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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派编年 全2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015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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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桐城派编年》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桐城派编年》PDF电子书上下2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丛书之一。 桐城派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它是清代*的散文流派，其作家之多、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为文学史所罕见。
俞樟华、胡吉省著的《桐城派编年(上下)》以编年的形式叙述该流派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及衰亡的历史，是关于桐城派的资料性、学术性、工具性融一体的著作。
桐城派是清代作家*多、地域分布范围最广、绵延时间最长的散文流派，因其主要作家皆系桐城人，故称桐城派。《桐城派编年》以编年的形式，将自顺治十年（1635）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间的桐城派及其分支阳湖派、湘乡派的人物、作品、行迹等内容加以纂辑排比，完整地呈现了该派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
   《桐城派编年》前言：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流派。它的特殊，一是它从康熙年间开始形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桐城谬种”才逐渐消失，时文学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二是桐城派虽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学的作家众多，分布甚广，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和《桐城文记载，作家有千余人，除了安徽以外,还涉及浙江、江苏、江西、广西、山东、福建、山西、湖南、湖北、河北、北京等省市，几乎遍及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性流派；三是桐城派成员的身份眘专门从事古文创作的古文家，也有许多各级官员，以及像郭嵩焘、黎庶昌这样的外交家。文学之外,桐城派在学术、教育、文化、政治、外交诸方面都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对桐城派的研究，不能只注重其文学方面，还要注意到桐城派成员在文学以外的功绩。
一、桐城派的产生、发展、演变及衰亡
明代成化以后，文多台阁雍容之作。前后七子掀起反对“台阁体”运动，但是没有能够做到以复古为革新。宗法唐宋一派，虽有归有光得《太史公书》之神理，与“唐宋八家”相埒，但其他人等，则脱离时代内容而死守清规戒律。清代文坛上的一些有识之士，以起古文之衰为己任，组织和掀起了古文复兴运动，历时两百余年，“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有明确的“道统"、“文统”，自成一派；又因倡导和践行这一古文复兴运动的主要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为“桐城派”。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可谓开桐城派先河。
戴名世论文推崇程朱理学和唐宋八大家，他在《答伍张两生书》中提出“文之为文，必有出乎语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溪径之先”，又在《答赵少宰书》中提出文以“言有物”为“立言之道”，及“道也，法也，辞也，〒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己卯行书小题序》广艽见解和实践，实是桐城派的先驱。但是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发，戴名世被杀，所以桐城后辈便不再提及他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和贡献，桐城之祖也就没有戴名世的名字。直到近年戴名世的古文创作成就被重新肯定，他才名列“桐城四祖”之一。
方截的古文曾得到戴名世的指点，方苞也为《南山集》作序，还家藏《南山集》刻板，所以《南山集》案发生时，曾被判处死刑。后因得到李光地等人营救，康熙帝以“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而赦免了他,并且朱批他“以布衣入值南书房”。方苞“欲效涓埃之报”〈《两朝圣恩恭记》〉，提出使文、道、法三统一的“义法”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雍正十一年，方苞替和硕果亲王编了《古文约选》，为天下士人提供了一部“义法”的示范书，并在“序例”中，明确规定“因文以见道”。方苞提出的“义法说”，是桐城派论思想的核心，也是桐城派文论形成的基石，同时，“余终世未尝一日离文墨”（《李穆堂文集序》〉，方苞以其理论和实践，历来被认为是桐城派的创始人。
方苞将“义”纳入程朱理学的规范之内，而尊崇程朱理学，本是宋明以来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清王朝入关后，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采取尊崇儒家理学的策略，桐城派也就有了产生和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桐城派的创始者及其继承人鼓吹程朱理学、道统与文统结合，因而桐城派在客观上适应了清王朝的需要而受到保护，并取得正宗地位。刘大槲出游京师以后，拜方苞为师，专心学习古文作法，文名更盛。刘大槲继承方苞的“义法”说，又突破“因文以见道”的框框，提出了创作应以
“神气”为主的主张，将古代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运用到散文领域：“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章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论文偶记》）以“神气”为中心，刘大槲一方面把文章的神态气势与音节、文字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把作家的精神气质与文章的境界、韵味联系起来，构成了他的“神气”说的完整内容。刘大槲把桐城派的文论由“义法”向“神气”推进了一步；他自幼跟从父兄读书，早有文名，终身创作，文采照耀，成为桐城派的中坚人物。
