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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全4册/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2011
价 格：¥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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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注意：《春秋左传注》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PDF电子书全4册，由中华书局2009年出版、2011年重印，为《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之一。 《春秋左传注》这本书对左氏《春秋》经、传作详细校勘、分段、注释，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及近代考古资料，融会贯通，时出己见。 《春秋左传》是我国现存极早的编年体史书，记事翔实，文辞优美，是学习、研究先秦历史、文学、哲学和语言的必读典籍。作者广泛收集有关文献考古资料，充分汲取古今学者研究成果，对全书作了深入浅出、博洽简明的注释。本书修订本，对初版本作了全面细微的校订、修改，补充了新材料。
图书基本信息 《春秋左传注》书摘录： 春秋左傳注 昭公 十二年
杨伯峻（1909～1992）中华书局编审，湖南长沙人。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解放前曾任冯玉祥研究室成员、中山大学讲师。解放后历任湖南《民主报》社社长，湖南省政协秘书处处长，湖南省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副教授，中华书局编审。中国语言学会理事。著有《文言虚词》（中华书局1965年）、《文言语法》（中华书局1963年）、《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2年）、《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62年）、《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春秋左传词典》（中华书局1985年）、《杨伯峻治学论稿》（岳麓书社1992年）、《杨伯峻学术论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等。1984年为电大主讲《浅谈〈诗经〉》、《〈春秋左传〉浅讲》、《〈论语〉和〈孟子〉》，所讲内容作为教材收入《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 杨伯峻先生说：“《春秋》经传，礼制最难。”杨注解说《左传》中的礼仪制度，已经下了很大工夫，成就卓越，令人敬佩。杨注之前，很多学者为阐明《左传》所记礼制也作过很多努力，但仍有疏失。譬如文公八年《春秋经》“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杨注引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还者，事毕；复者，未毕。”此外没有别的解释，仍然不甚了了。同年《左传》：“穆伯如周吊丧，不至，以币奔莒，从己氏焉。”公孙敖即穆伯，此人携带“如周吊丧”的礼物跑到莒国一妇人家里去了，奉命随从他的副手当然无法“如周吊丧”了，只好回本国复命。我们从一部《左传》找不到出使而“复”为未曾毕事的定义或成例。文公十七年《左传》记襄仲如齐拜盟后“复曰”，那是已经完成了出使任务之后的事，很明确。可见前人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杨伯峻先生作注深得其叔杨树达先生的精髓，为这套书作注时广征博引，金石考证并重，已成经典，实在是我辈阅读左传的最佳书籍。至于有许多书上说此书是阅读左传最佳的入门读物，我实在难以想象，这本书算入门的话，哪些书可以算是中级？至于本书中杨先生抄袭日本人《左传会笺》的流言，在无确凿证据之前未可置信，同为古人注疏，彼亦可引，吾亦可引，又何足怪？杨先生此书实胜他人著作远矣。
