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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山集 全9册 1963~2006 史念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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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念海教授奇男子也，平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年逾古稀，尚跋涉不已，问以“不亦劳乎，耄耋而忙于征途！”则以为“活动，活动，欲活则必动”。盖至理名言，而结合史公专业，非闭户读书者所能达。彼之旅游，一如徐霞客，以大地为实习场所，是地理学家专业，而考古察今又历史学家必备，历史地理学家必须具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资格。史公喜谈历史自然地理，自然多变，研究多变的自然是物理学家事，而追究历史的自然地理变迁则为历史地理学家事，此学实关国家建设大局。盖生态平衡为今日人人乐道者，但生态平衡，非千古不变者，渔猎社会有渔猎社会要求之平衡，农业社会有农业社会要求之平衡，工业社会又有工业社会要求之平衡，不存在一个千古不变的绝对平衡，但有相对平衡。然而何谓平衡？亦千头万绪，言人人殊者。科学家应于此千头万绪中求得一种数据，对此资料数据加以分析研究得出生态平衡的条件，此条件当然有利于人类生存，有利于社会发展。
我们所谓在干头万绪中求得一种数据，这数据包括历史自然地理方面资料。大地是人类的母亲，它生育我们，哺育我们，使我们生长发达，由原始的比较野蛮的社会发展到具有高度文明的杜会主义社会，没有大地，这既“仁”且“诚”的大地为基地，是没法想象的。宋代理学家程颢，对于我们所处的“天地”是最了解的，也是最具感激之情的，他是从哲学角度出发，曾经说，天地之大德日生，天地细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仁与天地一体也，特自小之何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他所谓“天地之大德日生”，换句话说，也就是“天地以生为心”。这是一个充满生意的天地，因为它充满了生意，所以称之曰仁，这样把仁和宇宙本体结合在一起而构成一个活泼泼的世界。把字宙，或者说是天体，或者说成我们生存的地球，归纳为“生”，不能说错，因为人类所恃以生存的宇宙，本来是宜于万物生长的宇宙，在大宇宙中有多少宜于人类生存的天体，还在不可知之数，我们歌颂我们的宇宙，我们的地球，美其德日“仁”日“诚”，而大德曰“生”，这都没有过分，一个不生不长的宇宙，是死寂的，那不是“生”，是乾坤息后的景况，是“黑洞”。
地球生育了我们，发展下去必须维护地球的生态平衡，平衡才能稳定，稳定才能发展，不平衡则熵多，但不客气地说，人类始终在破坏这种平衡，森林砍伐，大气污染，噪音喧器，水土流失，都是造成损害生态平衡的条件！尤其是森林砍伐，水土流失，直接造成地貌的不平衡，地貌应当平衡，才能有气候平衡，雨水平衡，以及人类生存环境的平衡。以平方里计，树木，草地，水流，应有一定的比例，这就是我们要求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加以分析，何者是适于人类生存的条件，是谓生态平衡。史公之研究历史地理，也就是寻找这种平衡的数据。提供这种数据，应当是历史地理学家的义务，面史公的工作，是无愧手他的职责的，所有的《河山集》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谈到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不能不谈到顾颉刚先生创建的“禹贡学会”，和他与谭其骧先生合编的《禹贡半月刊》，这实际是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时期。由此而发扬光大，逐渐形成以谭其骧、史念海、候仁之三先生为首的三大学派。潭先生自三十年代开始即从事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对历代疆域和政区变迁有深刻研究，并自有一套理论体系，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即为其多年研究结晶。五十年代开始又从事历代水系变迁的研究，对黄河、运河、海河以及云梦、都阳的研究成果，均超越前人，他应当是继承乾嘉以来沿革地理学的大宗，并将其现代化的人。侯仁之先生自五十年代开始从事北京城市的研究，七十年代开始又研究淄博、邯郸、承德等城市，尤其是对北京城的研究成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可能无法超过。七十年代开始又对沙漠之变迁感兴趣，做了不少工作，这对我国沙漠变迁的研究有开创性意义。
