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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翻译通史 全5册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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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通史（全五卷）》是由马祖毅等学者编撰、湖北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作为中国首部系统性梳理翻译活动的通史，该书以贯通古今的视角填补了翻译史与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空白 。
全书共五卷，时间跨度自公元前841年至2000年，分古代卷与现当代卷。内容聚焦中国翻译史上的三次高潮：东汉至唐宋佛经翻译、明末清初至“五四”时期西学翻译、改革开放后的翻译活动，梳理宗教文献、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译介脉络。书中纳入西夏、辽、金及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时期的翻译实践，涵盖汉籍外译及民族语言互译。其史料覆盖广泛，兼具学术性与工具性，为翻译研究及文化史领域提供文献参考。
人类自有语言以来，操不同语言的人们要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必须通过翻译作中介手段。即所谓“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就中国而言，远在原始社会，各氏族或部族之间，就应该有双语人或多语人的翻译活动，然而已无文献可征。即使在夏、商两代，现存的史料亦均失之过简。如《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有下列记载：
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
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
“于夷”、“方夷”与夏、商王族并非同一部族，语言有殊，遺使“来宾”，必然需要翻译，否则无法进行活动。可这样说只是推测，拿不出证据。只有到了周王朝，才留下翻译机构和译员职称的记载；见《周礼》和《礼记》。因此，撰写中国翻译史，只能从周代开始。
周王朝及其后各个时代的政权，与周边诸民族（部族）或国家交往，都设置了配有翻译人员的外事机构。如周有大行人下属的象胥，秦有典客和典属国，两汉有大鸿胪和尚书主客曹，魏晋南北朝和隋有大鸿胪或鸿胪寺和主客司，唐有鸿胪寺、客省和礼部主客郎中，宋有鸿胪寺、中书省和礼部主客郎中，元有礼部下属的会同馆，明有鸿胪寺和礼部下属的主客清吏司，清有鸿胪寺、理藩院和礼部下属的会同四译馆以及后来改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始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更名为外务部。民国及现在均称外交部，配有译员。本书“现当代卷”因限于篇幅，未能涉及外交方面的翻译活动。为此，“中国外交翻译史”尚有待其他学者编撰成书。
关于译员的称谓，周王朝按东西南北四方分别命名为“寄”、“象”、“狄鞮”和“译”，又总称“舌人”，当时主要从事口译。西汉王朝则有“译官”、“译长”之设。而“译人”、“译语人”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文雅一点，则称译人为“象胥”或“寄象”。辽朝始定口译者为“通事”，金、元、明、清皆因之；又定笔译者为“译史”，金、元因之。明朝的笔译人员，主要是四夷馆的“译字生”。清朝特设“笔帖式”，从事满、汉文字的互译和抄写：而为出使外国大臣、领事、副领事所配备的口笔译兼顾的人员则统称“翻译”和“翻译官”。总观二十五史，其所载各代的外事活动，往往略而不提口译人员，即使述及，亦不记姓名，尽管他们付出了不可或缺的大量劳动。因此，我有诗叹曰：
达志通情管送迎，
友谊花粲树常荣。
舌人碌碌风尘里，
青史无情不记名。
我国翻译至少已有三千多年历史，时间很长。早期翻译，多属与周边民族（部族）或国家的交往，接待来使或宾客，交流思想，皆以口译为主。而这些民族（部族）或国家的文明程度往往低于华夏，而且有些尚无文字。如《孟子·告子下》记载当时北方貉族的情况说：“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又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者…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两汉时与北方的匈奴族打交道最多。匈奴乃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且“毋（同无）文书”(《汉书·匈奴传》)。据此，文明程度较高的华族，不大可能大量吸收文明程度较低的周边民族(部族)的文化，除了物质方面如大宛马、蒲桃、胡麻、苜蓿等和某些艺术方面如龟兹乐，胡旋舞等之外。又因其尚无文字，不可能通过笔译去吸收。中国翻译史上最早的口译情况的记录，当是越裳国来使通过三象重译与周公姬旦的对话，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现存的匈奴民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只能是口译的汉语笔录。至于《汉书·匈奴传》所记“冒顿复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吕雉）日：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段侮辱性的文字，并无匈奴文本，所谓“为书”，也只能是口译的汉文笔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的白狼王三歌（作于公元58一75年之间），虽有原歌的汉字记录，恐亦无白狼文文本，仅是田恭口译的汉文笔录而已。我国翻译史上有文本的笔译，当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印度佛经的翻译。虽然最初的译经“率无原本，但凭译人背诵”，可是根据记载，黄武三年（公元224年），维衹难就带来胡本《昙钵偈经》，与竺将炎共译。竺法护（约230一308）随师游西域诸国，搜集大量经典原本带回长安。即使“但凭译人背诵”，还是先录下梵文原文，然后据以翻译的。以《阿毗昙毗娑沙》的翻译程序为例：“僧伽跋澄口诵经本，县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汉）文。”由此可见，到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口译阶段。而从公元148年至今则应是口笔译并行的阶段。
季羡林先生曾把中华文化比作一条长河，它之所以永不枯竭，是因为不断有新水注人，历史上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见《中国翻译词典序》）。注入印度的水，是指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即佛经翻译）高潮；注人西方来的水，是指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第三次翻译（鸦片战争到“五四”的西学翻译）高潮，以及当前的第四次翻译（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高潮。
从东汉未至北宋初的佛经翻译，延绵将近千年，其时间之长，可视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大特色。这次翻译，是古代印度文化与中华固有文化，亦即东方文化之间所进行的互补性的平等交流。两者之间，虽有抵悟，但终于融合，成为中华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之所以如此，原因大致有二：一、印度佛教在传入时即依附和迎合本土文化；二、印度佛教本身也具有与中华文化相近或相通的因素，而且包含着可以补充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定内容，因为“它们都是古代东方学者对人类自我反思的认识成果”（方天立语）。
