期上，199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纯以朝代分，这也是5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通例。我们以前虽感到了这一通例的不合理，但仍不知怎样划分才能比较符合中国文学的实际，所以在上一部书中仍照此办理。对这一点，孙明君先生提出了很中肯的批评：
韦勒克·沃伦指出：“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不应该把文学视为人类政治、社会或甚至是理智发展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遗憾的是，像过去的文学史著作一样，章编文学史分期的标准依然是取决于王朝的更替，而不是依据文学自身的嬗变规律。
我们非常感谢孙先生的这一提示。这意味着学术界对这种通例已不能忍受。在读到孙先生的这篇书评之前，我们对文学史的重写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而且本来准备在1997年第二季度就出版新著；读了孙先生的书评后，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作了重大的修改，把现代以前的整个中国文学划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在中世文学中又分发轫、拓展、分化三期，在近世文学中则分萌生、受挫、复兴三期①。我们认为这是把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结合起来的分期法，较能反映文学演进的面貌。这一改动，大大推迟了原定的出版期。
此外，本书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采取了新的做法，提出了新的见解。举例而言：（一）以《诗经》为依据，探讨我国诗歌从周初到春秋时的发展过程，这是以前的文学史著作所没有进行过的工作；（二）肯定《大招》作于秦末，这是本书的新说；（三）认为五言诗在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前已经出现，并已达到较高艺术水平，这虽本于前人之说，但却与建国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异趣；(四)以为四声和平仄的区分、八病的发现和声律的形成是受梵文的影响，此说虽由陈寅格先生发其端，并为最近二十余年来的海外学者的研究所证实，但将此种研究成果引入中国文学史却自本书始。以上只是随手所举的几个不同类型的例子①；我们的目标是使此书真正成为一家之言。所以，我们现在出版的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是与199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不同的另一著作。但因为50年代以来出版的许多中国文学史书籍都以“中国文学史”作为书名，那早已不是某个作者或某个出版社的专利名称了，故仍以“中国文学史”为名，只是加上“新著”二字，以免与1996年出版的那一部相混淆而已。总之，我们所追求的，是对以前的自己，也是对原有的中国文学史模式的进一步突破。这样的结果，是有助于中国文学史学科的更新，还是进一步陷人了荒谬，我们诚恳地期待着学者的批评指正
《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二版》书目：
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二版 上册
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二版 中册
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二版 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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