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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信仰研究 全3册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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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危机与信仰问题，如同一个幽灵，挥之不去。多少年来，它们一直纠缠着中国人，也纠缠着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类似于社会诚信、官员腐败、伦理缺失、贫富差距等等问题，很多人都会归咎于当代中国的信仰危机或信仰缺乏。
很明显，“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中国人没有信仰”的议论或争论，大多笼统模糊，不得要领。转换一个思想的视角，我们应当考虑中国社会、中国人没有信仰的说法，它们是怎么被提出来的？
一、谈及信仰问题，不能遗忘民间信仰
实际上，中国人始终不缺信仰，无数中国人心中并不缺乏自己认定与选择的信仰。关键的问题是，人们需要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是为了什么去信仰？而在这中国人看来已经是越来越丰富多样的信仰关系面前，这些信仰能够给人以真实的关怀，或提供彼此认同、建构社会诚信的伦理规范吗？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依据北京零点研究咨询公司在2007年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CSLS)”,数据表明，85%的中国人有某些宗教信仰或某些宗教信仰活动的实践。虽然这些人大多不属于某个宗教组织，但并不影响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其中，有58%的人声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或任何神、鬼、佛等，但有44%的人在以往的12个月中曾有过某种形式的宗教实践，如去教堂、祈祷、烧香、在家中供神像或祖先牌位、戴符、看风水、算命等活动；有49%的人具有某种宗教信仰，如相信灵魂转世、天堂、地狱或超自然力量。与此同时，这类信仰现象在一些中共党团员中间也普遍存在，只有16%的党团员没有参加任何宗教信仰活动。
这就是说，人们议论或争论的信仰，指的是宗教信仰、具有宗教信徒身份的信仰，还是个人私下里选择的信仰？或者，这是指国家、民族、政治的信仰，或者是传统的民间信仰，或者是基于国外进入中国社会的基督教乃至其他宗教的信仰之间所做的比较？对于信仰的定义不同，对于信仰的理解方法也会不同。于是，中国人有没有信仰，就是一个如何定义、如何理解信仰的问题了。先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中国人有没有信仰的问题，才能够提上桌面进行讨论。
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即民间信仰，是不是中国信仰的基本构成？如果民间信仰已经成为中国信仰的一个部分，那么，上述关于中国信仰危机或信仰缺失的议论，是否已经包括了在中国基层社会具有普遍影响的民间信仰？如果没有把民间信仰包含在这些问题之中，那是因为什么价值判断方式，才得以把民间信仰排斥在中国信仰的范畴之外？以，一个基本认识是，在考虑中国信仰问题的时候，如果遗忘了中国民间信仰，或者不把民间信仰对中国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包括进来，有关中国信仰的议论或研究，就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或者是不充分的。
二、民间信仰研究的基本学术倾向
虽然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如顾颉刚、许地山、钟敬文、胡朴安等先生；其后有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史与社会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民间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信仰开始受到国内外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关注，从而使民间信仰成为全面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和普通百姓的一个独特视角。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论著，大多集中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通过民间信仰以考察社区发展及其内部规则等等，提出了“神、鬼、祖先三极互动的民间信仰模式”、其中有“朝圣(pilgrimage)”模式、“关系一信仰”模式、“信仰关系的聚一散”模式、“官僚模式”与“个人模式”，以及通过民间信仰的仪式与仪式专家研究、对“民间信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民间信仰与社会秩序的研究等等，进而使民间信仰研究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文化乃至信仰研究领域的一个倍受关注的热点。
可以预见，民间信仰问题作为观察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经济继续发展、传统文化信仰得以不断复兴、关注的时代情景下，民间信仰及其研究在未来几年内仍将会是中国学术领域中的一大热点。
作为民间信仰研究的方法论，特别受到关注的是杨庆堃有关制度型宗教(institution religion)与扩散型宗教(diffusion religion)的一对概念。不少论著使用了“扩散性宗教”来定义民间信仰，或者是以此概念来批评宗教研究之中对民间信仰现象的忽略，进而分析和把握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异同，把握其中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等层面的差异，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分散性、非制度性特征，因此被西方众多的中国宗教研究者奉为经典。所以，就目前国内学界研究民间信仰的基本学术倾向而言，大多数研究已经形成了对当代中国固有宗教定义的一种挑战。因为，几乎所有的民间信仰互动都不是在中国宗教事务条例中规定的宗教互动场所中进行的“正常的宗教活动”，而大多数民间信仰组织及其仪式、庆典、互动，也是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正式批准的。
