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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书大全校注 全2册/中国科举文化通志 2015高清
价 格：¥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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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大全校注》是《四书大全》的点校本，除保留朱熹集注文字及宋元明诸儒士的训注外，主要对一些颇为鲜见的人名、地名，古今殊异的词汇以及朱熹《章句集注》之外注文所涉的有关内容进行了简要诠释。
《四书》自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0年)朱熹刊行以来，遂成为在中国影响至大的思想文献。宋学肇兴，《四书》更超越于儒家经典一“五经”之上。元代儒士也十分重视《四书》，吴澄15岁始读朱熹《大学章句》，刘因本于卢孝孙之《四书集义》而成《四书集义精要》三十卷，许谦作《读四书丛说》四卷，詹道传作《四书纂笺》二十八卷，朱公迁作《四书通旨》六卷，倪士毅作《四书辑释》二十卷，等等。其中尤以《辑释》（详后）、《纂笺》与《通旨》成就为大。《纂笺》正音读，考名物，学风务实。《通旨》将《四书》原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于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学问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详其次序，使读者因此证彼，涣然冰释”。①当然，《四书章句集注》之后，对《四书》的流布影响最大的还是明代永乐年间纂成的《四书大全》。
明代初年，解缙上书建议修书，方法是“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②，也就是要远祧先秦儒学之绪，近承宋代理学之脉，这实际开启了明代修三部《大全》的先声。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明成祖命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等纂修《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谕曰：“唱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③虽然上谕要求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但其后又下诏催促成书。永乐十三年九月，《四书大全》编成，明成祖朱棣御制序文，颁行天下。就其内容而言，《四书大全》主要是承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而成，诚如魏裔介所言：“《集注》者，《四书》之孝子忠臣，而《大全》者，又《集注》之孝子忠臣也。后之欲窥圣人之道，非《集注》何由进，非《大全》则《集注》之微言奥义亦几不明。”④该书援据的蓝本是元代倪士毅《四书辑释》。对于《四书辑释》的成书缘起，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有云：
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幹）有《论语通释》，而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氏（德秀），名曰《集义》，止《大学》一书，祝氏（宗道）乃仿而足之，为《四书附录》。后有蔡氏（模)《四书集疏》，赵氏(顺孙)《四书纂疏》、吴氏（真子）《四书集成》。昔之论者病其泛溢，于是陈氏（栎）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而定宇之门人倪氏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日《四书辑释》。
但自从明永乐年间《四书大全》纂成，颁之学官之后，诸书皆废。对《四书大全》的不足之处，顾炎武已有批评，谓其内容“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舛误”。而《五经大全》之“《春秋大全》则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诗经大全》则全袭元人刘瑾《诗传通释》”。乃至视其为“上欺朝廷，下诳士子”之作。其实，顾炎武所谓“上欺朝廷，下诳士子”也难说是允评，《四书大全》的作者并没有“欺”、“诳”之意。刊行之时，该书的《凡例》即明文写道：“凡《集成》、《辑释》（即吴真子《四书集成》、倪士毅《四书辑释》）所取诸儒之说，有相发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诸家语录文集内有发明经注，而《集成》、《辑释》遗漏者，今悉增入。”其《凡例》所列，凡一百又六家，也就是说该书的本意即是综汇众说而成一统。这其实也是朱棣的御旨，据《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八记载：“（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上谕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日：《五经》、《四书》，唱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择取的标准以“发明经注”为是。明代修纂三部《大全》的主观动机是“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当然，这一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启百世儒林之绪”更是如此，后世的儒士们并没有完全为《四书大全》的奉敕而作所牢笼。其后不久，阳明心学兴起，形成风行天下之势，更改变了程朱的为学路径。但“章一代教学之功”恰恰道出了《四书大全》对明人科考、教育的巨大影响。据《明史·选举志》记载：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毅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
明代科选，基本沿唐、宋旧制，但试士方法有所改变，这就是考试内容“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命题试士”③。即都以《四书》、《五经》试士。而自《四书五经大全》颁行以后，诸注疏皆废，成为科考的不二标准，乃至其后“二百余年以来，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于是”①。也就是说，该书不但被悬为功令，还是庠序课读的范本，进德修业的标准，即如学者所记之“颁诸学宫，永为遵守”②。于是该书滋育了一代代的儒士，明代儒士如薛瑄、王守仁等“彬彬盛矣。至一代之风俗，上有纪纲，下重名节。当变故之秋，率多仗义死节之士；值权奸之际，不乏敢言直谏之臣。贤士大夫之公评，士庶之清议，是非井然。一有不当于人心，群起而议”③。当时风教敦穆，高攀龙认为这都与教育、科考以《四书五经大全》为标准，儒士深受《四书》、《五经》的沐染有密切关系。