姚鼐中进士后，为官刑部，由刑部进人《四库全书》馆充校办，并参加《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乾隆三十九年夏秋之间，姚鼐离开《四库全书》馆后，先后主持梅花、敬敷、紫阳、钟山书院，教授生徒，极大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姚鼐《述庵文钞序》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的主张：“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姚鼐继承了方苞的“义法说”，拓展了刘大榭的“神气说”，提出了“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相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姚鼐从艺术风格的角度比较充分地论述了“文章之美”，在《复鲁絜非书》中提出了“阳刚、阴柔”之说，认为阳刚、阴柔不可“一有一绝无”，应是主刚而含柔，主柔而含刚，阴阳相生，刚柔相济，才能达到美的境界。至此，桐城派的文论“成形”，大体臻于完备。
 方苞、刘大槲、姚鼐师徒相传，有桐城派三祖之称。自方、刘、姚二先生相继挺出，如太华三峰，遛立云表。乾隆四十二年，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用吏部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的话:“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一论断后来被视为桐
城派得名的由来。而后来姚鼐师徒授受广衍，响应附从者众多，桐城派已然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学流派，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说：“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专家之学，主张后进，海峰承之，遗风遂衍。姚惜抱禀其师传,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阃奥，开设户墉，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呜呼！何其盛也!”
姚鼐门下的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世称“姚门四杰”。管同传法最早，而梅曾亮声誉最高，俨然成为文坛主盟者。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说：“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袒之后进，义无所让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絜非,吴兴吴德旋仲伦。絜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定子序，皆承絜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距、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附于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
于广西矣。”李详《论桐城派》说:“至道光中叶以后，姬传弟子仅梅伯言郎中一人。同时号为古文者，群尊郎屮为师，姚氏薪火，于是烈焉。复有朱伯韩、龙翰臣、王定甫、曾文正、冯鲁川、邵位西、余小波之徒，相与附丽，俨然各有一桐城派在其胸中。伯言亦遂抗颜居之不疑。”〈《国粹学报》第49期）“姚门四杰”以及他们的弟子，促成桐城派作家多，支流广，势力大，胜于兴盛时期。但在桐城派古文创作、理论上建树不大，影响不及三祖。
恽敬、张惠言等专志以治古文，师承桐城派又不愿受桐城文论束缚，兼收子史百家、六朝辞赋，以博雅放纵取胜，作为桐城派的分支，史称阳湖派。接着又有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也是桐城派之分支。曾国藩既立功、立德，又同样立言。他认为“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此四者缺一不可”。“经济”之实可以救“义理”之虚；主张“行气第一,声调为本”，以此纠正“卑弱”之弊；倡导“质朴刚健”的新风，以扫桐城派阴柔有余、刚气不足的旧习。学文者除了要有“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外，还要通晓葛、陆、范、马的经济之学，周、程、张、朱的义理之学，韩、柳、欧、曾、李、杜、苏、黄的辞章之学和许、郑、杜、马、顾、秦、姚、王的考据之学。这比原来的道统、文统要大得多，视野更开阔，既无独家偏见，更兼众家之长。曾国藩承其源而稍异其流，使桐城派走出低谷，进人了中兴时期。
曾国藩门下有四大弟子，即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都兼擅事功与文章，名重一时。曾国藩门下除四大弟子外，还有一批执弟子礼的追随者，出现了“天下文章在曾幕”的盛况，至此，桐城派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阵营（世人称为“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桐城派声势一落千丈。此时的代表人物中，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吴汝纶晚年竭平生之学授其昶,望承其事业，然而马氏无欲求刚,难以威仪天下。桐城派文章失去活力，而理论上则有新贡献。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收录了桐城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文论之精粹,尽在其中。林纾的《春觉斋论文》 则重点阐述了古文“应该怎样写”和“不该怎样写”的理论问题。但是姚永 朴、林纾高谈理论，把桐城派的清规戒律演绎得更加繁琐化，远离现实，脱 离实际。尽管林纾以桐城派文章翻译西洋小说，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终无 大成。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得桐城派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 新文化运动的应时而兴,使白话文大行其道，桐城派古文的正统地位因此 动摇。桐城派自然而然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免责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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