我未曾鄙薄过金庸群侠，我只是更推崇东周君子/封建骑士罢了，这种推崇不是因为敬畏他们的权位，而是对他们中的典范之士高洁的人格与操守的向往和迷恋。 在现代人的历史想象里，所谓的君子往往是科举时代从平民之中拔擢的进士文官，亦或是于丹南怀瑾的心灵鸡汤，温文尔雅，柔弱如水，却手无缚鸡之力，持戈卫国乃是粗鄙武夫的贱役，与其无涉。然而东周时期，所谓，君子允文允武，乃是贵族的尊称，有时两词连用，称“士君子”，与庶民野人相对立。 在春秋时代，社会由诸阶级共同构成，各阶级依据历史与传统赋予的特权各安其位，农人劳作奉上，贵人讲武卫国，彼此不得逾越，周天子/各封国国君并非日后高踞所有人之上的埃及式君主，而仅是宗周秩序的一员，只是他是诸阶级中的最尊者，因此享有最多的特权，并承担最多的义务。《春秋公羊传》所谓”天子一爵“学说，只是对此的如实描述罢了。 此时，行政与战争都是贵族国人的特权和义务，没有常备军的概念，只等有事时被征召至国都武库前，由国君逐一发放武器，踊跃上阵，以三军夺帅为荣，以畏敌不战为耻。因此在左传之初，会记载颍考叔为了接下来的战事，与人争夺战车，贵族间心生冤隙。 隐公十一年： 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辀以 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因为卫懿公好鹤而不尊崇人，招致国人们的不满，拒不为其出战，最终卫国亡于长狄。幸亏仰赖齐桓公尊王攘夷，方才复国。 闵公二年：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珏，与宁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 西周封建最盛时如此，春秋封建虽日渐衰败，却依然保有古风，孔子六艺当中，礼、乐、书、数用于邦邑行政，射、御则是战场征伐，殆凡君子者，无不如此。阅读彼时文献《左传》、《国语》，可知没有哪位贵族不上阵的，国君也亲自率军以讨不臣。比如楚灵王率军与吴国争夺徐国时，在战场上尚带着闲暇之心，对身边的人称赞路过的左史：“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 国君的兄弟子侄也都习武，比如一代霸主晋悼公幼弟杨干不过十五岁，便入伍，由于年纪太轻无比娇纵，行车扰乱了行伍而遭到了军法惩处。（《左传·襄公三年》：“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 以周天子之尊，亦亲率诸侯出征，甚至在阵上受伤，比如周恒王帅师伐郑，当场中箭。
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 当兵并非贱籍，”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日后流语，此时不可想象，服军役乃是被社会上层阶级垄断的荣誉职务，平民只有少数人有入伍的机会，对于绝大多数庶民来说，参军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权利与荣光。管子之前未闻野人为士从军，也正因此，管仲从野人当中征召“其秀民之能为士者”，被大书特书，秦穆公时期有三百野人为其战争被专门记载，因为这都是破天荒的事情，以前从未见过。 在这种风气之下，贵族君子，都锻炼出一种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的人格，他们视家族荣誉高于己身，不屑于马基雅维利/商君韩非式僭主的机会主义，视边沁式功利计算为小人行径，就算失败也要有贵族的风度，有礼有节有据，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只会遭到他们的唾弃。 因此士可杀不可辱，并非后世酸腐文生自嘲之语，而是他们赖以在人神共同体栖身的至高信念。原繁受郑厉公责备，立刻自杀，晋惠公责里克，里克亦自杀。若自认有罪，虽君上宽恕不责，亦自罚或自戮。比如鬻拳谏楚王，楚王不从，不得已之下逾越秩序以兵谏，楚王惧而听从。事成之后，尽管楚王不打算问罪，鬻拳依旧自刖，以为威胁君上的惩罚。 整个春秋风气如此，以上仅是我试举二三例，其他英雄人物史书上更是不绝如缕。 而且这些慷慨君子，并非简单的粗鄙武夫，他们不只在行政上有所建树，并且经受了常年的贵族教育，皆能赋诗，深明礼仪，擅长辞令，中国最早的博雅教育便来自于为贵族教育而建的“官学”。是以孔子会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人格，特称之为君子，每一个人都会对美有所向往，纵使身不能至，心亦往之。 春秋到战国，风气为之一变，随着战争烈度不断增强，各国为了生存不得不变法，结果便是平民取代贵族，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粗鲁不名的赳赳武夫和手无缚鸡之力的游士逐渐取代了文武双全的士君子，在动荡的年代里，春秋慷慨激昂的贵族精神被战国的机会主义风气取代，朝秦暮楚，苟活于世的投机性格开始污染中国的文化，秦灭六国，华夏进一步沦落至不堪境地。 秦汉以后，还能保留些许贵族气度的，莫过于燕赵幽并慷慨悲歌的游侠，和温文尔雅的腐儒书生。前者在大一统王朝只会被不断打压，顺民不需要有鲜明的人格，只有在王朝崩溃之际，他们才有喘息的余地。我们今日读金庸小说，为里中的游侠任性击节称赞，然而在历史上这样的江湖从未出现，因为金庸的小说里近乎无政府主义，很少看到官府管制游侠的行径，但我们脚下这块大地的过往，从来只相信：侠以武犯禁。至于袖手书生，由于缺乏武德培养，日后越来越不见刚毅精神，至于昵昵儿女语，技能树倒是点满了。 自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就再也不曾涌现过这样伟岸的群体，稀薄的空气里看不见希望，就算永夜的黑暗当中零星出现过几点星光，也不过是对这一群体拙劣的效仿与致敬，就像刚发育的婴儿模仿成年人走路，却只能在暮气沉沉的老旧殿堂里跌跌撞撞。燕赵游侠是他们粗鲁不文的后继者，封建的土壤被消灭，自然毋须指望春秋盛景再临，如果日后还能出现春秋的君子，亦不过是投向石田的种子，看不见后续。但就算是这些种子浸泡在酱缸里，也日渐稀少，湮没不闻，“未可据也”。
