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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山集 全2册 2016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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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海，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他是弘治十五年的状元，是明代文学革新运动的“前七子”之一，与李梦阳同为开创时的领导人。《对山集》是他的诗文集。《对山集》今存多种版本。本书以敢罗最富且经多位名家慎加选校的万历本作为底本，集嘉靖以来的六种版本，加以校勘、整理；并辑得万历本所佚之文57篇、诗253首，为目前搜罗康海诗文最多的版本（共有文405篇、诗1419首）。
本书虽为“校点本”，但为方便读者了解、研究康海之交游及思想变化等状况，校点者不惜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对集中诗文撰作时间及其有关人物、背景，尽可能做力所能及的考证和注释一这是不同于它种“校点本”之处。
康海(1475~1541)，初名澍，字德涵，号对山，别号浒西山人、沂东渔父、太白山人，陕西武功县人。他是明代以复古求革新的“文学复古”运动开创时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创作，无论是诗文、散曲、杂剧，还是志乘之作，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者。
康海于弘治十五年(1502)二十八岁时考中状元。他的《廷对策》深受读卷官大学士刘健等人赞赏，以为“词意高古，闲于政理，不惟三百人不及，自有制策以来，鲜见其比”①。孝宗朱祐樘阅后大喜，日：“我明百五十年无此文体，是可以变今追古矣。”②遂软点进士及第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陕西状元由康海始，而“天下惊传得真状元矣”。
康海一举成名，天下倾慕。何景明在正德三四年间所作《六子诗·康修撰海》谓：“矫矫龙头士，腾跃在明时。群游慕豪放，栖志固有期。赤骥鸣烟霄，不受黄金羁。挥毫御清宴，浩思随风飞。…良史久无称，斯文当在兹。”④道出了康海风头正劲时的情景。当时，三杨“台阁体”雍容典雅、粉饰太平的文风尚未消逝；代之而起的是以台阁重臣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他们文重典雅，诗尚法度、声调，但文风依然靡丽、萎弱。康海自幼受父亲尚古思想的影响，加以西北人质朴、豪爽的性格和深厚的文化功底，在少年时就对浮靡芜漫的文辞不满⑤。进京后，他与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徐祯卿、王廷相等七子为改变文风，共举“文学复古”大旗，以振起浑厚雄俊之气。康海祖马迁之文，李梦阳宗少陵之诗，一时“诗必盛唐，文必秦汉”形成风气，在明代延续达百年之久。康、李是这股潮流的首开风气者，是“前七子”中风气开始时的领袖人物。这是当时人们公认的事实。王九思《渼陂集自序》说，当时他之所作，诗由李梦阳改正，文由康海改正者尤多，即使是何景明等人“亦二先生有以发之”。其《漫兴》诗日：“浒西山人今谪仙，笑横双眼看碧天。说着大明有大雅，指点李何与王边。”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亦曰：“国初之文，不无失于卑浅，故康、李二公出，极力欲振起之。二公天才既高，加发以西北雄俊之气，当时文体，为之一变。”他还说：“近时如偃师高苏门（高叔嗣）、关中乔三石（乔世宁），其文皆宗康、李。”康海名望如日中天之时，权宦刘瑾为壮大自己的势力，曾极力拉拢康海，皆遭婉言谢绝。但在李梦阳危在旦夕，于狱中以血书求康海相救时，康海义无反顾地往谒刘瑾，“诡言”说服刘瑾放出梦阳。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诛，忌者借机诬陷康海为刘瑾奸党，使其罢官归里，以致后来人们淡化了他在文学革新运动中的影响，把他从“前七子”的带头人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在言及“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时，只说“李何”而不提开始时的“康李”。其实，何景明是在康海罢归后才对文学革新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何虽与康海同年考中进士，但名在第三甲，年才十九，当时的影响自然不及状元康海。何的学生乔世宁在《丘隅集·何先生传》中说，何“年十九登壬戌进士，授中书舍人。是时北地李献吉、武功康德涵、鄢杜王敬夫、历下边廷实皆好古文辞，先生与论文语合，乃一意诵法古文，而与献吉又骏发灼名，…屹然为一代山斗…”亦可见，何景明“骏发灼名”“屹然为一代山斗”，是康海罢归后的事。
