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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成公全书 全4册/理学丛书 中华书局2015 王阳明全部著作结集
王文成公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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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王文成公全书》是电子版(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王文成公全书》共4册,由中华书局2015年出版完成,为明代先贤王阳明(王守仁)全部著作的结集。tP8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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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原名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于阳明洞(今贵阳市修文县)学习,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二程、朱、陆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世界观与人生观均载于《大学问》一文中。他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对儒学的发展贡献尤为卓著。
  
《王文成公全书》是王阳明全部著作的结集,也是中华书局“理学丛书”的重要品种。
  
《王文成公全书》38卷,具体包括:首编语录三卷,为传习录,附以《朱子晚年定论》,乃守仁在时,其门人徐爱所辑,而钱德洪删订之者。次为文录五卷,皆杂文;次为别录十卷,乃奏疏公移之类。次外集七卷,为诗及杂文。次续编六卷,则文录所遗,搜辑续刊者。后附以年谱五卷,世德纪二卷。
其初本各自为卷,隆庆六年,御史谢廷杰巡按浙江,始合刻之。谢氏刻本影响深远,几为后出各本之祖。本次点校,即以《四部丛刊》影印之隆庆谢氏刻本为底本进行点校。
  
《王文成公全书》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哲学和事功史迹的重要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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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王文成公全书序《徐阶》
诰命
新建侯文成王公小像
旧序
卷之一 语录一
卷之二 语录二
卷之三 语录三
卷之四 文录一
卷之五 文录二
卷之六 文录三
卷之七 文录四
卷之八 文录五
卷之九 别录一
卷之十 别录二
卷之十一 别录三
卷之十二 别录四
卷之十三 别录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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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成公全书》书摘
  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二一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赚人傍蹊曲径矣。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
  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主上圣明洞察,责付甚重,不敢遽辞。地方军务冗踏,皆舆疾从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瘳耳。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惟濬一筒,幸达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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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版本。 
《王文成公全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新书,时间比上古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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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内容有何差异,亚马逊有网友问这个问题,可惜这两部书我都没有,仅根据豆瓣介绍和亚马逊预览显示的目录,提出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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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书的底本均是明隆庆六年谢廷杰刻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本,这个本子的内容如下: 
首编语录三卷,为《传习录》,附以《朱子晚年定论》; 
次为文录五卷,皆杂文; 
次为别录十卷,乃奏疏公移之类; 
次外集七卷,为诗及杂文; 
次续编六卷,则文录所遗,搜辑续刊者; 
后附以年谱五卷; 
世德纪二卷。 