去年下半年一直都是在读《史记》的，而且原计划是按前四史的顺序读下去，但是去年在读中华书局版三家注《史记》的时候，发现裴、司马、张三家所注史事，遇到《史记》和《左传》有差异，一般都是以《左传》为准，于是去年《史记》读完后，就开始读《左传》了。 读古籍选本很重要。在网上搜《左传》的本子，发现近人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很受人推崇，于是就在网上买了一套。我买的《春秋左传注》是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第3版，四册，正文共一千七百三十六页。第一册包括“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五公事，二册包括“文公、宣公、成公”三公之事，三册仅含“襄公”一公事，四册便是最后的“定公、昭公、哀公”三公事。第一册前还有一篇长五十六页的《前言》，我觉着对了解《春秋》和《左传》有莫大帮助。杨先生从“《春秋》名义”、“《春秋》和孔丘”、“《春秋》评价”、“《春秋》和三传”、“《左传》的作者”、“《左传》成书年代”、“《左传》和《国语》”、“《左传》在西汉的流传”、“从《左传》看春秋时代”九个方面进行论述，观点明确，论证细致、有理有据，很值得一读。 杨《注》在我这个初读古籍的人来看，着实是一部很好的书，引书广泛，注解详细，很多字、词的训诂都很明了。在春秋时期的礼仪、地理、历法方面，我觉着本书注解的尤为细致，搞得我很想把书中提到的所有关于地名、国名的内容汇总到一起。不过《左传》的文字我觉着比《史记》要古奥许多，有的句子真的很难理解。就是在有杨注的情况下，有的地方看的也还是不甚明白。最主要的是，虽然现在书是从头到尾看完了，但是看完的同时，也基本都忘完了。惭愧之至啊！ 在读该书的时候，杨先生的一些我觉着不太确实的问题也还是有的。有的应该是疏漏，有的可能就是杨先生自己在体例上没有处理好的结果了。试举几例我没有忘的如下。 一、《前言》部分 1、第二部分“《春秋》和孔丘”杨先生在阐明《春秋》并非孔子所作后，于结尾处又说“假定有人说，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作《春秋》，自战国以来，便曾这么说，难道能轻易否定？那我们可以征引《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篇》记晋文公伐原一事来论它。《春秋经》不载伐原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却有这事，《韩非子》却说‘孔子闻而记之’，这样，《左传》也是孔子所记的，难道《左传》真是孔子所记的么？纵是战国人的说法，也是不可尽信的。”虽然此处不盲从前人之说说的很是振奋人心，但是我觉着杨先生举的这个例子却恰恰不能很好地证明《春秋》非孔子作。因为在《前言》第三部分“《春秋》评价”中，杨先生也明确说到“（《春秋经》）自张晏以来，几乎少了一千五百字，至少是脱了一百多条”，那为何此处《韩非子》引晋文公伐原一事不可能曾经是《经》文里的，只是现在已经脱漏的了呢？ 2、第七部分“《左传》和《国语》”中，杨先生说“《左传》……为何连大夫种（或文种）、范蠡一字不提？”此处杨先生着实有误。范蠡《左传》中我确实也没有印象，不记得有提到，但是文种此人在《左传 哀公元年》是有提到的，“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此处应该也是杨先生的疏漏了。 二、正文部分 1、由于《春秋》是以鲁国国史为基础纪年，且杨先生说“鲁……奉周历唯谨”，虽然周正以建子之月（今农历十一月）为岁首，但是由于“当时修历者不密，观测亦难准确”，所以实际上是有错误的。所以在《春秋经》每一年的第一句后，杨先生均会标明该年起始月之确凿月份，比如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注“本年实建丑，以冬至之日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癸亥也。”；二年“二年春”注“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戊辰冬至，实建丑。有闰月。”但是在《经》定公十二年的第一句“十有二年春”下，却没有标出当年情况。这个该是杨先生的疏漏吧。 2、由于《经》、《传》现在合并了的缘故，《传》中有的跨在两年的事情便被割裂在不同的年份里。出现这种情况时，杨先生一般总会注说“此与下年《传》文本为一章，为后人割裂分为两传。”我觉着这种情况，只需注“此与下年《传》文本为一章”即可，后面一句完全不需要反复说，否则我总觉着有唠叨的感觉。 