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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散文通史（增订本） 上中下3册 漆绪邦编2014 京华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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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
5月15日，应编纂和出版单位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首都师范大学，围绕该书出版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进行了研讨。与会学者认为，《中国散文通史》的编纂是对中国散文一次重要的学术清点与厘定，在编辑体例、体裁分类、资料引证、撰述风格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探索和创新，是散文领域的研究者集体构建中国散文谱系的一次勇敢的开拓。学者们还认为，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散文作品积累博大、丰厚，对散文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自觉的理论反思，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文学精神乃至民族文化精神的理解和研究。 3卷本《中国散文通史》昨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首发。沈从文、冰心、杨绛等散文家共同入选。
回归中国古代散文的世界 《中国散文史》郭预衡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随着散文的产生而发生，历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表现出一些显著的文化特点：特色一，与诗歌的“抒情性”不同，散文具有鲜明的“书写性”特征，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广泛而巨大的实用功能，大量散文专书、别集、总集等盛行于世，上自贵族士夫，下至文人书生，通过对散文文本的编选笺释、教育讲授、阅读赏析，自觉并积极地参与散文研究，形成散文研究的普遍化特征。特色二，从“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出发，中国古代一直重视散文史料的搜集与编撰，从作家传记、作品评论到目录编制、资料汇编，形成了一座极其丰富的散文研究资料宝库，为散文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特色三，同中国传统的包容性、随意性、领悟性的思维方式互为表里，古代的散文研究大多采用随笔式、杂感式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多为随思、随感、随录而成的札记体、杂论体文章，散见于文人的交谈、书信、序跋、笔记、杂论等形式之中，散文研究成果几乎无所不在。特色四，古代的散文研究特别注重对散文文本内涵丰富性的深度发掘，注重勾连散文文本与社会生活、学术思想、文化习俗之间的密切联系，散文经典在不断阐释中被赋予生命，成为文学、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呈现，从而构建了开放而宏阔的散文研究格局。特色五，由于散文具有实用性的“书写”功能，书写实践的需要促成历代文人乐此不疲地探究散文的写作体式（或表达方式），因此关于散文体式的研究成果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论析细致，足以构成中国古代“文章学”丰富而完整的话语体系。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观念和散文研究格局是相当宏通，也是相当开阔的。但是，20世纪以来，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和现代文化思想的严重冲击，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研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从总体上看，古代文学研究界更为热衷于记述和评论文学现象，探索和总结文学规律，而相对忽略对文学文献本身的整理与研究；而且在文学现象与文学规律的研究中，也更为偏重作家作品的评论与文学规律的总结，而相对忽略作家活动的记述与文学过程的梳理。具体落实到对论析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成果方面，学术界普遍倡导和实施散文批评史与散文理论史的建构，而相对忽略散文研究现象的描述与展现。由于在根本上中国古代并没有出现过西方学术意义上的“纯文学”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纯文学观念”与“纯文学理论”，因此散文批评史与散文理论史研究无论何等细致深入，都难免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文化传统及散文史风貌方枘圆凿。这种主动地将丰富多彩的古代散文研究成果狭隘化的学术视野，限制了散文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不免导致散文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陷入难以形成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学术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尴尬局面。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本质上属于历史研究，必须回归古代散文世界，并进一步回归古代散文所依存的学术世界和文化世界，在宏观、整体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丰富多彩的古代散文现象，这样才能真正建立古代散文研究自足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正是有鉴于此，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从2016年开始，以《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论丛》为首，陆续出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心专刊”，希望在广泛吸收前人的编纂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而深入地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文本文献与研究文献。