史念海先生早期从事沿革地理的研究，五十年代主要从事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七十年代开始走出书房，作野外考察，对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历史地理变迁，作了大量工作，写了大量文章，自成体系，受到国内外地理学界的重视，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为自然历史地理研究开拓了新的道路。近年来中青年历史地理工作者多学习他的方法，从事区域性的历史地理综合研究。
陈桥驿先生、黄盛璋先生、邹逸麟先生都属于中青年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是从研究宁绍平原起家的，他六十年代在《地理学报》上发表的两篇关于宁绍平原鉴湖森林变迁的论文，立即引起注意，以后对宁绍平原的城市、聚落、水系变迁的研究都被认为是宁绍平原研究的权威，其论文特点之一是能从全面看一班，并能从一斑以窥全面者，因此在国内外都很著名。七十年代开始，又从事《水经注》的研究工作。黄盛璋先生多才、论文也多，归纳起来是：对西安城市历史变迁、川陕交通、中外交通、海河水系的研究成果卓越。因为他的古文字学根底坚实，所以做了许多考古与历史地理结合的研究工作，这在一般历史地理工作者本是无能为力的。
邹逸麟先生出身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后从谭季龙先生研究历史地理学，不久以其才华及实力遂成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实际负责者。本序有关历史地理学界现状，即由他提供，而对自己则谦逊未违也。
史念海教授《河山集》三集共收论文十二篇，论黄土高原者五篇，其中论农牧分布变迁二篇，包括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平原。文中指出，最早时期，黄土高原大部分都是草原和森林，由于农业发展，农田逐渐向东扩展，草原缩小，森林斫去，这就使北部游牧人民的牧场受到影响，游牧人民向南扩张，原来农田多废弃而变成草原，而农业与游牧人的势力，迭有消长，因而农田和草原也就时有变迁。大致说来，西周时期，农牧分界在泾渭之北，《史记·货殖列传》曾经指出，碣山龙门之北多马、牛、羊、旃裘、筋骨，就是一条农牧分界线。秦汉时期，随着王朝势力的扩张，农牧分界遂到阴山之下，魏晋之际，引弓射猎者南徙，黄土高原又成了草原，隋唐时期又北徙阴山下，经过宋元的变迁，明清时期又以长城为农牧分界。由于农牧分布的变迁，影响黄土高原的生态平衡，水土流失，沟壑遍地，农牧业倍受影响。高原之上，水土是宝，不应任其流失，应广植森林，扩展草原，使一些土地退耕还牧，扩大植被，绿化原野，使水土不再流失！
作者语重心长，论古实有益于今。黄土高原为炎黄子孙之发祥地，黄帝以姬水成，即今武功之漆水，炎帝以姜水成，即今宝鸡之清姜水。缅怀往背，瞻望将来，黄土高原，曾为周秦汉唐盛世奠定基础；三中全会以来，高原又富生机，蒸蒸日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将恢复其青春活力，为中国之四化建设出力！叙者目睹八百里秦川之雄伟富饶，而有感于史念海教授之研究，非徒论古，亦有益于今也。
《河山集》书目：
河山集 1
河山集 2
河山集 3
河山集 4
河山集 5
河山集 6
河山集 7
河山集 8
河山集 9
   《河山集》出版说明：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现象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科学。这里所谓的历史时期乃是由人类能从事生产劳动时锐起，远较有文献记载的时期为早。时间既相当悠久，其间的地理现象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难得前后都相一致。自然本是不断演变的。这样的演变对于人类的生产劳动能够有所影响和制约，甚而对于社会上某些方面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作用。人类也以其自身的能力和杜会的因素利用自然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事生产劳动，并进而改造自然，使其更能为人类所利用。这样的利用和改造，也会反过来影响自然的演变。这些复杂错综而又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演变是各有其一定的规律的。这些规律固然可以显示自然的变化，而且同样也可以运用于考察社会发展的进程。历史地理学正是要从自然和杜会两方面探索这些规律，使人类能够掌握，进一步利用、改造自然，并在“定条件下促进社会向前发展。当前，我国正在推行四个现代化的工作，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历史地理学所探索的规律，对于当前的四化工作应该是有助力的，而四化工作也需要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成果。
