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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全5册 2016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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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PDF电子书全5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出版。
1966年是中国“文革”肇始之年；在美国，大学校园反越战运动也正进入初期阶段。对我来说，1966则是我第一次选修中文和中国史课的年份。在那段时光里，中国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美国与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仍被普遍地称为“红色中国”(Red China)。虽然我的老师中有的曾在30年代和40年代居住在中国，但我很明白我不可能有去中国的机会。
在1966年，有关中国研究的英语著作已经相当可观。从19世纪起，不少学者在辛勤多年的基础上编成中英字典、翻译中国经典著作和主要文学作品。在进人20世纪后的一段时间内，大部分中国研究的主导人物是欧洲人，如理雅各(James Legge)、戴闻达(J.J.L.Duyvendak)、卫德明(Helmut Wilhelm)、威利(Arthur Waley)、高本汉(Bernard Karlgren)等。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时，已有十几份学术杂志定期刊登中国史论文，如《亚洲专刊》(Asia Major)、《通报》(Toung Pao)、《哈佛亚洲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以及《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等。同时，美国的中国研究也正在逐渐发展，已有几十所美国大学设有中国史课。1962年贺凯(Charles Hucker))编辑出版了《中国：评论性目录》(China:A CriticalBibliography),书中所列书籍论文已达二千余种。当时，有关中国的书籍颇受欢迎，而我的老师们则一致认为驳倒魏复古(Karl A.Wittfogel)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论》(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of Total Power)事关重大。魏复古著作的挑战对象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韦伯有关中国和印度宗教的研究。他提出，理解官僚政治社会的关键是灌溉型农业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所必需的有召集大量劳力、建造并维持水利工程能力的强大政权。当时最受欢迎的反魏复古论点的著作是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Thought)出版的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l957年)及倪德卫(David S.Nivision)、芮沃寿(Arthur F.Wright)编《儒学表现》(Confucianism in Action,1959年)等。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迅速壮大，而且其发展过程还反射了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本身的变化、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议题的变化以及学者成份的变化。本系列各卷编辑将在各分卷前言中讨论相关课题研究中的变化（如妇女史研究的兴起和对宗教课题的渐趋关注等)，但我想在总序中概括一下这四十年中影响着中国史众多课题研究的趋向当不无益处。
不言而喻，对历史学家来说，导致他们研究中国的原因往往影响其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在我1966年至1971年间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修中国史课时，我的教授们选择研究中国的原因颇为特别。许多人(men那时的教授们几乎全是男性)在二战或朝鲜战争中在美国军队受东亚语言训练，有的参与情报活动，还有一些则曾在美军驻日期间在日本工作。这一代的教授一般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全球态势。因此，在越战之类不少议题上教授和学生们的观点往往有极大分歧。与这些学者年龄相当的美籍华人则组成了当时美国最领先的中国史课目的第二批教授。他们中有些是在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来美国读博士并在1949年后留在美国的，还有些是离开大陆到台湾，然后再来美国留学的。这批学者中不仅有传统的人文学家，还有不少是深切关心中国现状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借助西方理论和观念来探究中国的过去。这类学者包括萧公权、杨联升、瞿同祖、张仲礼、刘子健、许绰云、何炳棣等，他们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化以及阶级结构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20世纪的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大学中仍有一批教授是在二战前就与中国有关连的。他们中有些出生于传教士家庭，从小在中国长大。比如，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富路德(LCarrington Goodrich)早已退休，但他每天来校，在他的办公室里编写《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他儿时在北京居住，曾亲身经历义和团运动。其他一些教授则在上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期间萌生了研究中国的兴趣。当时美国能提供高级中文和中国史课的大学屈指可数，而对美国人来说，在中国住上几年、请私人教师强化自己的汉学功底花费并不大。
我想我自己这一代中国史学者可以被称为“越战代”(Vietnam War generation)或“国防外语奖学金代”(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Lan-guage Fellowship generation)①。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政府奖学金机会的增加，尤其是当这类研究生奖学金意味着可以推迟服兵役时，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中国史的学生数骤然上升。当然，越战的影响并不只在于给男生一个留在学校逃避征兵的机会，不少反对越战的青年视亚洲研究为真正改变世界的切实可行的途径之一。但是“越战代”历史学家不能去中国大陆做博士论文研究，因此，他们只能选择其他亚洲地区：研究当代中国的博士生大多去香港；以中文流利为首要目标的或希望在“传统化”中国做实地考察的往往去台湾；也有一些博士生选择去日本，师从当时成就卓著的日本中国史专家。
70年代之际，美国历史学家的就业机会直线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人口模式。70年代之前的二十年中，美国大学竭力扩大师资以适应二战后的“婴儿潮”(baby-boomers),到了70年代，大学各系多已人员齐备，而打算在几年内退休的教授又不多，所以我们这一代中有不少顶尖的研究生毕业后去金融界、商业界或政府部门工作，他们不愿意或没有经济能力为一个合适的职位等上好几年。最后留在历史学界的往往都经受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但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坚信唯有学术界才是他们的用武之地。
这套翻译系列中的许多文章出自越战代/国防外语奖学金代学者之手，但更多的则是他们之后的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新一代可以统称为“中国开放代”(Opening to China generation)。l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研究生去中国学习及中国学生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终于成了一种可能。虽然在初期阶段双方都带有一点试探心理，但是80年代期间，美国的中国史领域显然有一个重要的变迁。至80年代末，绝大多数重要的博士点在招收中国学生，而这些博士点所收的美国学生又大多在中国生活过几年，或是教英语，或是在一些国际组织工作。因此，在博士课程中，语言训练已不再举足轻重。
中国的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史研究者的身份组合，而且它还对中国史研究的课题选择有很大的影响。从8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做研究的机会逐渐扩大：档案馆愈来愈愿意让外国研究者使用档案资料；政府机构也逐渐接受面谈、民意调查及驻地考察等要求。所有这些使学者们更容易研究那些依赖于文献、珍本和考古材料的课题。这些变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期进研究生院的博士生论文的课题，而且前一代学者也迅速地利用这些新机会来修正他们的研究项目。由于去日本留学的博士生越来越少，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普遍下降，而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则相应上升。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书目：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上古史卷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中古史卷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宗教史卷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妇女史卷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思想文化史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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