其实，《四书大全》不但是明代科举的重要文献，同时对于《四书》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从对《四书大全》成书的远近渊源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四书大全》之成书，实乃宋元明儒的共同创作，该书从某些方面体现了《四书》在宋元明的流变史。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长期以来，论理学必称宋明，元代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隐而不彰，其实，元代不但在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悬为令甲，朱学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同时，元代儒士们对《四书》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是他们的孜矻努力，明代理学才在此基础上进入新的境界。可以说没有元儒的研究作为基础，就没有《四书大全》。此外，《四书大全》在明代被悬为功令，对明代儒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就内容而言，《四书大全》中除了朱熹的《章句集注》之外，主要引述的是元代儒士的成果，也就是元代儒士对《四书》以及《章句集注》的理解成为明代儒生们为学的基础，为人的准则，内化于明代士人们的心灵深处。更广而言之，此后的理学也抹上了元儒的色彩。因此，了解《四书大全》的学术源流、成因，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对元明以来数百年文化传统的认识、判断的问题。而朱熹虽然对于《四书》功莫大焉，然著述繁多，辨说亦多，其间也偶有问答未及审核者，亦有后来考证未及追改者，还有门人各自记录润色增减或失其本真者，因此文集、语录之内异同矛盾亦不一而足，即使《四书章句集注》与《或问》也时有抵牾。当时门人编次，既不敢有所别择，后来读朱熹之书的儒者遂一字一句奉为经典，不复究其传述真伪、年月先后，往往执于一见而诋排众论。《四书大全》则汇次了有关《四书》的诸家众说，各援所据，不但使朱熹的思想更加明晰，而且对于理解《论语》等儒家经典亦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四书大全》乃仓促成书，时人陈燧常日：“始欲详，缓为之。后被诏促成。诸儒之言，间有不暇精择，未免牴牾。”④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亦有云：
初，明永乐间胡广等奉诏撰《四书大全》，阴据倪士毅旧本，潦草成书，而又不善于剽窃，庞杂割裂，痕迹显然。虽有明二百余年悬为功令，然讲章一派从此而开，庸陋相仍，遂似朱子之书专为时文而设，而经义于是遂荒。基于《四书大全》的成书背景，今点校《四书大全》，固然需要再现明代功令之原貌；同时，还需要尽量克服原作仓促粗疏之憾，以利传承学术；更由于《四书大全》之成书，乃是经历了长期的文化积累过程，而并非明人胡广等人的一时之作，其中熔铸了大量宋元学人的劳动，因此，我们此次选取了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庆源堂刻本为底本，参以陆陇其三鱼堂刊本(1698年嘉会堂刊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及《四书大全》所援引之原始文献进行校勘。之所以选择弘治本为底本，是因为这一刊本除了胡广等人所撰的《四书大全》之外，还附了王元善的《通考》及黄洵饶之《附纂》。其中王元善之《通考》大量采辑了程复心之《四书章图》，以及许谦、朱公迁、吴澄、吴程等人《四书》研究成果。诚如其于《大学或问》终页题识所记：“《四书大全》旧板漫灭，翻刻讹谬，本堂敬求颁降原本，命善书者抄誊绣梓印行天下，视他本大不侔矣。”确实该版本刊刻虽不十分精美，然内容颇为准确可依。选择清人陆陇其三鱼堂本作为参校本之一，主要是因为三鱼堂本订讹辨析尤多。四库馆臣谓之：“是编取胡广书，除其烦复，刊其舛谬，又采《蒙引》、《存疑》、《浅说》诸书之要，以附益之，自较原本为差胜。”虽然对其中的讹误未能全部廓清，但是就学术而言，该书已较原著有所改进。该书是陆陇其历六年而成的精心之作，且经过周獯等86位后学门人以及38位姻戚同宗精心校对而成。弘治本与三鱼堂本、四库所收永乐本参校聊可弥补永乐本《四书大全》仓促成书之不足。当然，由于三鱼堂本篇帙浩繁，此次校注不得不将书中所附明蔡清《四书蒙引》、林希元《四书存疑》以及陈琛《四书浅说》等割舍。同时，由于《四书大全》是一部广采众书而成的著作，因此，此次校注力求索寻所引文献原作进行校对，期以更符合原貌。当然，由于《四书大全》被悬为功令，异文并不多见。
《四书大全》所引注文的内容情况比较复杂。有些直接引述原文，有些间接引述大意。此次标点，对有文献可依凭的不是原文的材料不用引号，其余的引文用引号标出。朱熹作《或问》是因“诸家之说纷错不一，因设为问答，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此书”②。亦即朱熹《或问》中的问答语都是朱熹所言，因此，本书对《或问》中的问答语不一一以引号标出，以求文理贯注。当然，由于《四书大全》所据文献存佚也各有不同，我们虽然尽可能搜寻诸种原始文献，但其中的疏漏可能仍有不少。
《四书》原文以及朱熹集注文字宋元明诸儒士训注已颇为详尽，因此，此次训注，主要对一些颇为鲜见的人名、地名，古今殊异的词汇以及朱熹《章句集注》之外注文所涉的有关内容进行简要诠释。
《四书大全》乃明人编纂的一部著作，内容概可分为四个层次：一、《四书》原文。二、朱熹《章句集注》、《或问》文字。三、宋元明诸儒对《四书》、《章句集注》、《或问》的诠释文字。四、对宋元明诸儒所引文字的释文。本书据此四个层次分别采用不同的字号。因注文内容浩繁，《论语》、《孟子》原文以及朱熹《或问》内的段落难以显示，因此，我们汲取了原刻的标示方法，即将四书原文以及朱熹《章句集注》的段落开始以○标出，期以在标识段落的同时，又不断原文脉理，保持原文风貌。原文又因朱熹所撰《论语序说》和《孟子序说》中朱熹自有注文，为了以示区别，我们采用两种不同的字体标出。
本书王玉琴博士付出了大量的劳动，王逊参加了部分点校工作。本书注文参酌吸取了有关《四书》的既有成果，因为注文条目琐细，谨对相关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请谅解。本书初稿完成后，承陈文新先生仔细审读，提出了诸多十分宝贵的修改意见，订正了许多讹误，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书大全校注》书目：
四书大全校注 上册
四书大全校注 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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