以上合计三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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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的卷数却是四十一卷,对比亚马逊的预览目录,多出的三卷分别是卷三十二 补录、卷四十 诰命�6�1祭文 增补�6�1传记 增补、卷四十一 序说�6�1序跋 增补。由此可见,上海古籍就收录内容上比中华书局更全,而中华书局严格以底本校点,可以说保留了底本的特色,最为地道,而且中华书局后出,一般来说校点更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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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对《王文成公全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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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理学丛书 王文成公全书」(月中已入手)相对比 上海古籍出版社「王阳明全集」底本校对更好些。但若不喜欢平装版,非硬装版不买,就选上海古籍「全集」。我个人比较喜欢平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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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明朝的那些事,最神的莫过王阳明,于是找来他的王文成公全书,本来就觉得没时间看,乍一看又是文言,基本没信心了,可是“知行合一”那四个字还是有无比的魅力,偷空硬着头皮看了两段,没想到为人生打开一片新的天空。
  我敢打包票,“知行合一”这四个字,大部分人都没有正确理解,而且正是因为这种错误的理解,让我们陷入痛苦之中。
  老王的解释比较老了,我就做一个现代版的吧呵呵,再顺便完善一下。
  基本的意思是,知行合一,就是知与行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同生共死的,不可能先知再行,也不可能先行再知。
  迷惑了吧呵呵。
  其实老王在解释的时候没有具体把知识是个什么东西界定好,这也不怨他,他那时候的知识是比较狭窄的,只是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内容,而蚂蚁有几条腿,元素周期表该怎么画这类的内容根本不会纳入他的知识范畴,所以只要搞清楚“知行合一”所指的“知”,并不包括资料性的知识就行了,这个“知”仅仅包括你需要去实践的那些知识,比如如何跟别人相处融洽啦,如何找个好对象啦这类的。
  在王阳明那里,知和行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又重复了一遍),就是说,只有你去实践了,你才拥有这个知识,你不去做,即使你看多少书,学多少理论,也无法真正获得这个知识。
  举个例子,就说如何面对压力吧,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写类似《抗压指南》的东西,但你会发现,当你真正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们说的那些都没用了,你对压力的感觉和他们描述的并不完全一样,即使有相似的地方,也不能套用他们的解决办法来缓解压力,你只有自己去摸索,总结出一套自己面对压力的办法,才能最终克服压力的困扰,这就是所谓的“知行合一”,你之前学到的东西都是白搭,浪费时间,只有你真正身处其中了,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每个人都不一样,别人无法代替,唯一的学习方法就是身临其境,就是实践。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去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的原因。
  把知与行割裂开来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只做不想的,就是那种在同一个地方摔倒n次的人,这种人我们称之为傻瓜,有一些,但不多;另一种是只想不做的人,这种人我们称之为空想家,完全的空想家不多,但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在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犯下空想的毛病。
  知行合一,其实是一种处事的态度,不要还没做就开始在自己头脑中虚构,而要一边做,一边总结,最终让自己一步步强大起来。
  知行合一,何不从现在开始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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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写这王文成公全书书评,只是因为想写一种心情。 
       在久不看书之后,我很庆幸看到这套王文成公全书,因为这真的不是书,是点燃心中光明的火种,它和我看到的所有书都不一样。圣经那个传道者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是的,我看过的所有书都成为了自己的包袱。未曾增加力量,反倒增加困惑和愁苦。
       室友也是爱书之人,昨天看到我的书架后很意外,因为《资本论》《社会心理学》《血酬定律》和《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像少年啦飞驰》在他看来完全不搭界。我也想,为何确实如此不同的书,我都认真读过?扪心而感,我了解读这些书的感觉,前一类书是在寻求力量,为了更多的理解这个世界,不断的丰富自己的头脑,可以算是为了寻求足够多的信息来建立安全感吧;而后一类书,则是完全享受读书时柔软的内心。
      读的书越多,思考却越混乱;见的事情渐多,阅历增长了经验,然而心里的力量依然觉得弱小。
      于是不再读书,任由自己困惑,任由自己软弱。这样过了两年,在读《明朝那些事儿》时,我喜欢石悦传达出来的情感,喜欢这个人于是好奇他推荐的王守仁。
       最先看电子书《传习录》,是睡不着时随手翻翻,一翻不可收拾。有几段振聋发聩,辩无可辩驳无可驳,服帖而有所得。种树之喻,”及其有根,尚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初植之时,但尽培植灌溉之功,自会有干,自会有枝有叶。尚未有根,便做叶想,悬想何益?
        后渐次读之,竟无一理不通。然虽理通,思考不那么混乱,终究在工作应事中时有困惑和低落,心情依然不得解。后来在看《答陆原静》书中看到,”澄平生多闷,未尝见真乐之趣,今切愿寻之“,顿觉如遇知音,乃切读阳明之答案,并想知道陆原静后来究竟如何了,以参考自己性格所决定的命运。
       再复读之,阳明论仙佛道皆与自己曾读曾感无误,然阳明之论却让人感觉到心中有力量,而非以心之枯槁来摒息脑之混乱。
       读书后终究要回到现实中,阳明所论有一种力量,能让自己不再寻求阳明之论,这种感觉,和克氏的议论一样,总是让你会点燃一些属于自己的力量。而阳明更有意思之处在于,他的很多奏疏、诗词,能让人看到经世致用和切身感受的东西,亦是正气人精。
      工作上最近也有所进展,不过积习之久,自然也着急不得。以柔弱之性情,从事金融业务拼杀之岗位,力有不逮。然终究感到心力有成长的方向。祸福不避,不起怒心,圣人之学,求其放心而已。
       我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解不开一个困惑,自己并不太在意金钱,愿散千金以求诸人颜开,自己心平,图的只是一个感受。然而却为何却常有不平之情?然而过于有前知之意,有趋避苦乐之心,此既是偏颇了。有求财之心,何妨求之。一心求雅,亦是俗情。