在《前言》第四部分“《春秋》和三传”中，杨先生讨论了“《左传》是否传《春秋》”。以我浅薄的想法来看，《春秋》当是《春秋》，《左传》当是《左传》，并没有什么传不传的问题。虽然在《左传》中，有解释《春秋经》的句子，还有更多的详细讲述《春秋经》中所提历史事件的例子，但是我觉着凭这点不能证明《左传》和《春秋》就是“犹衣之表里”，就是传《经》之作。一是因为历史本来就是连贯的，记载同时期的史事不同书籍之间肯定会有交叉；二是因为我之前读《汉书 律历志》时，发现《律历志》在结尾处有很多提到《春秋》和《史记》中年代记述的例子，难道凭这点，也能证明《汉书》是传《春秋》或者《史记》的吗？我觉着作《左传》的时候作者确实有参考《春秋》，但是《春秋》也只是参考材料之一，最多只是很重要的资料之一罢了。
杨《注》在我这个初读古籍的人来看，着实是一部很好的书，引书广泛，注解详细，很多字、词的训诂都很明了。在春秋时期的礼仪、地理、历法方面，我觉着本书注解的尤为细致，搞得我很想把书中提到的所有关于地名、国名的内容汇总到一起。不过《左传》的文字我觉着比《史记》要古奥许多，有的句子真的很难理解。就是在有杨注的情况下，有的地方看的也还是不甚明白。最主要的是，虽然现在书是从头到尾看完了，但是看完的同时，也基本都忘完了。惭愧之至啊！ 在读该书的时候，杨先生的一些我觉着不太确实的问题也还是有的。有的应该是疏漏，有的可能就是杨先生自己在体例上没有处理好的结果了。试举几例我没有忘的如下。 一、《前言》部分 1、第二部分“《春秋》和孔丘”杨先生在阐明《春秋》并非孔子所作后，于结尾处又说“假定有人说，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作《春秋》，自战国以来，便曾这么说，难道能轻易否定？那我们可以征引《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篇》记晋文公伐原一事来论它。《春秋经》不载伐原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却有这事，《韩非子》却说‘孔子闻而记之’，这样，《左传》也是孔子所记的，难道《左传》真是孔子所记的么？纵是战国人的说法，也是不可尽信的。”虽然此处不盲从前人之说说的很是振奋人心，但是我觉着杨先生举的这个例子却恰恰不能很好地证明《春秋》非孔子作。因为在《前言》第三部分“《春秋》评价”中，杨先生也明确说到“（《春秋经》）自张晏以来，几乎少了一千五百字，至少是脱了一百多条”，那为何此处《韩非子》引晋文公伐原一事不可能曾经是《经》文里的，只是现在已经脱漏的了呢？ 2、第七部分“《左传》和《国语》”中，杨先生说“《左传》……为何连大夫种（或文种）、范蠡一字不提？”此处杨先生着实有误。范蠡《左传》中我确实也没有印象，不记得有提到，但是文种此人在《左传 哀公元年》是有提到的，“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此处应该也是杨先生的疏漏了。 二、正文部分 1、由于《春秋》是以鲁国国史为基础纪年，且杨先生说“鲁……奉周历唯谨”，虽然周正以建子之月（今农历十一月）为岁首，但是由于“当时修历者不密，观测亦难准确”，所以实际上是有错误的。所以在《春秋经》每一年的第一句后，杨先生均会标明该年起始月之确凿月份，比如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注“本年实建丑，以冬至之日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癸亥也。”；二年“二年春”注“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戊辰冬至，实建丑。有闰月。”但是在《经》定公十二年的第一句“十有二年春”下，却没有标出当年情况。这个该是杨先生的疏漏吧。 2、由于《经》、《传》现在合并了的缘故，《传》中有的跨在两年的事情便被割裂在不同的年份里。出现这种情况时，杨先生一般总会注说“此与下年《传》文本为一章，为后人割裂分为两传。”我觉着这种情况，只需注“此与下年《传》文本为一章”即可，后面一句完全不需要反复说，否则我总觉着有唠叨的感觉。 在《前言》第四部分“《春秋》和三传”中，杨先生讨论了“《左传》是否传《春秋》”。以我浅薄的想法来看，《春秋》当是《春秋》，《左传》当是《左传》，并没有什么传不传的问题。虽然在《左传》中，有解释《春秋经》的句子，还有更多的详细讲述《春秋经》中所提历史事件的例子，但是我觉着凭这点不能证明《左传》和《春秋》就是“犹衣之表里”，就是传《经》之作。一是因为历史本来就是连贯的，记载同时期的史事不同书籍之间肯定会有交叉；二是因为我之前读《汉书 律历志》时，发现《律历志》在结尾处有很多提到《春秋》和《史记》中年代记述的例子，难道凭这点，也能证明《汉书》是传《春秋》或者《史记》的吗？我觉着作《左传》的时候作者确实有参考《春秋》，但是《春秋》也只是参考材料之一，最多只是很重要的资料之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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