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套用的宗教定义并不符合中国各地地方社会的民间信仰的仪式实践及其范围。这些中国套用的宗教定义并不符合中国各地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仪式实践的范围。它们反而将民间信仰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实践形式劈成了碎片，进而无法展现民间信仰的基本社会功能。因此，不少论著都从民间信仰在宗教管理层面的正当性证明与争取方面，试图为民间信仰做证明，争取民间信仰能够获得像五大合法性宗教那样的生存地位和发展空间，希望国家政府相关部门能够给予民间信仰一个合法性的定义方式。
三、民间信仰即是民间的社会信仰
虽然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事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固有宗教政策允许的范围，但是，民间信仰却大受地方政府、庶民百姓的真实喜欢，它们作为基层社会人际交往的价值内容，在激活地方经济、整合生活方式、甚至规范人生世界观、建构生命意义等等方面，又已经深刻地建构了最最基本的社会文化合法性。所以，在民间信仰研究的问题意识方面，民间信仰的合法性不是在于是否进人五大宗教的合法性领域，而是如何在社会信仰的层面来定义中国基层社会民间信仰的正当性，以及如何才能、如何重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实际上，即是民间社会中的信仰模式。传统的民间信仰具有“社”与“会”的特点，“社”与“会”的主要职责是组织或主持信仰的祭祀活动与民间寺庙的维修等等。这种民间信仰的“会社”，实际上就是一种自设于社会基础的民间信仰共同体，也可以叫做民间信仰组织或民间信仰团体。它既具有自愿性，同时又具有组织强制性。一般而言，具有信仰需求的民众进入这样的信仰共同体，他们是自愿选择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尤其是在乡村社会之中，他们会按照以信仰为主要纽带组成的会社之基本要求，一村一社的全体村民都要加人，因为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或攘除瘟疫等与一定区域内所有居民的利害都有关系，人人有份，个个有责。
就民间信仰的基本领袖、仪式专家或香头而言，这种以地缘性为中心的民间信仰“社会”，一般会与传统乡村行政组织在范围、人员上大体重叠。其中的社首、维首、社长、甲首等，以及近代的社首，往往是由乡村政权的负责人担任。由此可以看出，民间信仰共同体或民间信仰组织在整合地方社会、规范乡村伦理等层面的基本功能。在民间社会中的共同信仰的象征符号之中，民间信仰的确是能够在不同信仰共同体之共同利益的规范整合下，形成信仰的社会组织。不仅成功地组织实施了信仰仪式或祭祀活动，而且增强了人们的地方认同感，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维护着基层社会的合理秩序。
既然民间信仰具有上述这样的所谓整合功能，这也就说明，不同地方、不同群体、不同乡村、甚至是不同家族之间所信奉的民间信仰，它们具有共同的信仰与利益，它们能够构成那种以民间信仰为基本凝聚形式的社会规范，实践着人类社群、底层社会伦理的稳定或交往状态。
可以说，民间信仰是现代中国草根社会神圣性的非宗教表述，它的基础是草根社会与文化建设，所以，建构民间社会信仰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保卫名副其实的民间社会，进而将民间社会道德与公民社会道德的双重建设统一起来。
四、从民间信仰到社会信仰
所谓社会信仰，是现代社会的神圣性与具体宗教既有联系、却又在制度层面相互分离的信仰惯习，同时也是对既有宗教信仰体制的价值补充、甚至是一个社会信仰传统的重大弘扬。传统社会没有真正的社会信仰或超越了体制宗教的公民信仰，因为传统社会的神圣性表达，基本上都是委身于一个或多个具体的体制宗教。只有当社会的神圣性，超越了具体的体制宗教所必须的神秘主义限度之时，一个社会的社会信仰、公民信仰才有可能被显现出来，得以在一个社会的普遍层面进行实践。
实际上，社会信仰和现实信仰是同义词。就此而言，社会信仰在理论层面上不仅与现实社会没有丝毫矛盾，而且前者还是后者整合的价值基础，具有相当深厚的宗教性与神圣性。就社会学意义来说，它们指的是底层社会价值意识，以至整个底层社会公共生活中宗教性的建构，它可以经由一系列的信仰象征、神圣化符号和信仰仪式，使底层社会的具体社会经验、人际交往被赋有一种神圣的普遍意义，要求人们守护和遵守。
因此，我可以认为，民间信仰是一种民间叙事形式。通过这种叙事，人们能够基于民间信仰而建立起乡村社会的基本共识，体会出人之为人、神之为神，社会之为社会的共同价值纽带。在这种共同的信仰的方式之中，民间社会才能被看见。借助于民间信仰的实践与表达方式，呈现一个底层社会人际交往、善恶规范的运作形式。
这就是说，民间信仰的构成与实践方式，实际上就是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公共知识”，进而为社会各个成员提供了共同感知、共同想象的社会知识。它能够超越成员个体的直观经验，超越具体的时空感受。正是在此层面，我把民间信仰视为底层社会、草根社会、百姓社会的社会信仰。可以这样认为，社会信仰是一个社会中基本公民能够共享的共同信仰，但不等同于体制宗教的宗教信仰。因此，社会信仰不仅不等同于其他宗教信徒所相信的宗教，而且甚至也不是确切意义上、体制范围之内的宗教信仰。对于在现代社会中公共信仰与宗教的可能分离，经典的宗教社会学曾经有过不少清晰的表述。
因此，民间信仰的建设与发展，不一定是走向宗教制度化的必然构成，如同民间信仰的合法性，不是在于宗教名分的获得。这不一定需要普通宗教的有形建制。它主要存在于社会风尚、乡村习俗和民情舆论中，形成简单而抽象的基本价值。它说明，民间信仰存在于建设的基本使命，应当是在于信仰的社会体系的建构，基于民间信仰的现代性建构，民间信仰型社会组织的建构，以及基于民间信仰的社会伦理规范的建构。
如上所述，底层社会信仰的建设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社会政治、社会哲学和宗教信仰社会学的理论及其实践问题，基于民间信仰的地方纽带的正当性，超越了个体生活的凡俗平淡和反复无常，是道德与价值的神圣性的永恒来源。然而，这种以（民间）社会信仰为非建制的神圣道德观，非宗教的信仰法则，必须依靠一个健全的民间社会，这种信仰的社会伦理制约功能才会发挥出来。所以，民间信仰的存在和发展，实际上就能够被转换成为一个社会、文化建设的基本资源如何构成，如何把民间信仰共同体的建设与地方社会文化的建设统一起来的问题了。
《中国信仰研究》书目：
中国信仰研究 第一辑
中国信仰研究 第二辑
中国信仰研究 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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