      许多困惑,问心便知。外求之意太重,则失其本心。 阳明的知行合一之感,以言语求不得,以阳明之论求不得,只能用心。就像无论我如何描述自己一样,别人通过我的表情、我的声音、我的行动、我的自我描述来了解我,真正的我却是这些信息背后的感受,别人只能用心感受。
      上面好像信马由缰了,收回来总结下我的心情。我追寻十多年,求坦然之心,于阳明全集中乃确证无疑,幸福感和能力都有路可循。俯首拜谢阳明,起身靠自己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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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成公全书》,又称《阳明全书》、《王阳明全集》等。三十八卷。明王守仁著,弟子徐爱、钱德洪、邹守益等编辑。先是由徐爱等辑刊《传习录》,钱德洪等汇刊《阳明文稿》、《阳明先生文录》、《文录续编》、《年谱》等。至明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御史谢廷杰始将诸书整合为《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刊行。其后诸版大都依据隆庆本翻刻或排印,卷数不一,有二十二卷本、二十八卷本、四十一卷本等。通行本有:明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刻本、清乾隆《四库全书》钞本、一九一九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一九三四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一九九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校点本等。
  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字伯安,浙江馀姚人。尝结庐于故乡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自幼豪迈不羁,早年于骑射、兵法、辞章、释老均有浓厚兴趣。二十八岁登弘治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兵部主事。因反对把持朝政的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瑾诛后,知庐陵县,历任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正德末年以左佥都卸史巡抚南赣,镇压了闽、赣、粤交界的农民起义,又因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有功,升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晚年兼任左都御史提督两广,平息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他热心于教育事业,先后创建修辟龙冈、濂溪、稽山、敷山、阳明等书院,并常主持教席。又在南赣等地建立「十家牌法」和组织「乡约」,推广儒学教化。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学术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致良知」为主旨的教育思想,继承陆学并进行新的探索,卓然成一家之学,人称「阳明学派」,「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明史·儒林列传》)。一时越居朱学而独领学坛。著作编为《王文成公全书》。事迹详见《王文成公全书·年谱》、《明史·王守仁传》、《明儒学案·姚江学案》等。
  《王文成公全书》为王守仁著述的汇编。全书三十八卷,目次如下:卷一至卷三,《传习录》,为王守仁平时教学的语录及部分信札,末附《朱子晚年定论》。卷四至卷八,《文录》,内容涉及书、序、记、说、杂著等。卷九至卷十八,《别录》,包括奏疏和公移。卷十九至卷二十五,《外集》,列有诗、书、序、记、杂著、墓志铭等。卷二十六至三十一,《续编》,列有书、序、杂著、公移等。卷三十二至卷三十八,《附录》,由年谱和世德纪组成。其中论及教育的内容除主要散见于《传习录》(内收《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等名篇)外,重要篇目还有《紫阳书院集序》、《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南赣乡约》等。
  王守仁在教育哲学上的重要贡献是突破朱学框架、融摄陆学精神而有新的学理创造,从心本体论、心物一体论的哲学高度来探讨教育问题。他不同意朱熹的「理」本体论,认为最高本体是「心」而不是「理」。他说:「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答季明德》)又说:「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传习录》上)「心」在王学体系中也可用其反覆论说的核心范畴「良知」所替代,他直言不讳地将「良知」作为天地万物产生的最高本体:「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传习录》下)从心本体论出发,他指出朱学的根本痼疾在于心与理支离为二。他说:「晦庵谓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传习录》中)又说:「心即理,性即理也,下一“与”字,未免为二。」(《传习录》上)王守仁强调,外物本身并没有什麽理,若是在心外求理,心与理遂分裂为二;主张打通这种心与理为二的双重世界,建立心理合一的一体世界。他说:「(程颐)“在物为理”,在字上当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则为理,如此心在事父则为孝,在事君则为忠之类。」(《传习录》下)又说:「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如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即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传习录》上)由于否定了外物本身存有理,这就与朱学划清了界限;又指出此心不可与外物相隔绝,这又与专求本心发明的陆学以及遗物致虚的佛学区别开来。概言之,王守仁在坚持心(即良知)本体论的前提下,十分强调本心与外物的统一性,把「此心」作为教育上的逻辑起点和关键所在,强调教育的最大成功莫过于使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使良知呈现并达其至极,实现理学教育的共同目的——「穷天理,灭人欲。」