历史地理学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我国传统的舆地之学本属于史学的范畴，历史地理学当然也属于史学。它的名称前后有所变更，称作历史地理学只不过是晚近的事情。旧的舆地之学发展成为现代科学的地理学之后，地理学就从史学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科学；历史地理学也随着地理学的脱离史学而成为科学的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地理学属性的前后演变，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前后有所不同。如果细加探溯，可以远溯到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更可以远溯到出自战国人士之手的《尚书·禹贡篇》。其后流派绍衍，渐臻繁多，然皆能循规记述，绵延不绝。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于记述之外，兼事考证旧说，更亲历各地，访渠搜渎，故所记述颇称翔实，可谓别开生面，为以前所少有。这种遨游天下，观览形势，访问父老，搜索故实的记述方法，后来虽不乏踵行之者，然为数究非甚多。而从事考证者却前后相继，迄至清代乾嘉之际，岿然独盛。影响所及，历久犹未稍泯。
研治历史学，是要重视文献记载的。历史地理学本为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应以文献记载为主。郦道元访渠搜读的方法未能悉为后人所遵循，正可说明这些人认为仅据文献记载就已足以说明问题，无须再事他求。况且那些时期交通尚多困难，各处遨游确非易事，不若伏处斗室，左图右史，浏览摘抄，较为方便。考证工作正是以文献记载证文献记载。后来考古学发达，出土文物日多，于是钟鼎、甲骨、封泥、木简、碑版、墓志，皆可作为考证的资料，自有助于历史地理学在当时的发展。考证工作可以纠正文献记载的讹误，可以确定一些地方的位置，可以辨清典章制度的疵谬，可以证明民族部落的居处。凡此种种还可以再列举若干。在现在说起来，这些都是研治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功夫，是不应该稍有偏废的。
可是既有丰富的文献记载，又有谨严的考据成就，为什么不熊以之形成现代科学的历史地理学，而有待于建国以后？这主要一点当然是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如果不能具有唯物辩证的观点，是无由使它成为一门新兴的科学的。由于历史的渊源，历史地理学曾经长期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为历史学的组成部分。成为现代的科学以后，固然还可以继续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可是实际上已经成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不论是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历史人文地理都是一样的。其实这在历史地理学这个名称上已经明白显示出来，既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就不应该再是其他了。考证工作虽长期为学者所重视，其实只是整理史料的一种措施。至于文献记载也只是属于研究时使用的素材，而历史地理学的素材却并非只限于这一部分。
我从事这门科学的研究，还在建国以前。那时虽已经有了历史地理学这个名称，具体研究的内容尚着重在沿革地理学方面。到现在沿革地理学还应是历史地理学中的一个部分。可是在那时沿革地理学却成了主要的部分，仿佛这样就是历史地理学了。那时研治沿革地理学的方法就是从事考证。由于师友的熏陶，我对于乾嘉时期诸老的考证功夫颇为景仰，很想以之为准绳，锲而不舍，在这方面有所致力。虽因才疏学浅，难望诸老的项背，可是高山仰止之思，却始终未敢稍有懈怠。
乾嘉诸老的治学都相当谨严。可是考证工作所取得的成就，除过纠正讹误、确证事物之外，似再未能前进一步。这只是说明了一个是什么的问题，而未能说明一个为什么的问题。不过这不能因此而对乾嘉诸老有任何静议，因为考证工作本是难于说明一个为什么的问题。考证工作原来就不易推潮事物发生的原因，更说不上分析事物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至于事物后来的转化和结局，以及诸种事物之间的关系与其相互的影响和制约，也是同样不易锐明的。既是这样，要求它再前进一步，自然是无由办到的。这在乾嘉时期以前就是如此，乾嘉诸老也是踵而行之，不曾别开生面。这在沿革地理学昌盛的时期是可运用自如的。到了历史地理学形成为一门现代的科学以后，要进而探索自然的演变和这样的演变对于人类生产劳动和杜会发展的影响，以及人类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发展反过来又影响到自然演变的诸种规律，就仅仅这一方面来说，考证工作是难于负荷的。所谓再前进一步，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如果不能迈开这一步，欲求得出具体的结果，恐怕是戛戛乎难哉。