不幸的遭遇，带来其著作的不被重视。近世研究者对康海的文论未加深人探讨，故而在相关“批评史”著作中，极少提到康海的文学主张，甚至说“前七子”中“论诗意见多，论文主张少”。实际上，康海著作中论文论诗之处不少，不仅很有见地，而且体现了他的个性，尤为重要的是它客观反映了近百年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初始时期的主张。康海提倡文学复古，是要求恢复古代文学言之有物、重在世用的传统精神。其《文说》曰：“古之文也，充之而后然；故其师也，法而章焉。今之文也，成之而后思；故其敝也，涣而晦焉。充之有道，穷理博文而已。理不穷，则无以得其旨趣之所在；文不博，则无以尽其法度之所宜。故穷理博文而约之于礼，然后可以言其文也。”由此出发，他把文分为三等：“上焉者，惠猷启绩若唐虞咨俞之美焉；中焉者，弘道广训若孔孟删序之微焉；下焉者，序理达变若雅颂讽托之妙焉。三者不具，虽文何观？”①可见他认可的能入等之文，必须是：或献计献策以成就功业；或弘扬道统、广施教化；或叙事言理通晓变易，有讽谕寄托之妙一要对现实社会有指导、批评的作用。其《八月初十日仲修见过》诗曰：“世人憎贾傅，予意重王充。努力趣吾道，乾坤若转蓬。”王充强调文章要“疾虚妄”“为世用”②。康海继承了王充理论的精髓。他肯定《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斯可为名言实录矣”③。他认为左氏《国语》“其精粗虽异而大指无谬于事实，故或微有出入，亦不害其有物之言也”④。对于诗，他强调要有真情实感，比兴须明。其《太微山人张孟独诗集序》日：“夫因情命思缘感而有生者，诗之实也；比物陈兴不期而与会者，诗之道也。”“夫弗因于情则思无所命，是不缘感而有生也。故比兴不明，修饰无据。虽盈笥椟将何以观哉？”⑤他在评点杨一清诗时亦说：“言涉有情，便尔流丽。”⑥古今诗人中，他独称许曹植、杜甫、李白，认为“三子者，经济之略停畜于内，滂沛洋溢郁不得售，故文辞之际惟触而应，声色臭味愈用愈奇，法度宛然而志意不蚀，与他摹仿剽敚远于事实者，万万不同也”⑦。从这些具体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提倡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精神实质。他认为只要是内容充实的，能言志、抒情的，有讽咏兴起之益的作品，即使是平民百姓之作亦应引起重视，不必一定是达官贵人、有道长者所作⑧。基于以上见解，他极力反对浮华不实的文风，要求辞达而已矣。其《送浦川子序》曰：“于人以言而不及乎道，芬章绘什奚补焉？抉奇穷瑰奚传焉？侈溢泛浩宏博伟大奚关焉？”⑨其《邻州志序》亦云：“夫志者史之余也，史者信之成也。彼极其辞说后求其修饰，何可以言信也。”①他欣赏《终南别意诗》“质而不文，实而不谀，素而不华”的文风①，强调“序述以明事，要之在实；论辨以稽理，要之在明；文辞以达：是三者，要之在近厥指意”，认为何景明之作“三者备焉”，故“可以上薄屈、宋、贾、董，有相如、子长之风”②。赞扬王九思之作“叙事似司马子长而不屑屑于言语之末，其议论似孟子舆而能从容于抑扬之际，至其因怀陈致，写景道情，其出人乎风雅骚选之间，而振迅于天宝、开元之右，可谓当世之大雅，斯文之巨擘矣！”③他批评唐“开成以来诗人务以奇靡钻研为巧”的习气④，不满当时士大夫中徒以言语文字相胜的不良风尚。他说：“孔子日：‘巧言令色鲜矣仁。’仁者，心之德也。学不求诸其心，徒以言语文字之细贸贸焉终日，以为道在是矣，不亦远乎？”
历来批评明代文学复古主张者，多指摘其句摹字窃之弊。其实，康海从来就反对摹拟剽窃。他为县学弟子员时，“读书惟求大意，不寻章摘句若板刻时文之为者。喜唐宋韩、苏诸作，尤喜《嘉祜集》。伸纸为文，滚滚千余言可立就”⑥。可知绝非依红模描字者。他曾批评“片言务剽窃，侃侃遂骄足”⑦的流俗，甚至认为“摹仿摽夺、文实俱鲜”乃“文士之鄙习，非国士之鸿操也”⑧。他赞美唐龙之文“尔雅正大，春容涵浑，可与今昔名家颉颜上下。世儒摩仿剽敚，偶中臆得于万一者，自难拟伦也”⑨。他还有一段极为生动、精辟的议论：“古人言以见志，其性情状貌求而可得，此孔子所以于师襄而得文王也。要之自成一家。若傍人篱落，拾人唾咳，效颦学步，性情状貌，洒然无矣，无乃类诸译人矣乎？君子不作凤鸣，而学言如鹦鹉，何其陋也？”四这是对他的复古主张最好的诠释。他提倡复古，是要求继承古代文以言志的传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见其性情状貌。东施效颦，更见丑陋，徒惹人耻笑；鹦鹉学舌，也绝对成不了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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