  王守仁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以「致良知」为核心的教育学说。他认为,为学的根本是自家良知的树立而不是外在知识的积累。他说:「尔那一点良知,正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地依着他去做,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是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传习录》下)批评朱学过份注重读书,只是助长人们对外在知识的追逐,反而使其自家良知蒙上了知识屏障:「记诵之广,适以长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传习录》中)指出读书只是「致良知」的一个途径,甚至认为《六经》无非是「吾心之常道」、「吾心之记籍」(卷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强调读书贵在自得:「夫学贵在自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传习录》中)由于以「自家的良知准则」为读书的审择标准,从而使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大大加强了。认为教师的点化终究不如学生根据其良知准则进行自家解化:「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自一了百当。」(《传习录》下)同理,由于在理论上肯定了每一个学生都能根据「自家的良知准则」进行是非判断,就要求教师放松对学生的种种束缚,力戒对学生「鞭打绳缚,若待拘囚」(《传习录》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强调要遵循每一个学生的良知所达到的程度和个性心理特点进行启发教育,「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同上)认为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使学生的良知得到彰明、扩充和净化,「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同上)他还特别指出「致良知」并非一悟而至的「顿悟」,而是推至吾心之良知以至极的复杂艰难的自我修养和教育过程,其终极目的是使「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致其至矣。」(卷二十六《大学问》)
  王守仁「致良知」之教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学说,还是重要的道德修养学说。由于不可以在良知本体上用功,王守仁十分重视在道德意念上用功。他说:「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人。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上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之功,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了。」(《传习录》下)这种「意念用功」实为纯化道德动机的「诚意」之功,要求主体时时刻刻进行道德意念上的「省察克治」,「如一念发在好善上,便实实落落去好善;一念发在恶恶上,便实实落落去恶恶。」(《传习录》下)只要有一念私欲在萌动,即当如猫捕鼠似地将其克制,以达到意诚心正的目的。王守仁不仅重视「意念用功」,而且主张在行动事为中致良知。他说:「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有其事矣。」(《大学问》)即是说,不能悬空地致良知,应该在实事上致良知。「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传习录》下)认为做任何事都离不开行,其「知行合一」说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行的重要性。他说:「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传习录》中)应该说,王守仁「致良知」修养说注意到道德功机和效果的统一,力图通过「意念用功」和「行动事为」双管齐下,逐渐达到对封建纲常伦理的自觉意识和自愿奉行。
  作为大教育家,王守仁不仅重视学校教育,而且对社会教化也十分关心。如:制订「十家牌法」,规定凡容留贼盗,或不率教者,十家牌邻须互相纠察;并要求在十家牌邻的基层组织中实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的儒家道德教化。他还十分重视「乡约」建设,所颁《南赣乡约》谓:「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各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此外,他还十分重视旌表忠义节妇和革除败俗陋习,尤其是通过戏剧文艺进行「致良知」的社会教化。他说:「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传习录》下)
  在长期教育实践中,王守仁积累了一些重要的教育经验。如认为一个教师能否成功地进行教学工作,其关键就在于自身教学态度是否真诚和平实。他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传习录》下)至于如何教法,王守仁特别强调教师的教要适合每一个人自身的学习接受能力。他说:「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传习录》下)《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提出须顺导「童子之情」而进行生动活泼的「歌诗」、「习礼」、「读书」,这种启发式教学也给后人以很深的启发。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得创造能力,鼓励学生进行「自家解化」;提倡问学责善精神,称「道本无穷尽,问难念多,则精微愈显。」(《传习录》下)
  《王文成公全书》所反映出来的王守仁教育思想,不仅在宋明思想史而且在中国教育史上都占有十有重要的地位。郭沫若说:「王守仁对教育方面有独到的主张,而他的主张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每多一致」。(《沫若文集》卷十《王守仁礼赞》)
  有关《王文成公全书》的研究著作,有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杨国荣《王学通论》、毛礼锐、沉灌群《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家评传》、毕诚《儒学教育的转折》、黄书光《理学教育思想与中国文化》中有关章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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