与佛经翻译相比，明末清初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两次西学翻译，是相对先进的西方文化与相对落后的中华文化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已打破了平等格局，并且带有巨大的冲击性，特别是后一次交流尤甚。
明未清初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其主要内容是基督教义、古希腊哲学以及17世纪自然科学的若干新发现。基督教义，虽在唐代（景教）和元代（天主教）两次传入，但仅流行数十年即告中断，如县花一现，影响不大。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奉教廷之命东来，其人数之多，译著之富，传播地域之广，均胜于前。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两种文化的冲突。明清两代所兴起的“教案”，即是明证；排斥传教士的杨光先甚至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不得已》)。当时有识之士，虽有皈依天主教者，但他们对宗教的热情并不太高，尽管科学家徐光启曾有意利用基督教义来“补儒易佛”，但他们所热衷于学习和研究的，乃是传教士引进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论，目的在于用以反对当时“土苴天下之实事”的“名理之儒”和“谬言数有神理”的“妖妄之术”，把科学从理学蒙昧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试图“以会通求超胜”，达到国富而兵强。当然，明末和清初的交流情况，也应该加以具体区分，其中亦有差异，如清朝统治者重视历法、康熙皇帝酷爱科学。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局限在上层的少数有识之土的圈子之内，并没有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只能算是一个序幕。
与这一次相比，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中西文化交流，其规模要巨大得多，影响也深远得多，而此时的国势，也已今非昔比。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已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列强环伺侵凌之下，救亡图存，保国保种，已成为第一要务。爱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向西方寻求真理。此时期所引进的西学，主要内容是随着工业革命兴起的现代科学技术、进化论学说、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古典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西学的传播，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西学输入以洋务派为主，其范围主要限于实用知识、应用科学和少数社会科学部门。他们主张“中体西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第二阶段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甲午之战惨败，洋务运动破产。国势岌发可危。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从主张走变法维新的改良道路，发展到采取革命手段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特别在戊戌变法流产以后)，从而使这阶段的输人西学运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输入的内容，则以为当时政治服务的西方社会科学和哲学为主。勃然兴起、波澜壮阔的留学风潮，又大大推进了这一输人运动。又由于留学者以去日本的人数最多，日本遂成了输人西学的中转站，即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通过日文翻译引进西方科学文化。在这一阶段内，文学翻译（主要是外国小说的翻译）也形成了极度繁荣的局面，译家辈出，译种繁多。文学作品之翻译，也密切配合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向全国人民输送思想营养，激发团结御侮、奋发图强的爱国精神，宜传民主、自由、平等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从总的方面说，曾经起过不可忽视的启迪民智的作用。所以现在回头来评价当时的文学翻译，不能纯粹与外国作者、作品的正统地位挂钩，认为译者缺乏文学判断力，翻译能力不足或态度不佳，应该考虑到当时翻译的社会需求和标准，对之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为迎合小市民庸俗兴趣而翻译的作品。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个性解放，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启蒙运动。为了打破旧传统、改变旧思想，求助于西方，形成一次翻译西方文化的热潮。然而从1919年到1949年中，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社会动乱，翻译事业得不到正常有序的发展。
与晚清时期相较，五四以后的翻译，亦有其不同特点：一、祛除了过去“豪杰译”，任意增删等弊病，使译文更切合于原文，大大提高了翻译质量；二、自推行新文化运动以后，译文大多采用白话文；三、从事于翻译者多属留学回国的人员，他们既通外语，又学有专长。特别是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人员，往往又是致力于创作的作家和诗人。而外国文学的翻译又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建立和发展；四、科学翻译则着重于外国科学名著的介绍；五、哲学社会科学的翻译，除译介外国古典文献及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外，又开始有系统地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涓涓不绝，终于汇成巨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环境特殊，不得不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一边倒地大量翻译苏联著作，在中国的文艺创作方面和学术发展方面也产生某些不良的影响。到中苏交恶时期，受政治影响，翻译俄文书籍的势头又逐渐减缩。“文革”十年，翻译出版领域，基本上成为一片荒漠，除了后期组织翻译一些基本上没有装帧设计封面的“白皮书”（如外国史地和政治人物传记等）以及少量的科技著作之外。
改革开放以来，在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翻译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形成中国翻译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其原因是：一、改革开放，一下子打开了关闭很久的国门，五光十色的西方学术思想同时涌人，令人目不暇接，在国内连续兴起“美学热”、“文化热”、“方法热”、“管理热”、“海德格尔热”、“萨特热”、“解构热”、“后现代热”、“昆德拉热”…译介以上诸方面的著作，纷纷出版。有时同一著作，就有好几个译本。二、思想解放，冲破了以往的一个个禁区，为了吸收新的营养，顺理成章地大量介绍西方的各种理论、各种学术思潮和各种文艺流派。三、为了推进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攻错于他山，不得不吸收世界文化中有利于我的积极部分。四、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又必然促进翻译事业的繁荣。
《中国翻译通史》书目：
中国翻译通史 古代部分 全1卷
中国翻译通史 现当代部分 第1卷
中国翻译通史 现当代部分 第2卷
中国翻译通史 现当代部分 第3卷
中国翻译通史 现当代部分 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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