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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大事典 全1巨册 2020 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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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中国文化大事典》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中国文化大事典》PDF电子书全1巨册，由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
《中国文化大事典》依纪事本末体之例，爬梳起于上古神话传说时代，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漫长历史，从中选出切关民族精神之宏旨，体现中国文化之特质，影响国家民族之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事相、事件、事物约500例，因事命篇，敷衍成章，依时序编排，分等级铺陈，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和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成果。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21世纪以来，这已成为朝野上下的基本共识。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传播交流等方面协调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武汉大学出版社因时而动、顺势而行，提出《中国文化大事典》的编撰选题，并邀请我主持其事。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我以为，《中国文化大事典》应当既具有工具书的特质，又具有学术著作的品格。作为工具书，它的内容应当客观、准确、精当、公允、平实：作为学术著作，它在条目遴选、结构安排以及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写作规范内，又要尽量凸显中国文化及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新成绩。如何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我在全书编撰过程中首要的着力之处。当然，这是一个很难解决好的课题。实际效果如何，还望读者诸君慧眼犀利，有以教我。
作为学术著作的《中国文化大事典》，实质上是一部以事为纲的中国文化史。对事相、事件、事物的关注，向来是中国史学的强项。从萌芽阶段开始，“记事”就与“记言”并列为中国史家的两大任务。《汉书·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与此相反的记载见《文心雕龙·史传》：“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这与《礼记·玉藻》的“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正相吻合。无论何者为准，记事在中国史家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是没有丝毫疑问的。这一点的极其强有力的证明是，中国传统史学两大经典的体裁编年体与纪传体，都是着眼于“事”的记叙。刘知幾的《史通·二体》辨析了两者的优劣短长：《春秋》代表的编年体、“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长处是“理尽一言，语无重出”，短处是“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史记》代表的纪传体结构恢弘，纪、传、表、志相互配合，长处是“显隐必该，洪纤靡失”，短处是“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继《春秋》之后编年体的又一代表作。人们在赞叹它鲜明的经世宗旨、严谨的写作态度、精当的剪裁功夫的同时，也对它因体裁内在缺陷而带来的阅读不便表示遗憾。正如杨万里所批评的：“予每读《通鉴》之书，见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通鉴纪事本末序》)针对《资治通鉴》的这一内在缺憾，袁枢做了一件在中国史学史上意义重大的工作：他根据《资治通鉴》的材料，将1360余年间的历史归纳成从“三家分晋\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中国史学的又一体裁一纪事本末体。史家历来对袁枢的评价不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并肯定纪事本末体对于中国历史编撰学的重大意义。清人章学诚说得好：“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他认为，袁枢是“无心插柳”，“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章学诚总结道：“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文史通义·书教下》)
从体裁上看，《中国文化大事典》依纪事本末体之例，从起于上古神话传说时代，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温长历史中，摘取400余“事”，因事命篇，敷衍成章。这里特别要声明的是，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参与写作的数十位青年俊彦，何敢自诩“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因而更不敢自承“网罗隐括，无遗无滥”。那么，我们是根据什么来确定选事立典的原则呢？这就涉及对“文化”及“文化史“的理解和把握问题。“文化”的定义向来众说纷纭。“文”在甲骨文中写作纹理交错的形状，由本义到衍生义，可作文字、文章、条文、条纹、装饰等多解。“化”在甲骨文中写作一正一倒的两人之形状，指人的姿态的变动。由此衍生，又有变化、感化、教化等意义。哲学家认为，“文化”是“自然的人化”，而史学家则认为，“文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逐步创造、传播、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按照这一理解，“文化史”就不应是“文化的历史”，而是“以文化的观点所看到的历史”。“文化的历史”是将“文化史”作为相对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的“专史”，是对历史进行条块分割的产物。事实上，仅仅着眼于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划分而将“文化史”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直至科学史、工艺史清晰地区分开来，不仅意义不大，而且根本就做不到。实际上，“文化史就是以文化的眼光看到的历史”这一认识，并非什么“新观点”。100年前、中国近代“新史学”发端之时，此类说法不仅见诸报刊，而且引领着当时史学革新的潮流。当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分”今日所须之史“为”专门史“与”普通史“。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属专门史，一般之文化史属普遍史。关于二者的关系，梁启超认为“普通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因此，他主张“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中国文化大事典》正是依据这样的文化观和文化史观来梳理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从中选出切关民族精神之宏旨，体现中国文化之特质，影响国家民族之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事相、事件、事物417例，依时序编排，分等级铺陈，不求网罗无遗，巨细赅备，但愿见微知著，取精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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