如前所说，考证工作只不过是整理史料。史料有舛错真伪，不加整理是不好放手使用的。整理好史料，接着就应该对史事有所说明和论证。以前曾有-一些史学家以史料为史学，以为整理好史料就尽了史学的能事。在以前，当历史地理学尚稽留在沿革地理学的阶段，它还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时，同样可以如法炮制。现在这种陈说已经不足以服人，而历史地理学又已成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因此作为考证工作不能说就已达到顶点，而必须向前再迈进一步。
历史地理学在从前，研究者大都是从事沿革地理的研究。沿革地理学实际上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考证工作对于两者都有一定的作用。当沿革地理学还未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部分时，作好考证工作，就可以使沿革分明，是非清楚。不必一定要再向前迈进一步。到了历史地理学形成之后，这再向前迈进一步看来是不可少的。这其间是有一定的分寸的。我是经历过由原来的沿革地理学转变而形成历史地理学的阶段，现在回想起来，掌握好这样的分寸还是需要多费斟酌的。
掌握好运用考证工作的分寸还只能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同样需要脚酌。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运用治史的方法，史料是首先要讲求的。起码是要以文献记载为主。历史地理学实际上它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历史地理学固然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可是它又是历史学不可轻易分割的部分。文献记载是研究的素材，素材是不可忽略的。历史地理学又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各项地理问题，文献记载当然更是不能忽略的。当然还要以文献记载为主。不过完全要以文献记载为主，显然是不够的，还应该添上实地考察。实地考察可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也可以纠正文献记载的舛讹，也是不可或缺的。
前面所说的对于运用考证工作时的分寸的斟的，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琢磨，至于感到只以文献记载为主的不足，则是这些年来在野外考察时的具体感受。我从事野外考察工作并非很久、前后算起来也不过十多年的光景，所考察的地区也相当有限，更说不上跑遍全国所有的地区。就是这样历时非久，范围有限的野外考察工作，还有一些曲折，因而可以稍稍多费一点笔墨。现在说来，这野外考察工作早已是地理学研究者的家常便饭，历史地理学既已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当然应该亦步亦趋。可是我这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却是由研究历史学转过来的，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就不免感到不惯。其实历史学的研究者也并不是不出去考察。以前司马迁就曾经到各处遨游，采访历史故实。而《史记》中好些论述也不一定就是根据文献记载写出来的。不过后来没有成为风气，未能为其他史学家所遵循。我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工作既是由研究历史学发展过来，根据传统习惯，多年也唯文献记载是赖，积年累月，视为常事。如今要从书斋走到野外，于文献记载之外，兼求其他素材，自然会感到若干不便的。当然野外究竟和书斋不同，何况更要登山涉水，多费筋力。因而这迈开第一步的工作初非容易。虽还不至于欲行又止，越趄徘徊的心情却是无由掩饰的。
看来世上比较困难的事，就是这迈开第一步。如果不能迈开这第一步，那将永远不会走向前去。甚至还要借此挑剔这第一步的缺点。可是迈开了这第一步，第二步以下应该说别有天地了。以前在论述历史地理学的科学范畴时，我对于这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这样的论点，还是认为可以从容斟酌的。对于作为一个出身于文科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不足为奇的。出了书斋，到了野外，我才感到这样的论点是理所当然的，设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余地。甚至还可以坦然说，我现在的确可以说是一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了。 免责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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