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已故的郭预衡教授集毕生心血，独立撰著出版了体大思精的三卷本《中国散文史》，享誉学界。郭预衡教授晚年还积极倡导并亲自主持北京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散文通史”，最终于2014年出版了三卷本《中国散文通史》。以这两部散文史著作为基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心专刊”将提供一个坚实的学术平台，向学术界展现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成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做出贡献。 看完这本《中国散文通史》，不难得出判断：散文研究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过去就是，现在仍然还是。这几位福建师大的著者最大的贡献在于材料的收集和汇编，尽管他们的工作还远未完成。他们的论述框架还属于早年，然而十年、二十年过去了，学术界还始终出不了能以更加开放、平和的姿态系统地整体阐释中国现代散文文体流变脉络并获得公认好评的现代散文史著作。这本教材迟迟难以被替代，可以说是这个研究领域的悲哀。现代散文的外部研究，倒不妨借鉴当今对现代诗的研究思路以推陈出新，而内部研究的突破就显得尤为困难了——个人才识、艺术感受力、理论视野缺一不可，还要平衡审美趣味与史家眼光。当然，我以为更关键的是，作为一个研究者要“有心”去承担使命。至于是谁来承担，我能不能承担，结论只能交给时间了罢。 这么厚的3本《中国散文通史》，作者引经据典，不知经历多少个日日夜夜能写完。虽然《中国散文通史》中部分观点不能赞同，但是实在佩服作者的精神。后面的跋语让我感觉离作者好近，一本字典又突然感觉到了温度。
近几年来，曾经轰动一时的文化大散文开始不断受到来自学术界和文学界的批评。譬如，有的文章指出：某些文化大散文篇幅很长，框架很大，但内容不过是对一般文化现象或历史结论的复述，因而显得虚浮空泛，大而无当。也有的文章认为：不少文化大散文把原本属于背景的案头资料，当成了叙述的主要对象，满足于抽 空了生命体验的“掉书袋”，以致无形中丢失了艺术的魅力。还有的文章发现了文化大散文存在的模式化、批量化倾向，觉得长此以往，只能导致审美疲劳。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有的学者便提出了“不读文化大散文”的口号。还有的论者则干脆断言：文化大散文必将寿终正寝。 如众所知，与中国现代小说更注重面向西方的横向移植相比，现代散文虽然也汲取异域营养，但就整体而言，是比较注重纵向借鉴和继承的，或者说是相对成功地将异域散文的营养融入了民族审美传统之中的，这使得现代散文更切近国人的艺术心理和接受习惯，也更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中国精神与气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现代散文的繁荣与发展，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之下实现的。这个大背景所特有的摧枯拉朽的历史氛围和激流勇进的精神吁求，决定了现代散文对古代散文传统的借鉴和继承，不可能是通常情况下的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而必然会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体现出实际上不乏“实用”和“功利”色彩的选择与追求。具体来说便是，现代散文家在向古代散文寻求资源时，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深恶痛绝，以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宗经”、“载道”的秦汉唐宋散文；同时，又因为精神解放和个性发展的需要，而更多地选择了主张“独抒性灵”，并以此同西方散文的“表现自我”相合拍的晚明小品。用周作人的话说便是：“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这种片面的、不对称的资源选择反映到创作上，则表现为：相当一部分散文作品在具备了郁达夫所肯定的“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的“个性”的同时，却在无形中丢失了秦汉唐宋散文所每见的刚健遒劲、大气宏声。后来的解放区散文虽然格局渐大，但终究少了文化的支撑。显然，这是一种不应有的得失两见。其负面影响一直延续下来，甚至扩散开去――今天的散文领域，小感觉、小情调的铺天盖地和大境界、大悲悯的日趋稀少，固然是消费社会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合谋的结果，但谁又能说它与现代散文过分强化“小我”的某种定势、某种惯性毫无关系呢？ 关于这点，已有敏锐的作家和学者作了精辟的论述，譬如：贾平凹在北京大学首届中国散文论坛上指出：“我们到底要继承民族的什么东西？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都是在继承一些明清的东西。而明清是中华民族最衰败的时期，汉唐以前才是民族最强盛期，但汉唐的东西我们提得很少，表现出来的更少。”相比之下，余光中的见解更为具体，也更为深入。他在《十二文集�9�9散文选集自序》中写道：“五四早期的散文，最流行两千字以内的小品文，常带感性。这种文体有其清新自然的优点，却也有其局限，好像认定散文的正宗就是晚明小品，却忘了中国散文的至境还有韩潮澎湃，苏海浩茫，忘了更早，还有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两千字以内的白话散文，也自有天地足以回旋，并非没有妙品。但一般小品文格局既小，语言又稀，只像画中的册页，终难追摹荆浩、范宽，又像西画的素描、水彩，毕竟不如油画那么沉重。五四的散文多为轻工业，重工业仍待我们发展。” 沿着这样的历史线索，我们再来看文化大散文，即可发现，正是它以扩大的胸襟、高蹈的姿态和雄奇的笔力，在千年之后，衔接和赓续着秦汉散文的汪洋恣肆，继承和发扬着唐宋散文的大气磅礴。这种跨越时空的努力，不仅为当代散文打通了历史血脉，而且大大有利于今日散文领域的生态平衡，从而推动散文创作不断走向充实和高旷的境界。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应当善待文化大散文，而这种善待既体现为多创作优秀的文化大散文作品，当然也包括切实解决此一文体迄今存在的种种缺憾。
关于古代散文的界定，古往今来，分歧很大。在展开讨论之前，简略回顾一下这种分歧的原始状况，也许对我们的理解不无帮助。 免责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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