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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续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 全5册 2010 高清
修续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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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续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PDF电子书全5册,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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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伤寒杂病论》)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的经典之一,近两千年来对中医学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和发展,乃至对亚洲、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在温长路先生的序中已经有了准确而精到的论述。关于《伤寒论》版本流传、演变以及研究的情况,钱超尘兄的序中有更为详尽的论列。这些都无需我在这里辞费。《伤寒论》既在人类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现在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集中巨大的财力、众多的人力编辑出版了《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其意义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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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学形成、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医学为重要的关键性支撑和主体构造,其学术内涵贯穿渗透到了中医药学的所有门类。一部以《伤寒杂病论》为核心的仲景学说的发展史,也完全可以视之为整个中国医药学近两千年的发展史。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不仅是医之瑰宝,同时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虞舜,张玉才等编著的这本《续修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汇集了伤寒之学的历代重要研究著作,集中展示了仲景之学的研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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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修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的出版,标志着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牵头的重大中医药古籍出版工程—《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煌煌十二大册至此就全部出齐了。整理出版大型古典医著是一件很耗时费力且不易见功的事业,对此,笔者是深有体会的。从现在上溯二十多年,我参与过新安医学文献编纂整理,也组织过众多人手去集体编纂整理中医药古籍,个中滋味,非亲历者,不能道其艰辛。对总其事者来说,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艰辛,就是规模的大。规模一大,其面临的困难与学术问题,是编纂小篇幅图书所无从想像的。《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由《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伤寒类医著集成》、《续修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三大块构成。即以《续修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一部,就从学术难度上,从规模上,超过我以往亲历的任何一套书。借此机会,谨向直接参与编纂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出版社编辑表示祝贺与敬意。依笔者之见,这套书的选题之佳与规模之大,当世无有能出其右者,可以肯定地说,这套书的出版将对整个中医药学术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按一般规律,续修之作的重要性理当低于被续者,但在《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中,这个规律似乎不起作用。因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原则之一是在世者的著作不收,再加上一些去世学者的优秀著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收人四库馆,而在四库编纂期间出现的乾嘉学风,正好是我国的一个学术高峰,受此风波及,同时期的伤寒类医著的学术严谨性也多超越前人。像《续修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中的《伤寒来苏全集》、《重编张仲景伤寒论证治发明溯源集》、《张仲景伤寒论贯珠集》、《伤寒论直解》、《伤寒论本旨》、《伤寒温疫条辨》等,不仅是整部丛书中的精品,即使在整个伤寒学界,长期以来也享有盛誉。当然,入选《续修四库全书》的医著远不止这些,就伤寒类医著而言,还包括《四库全书》所漏收的《金匮玉函经》、《脉经》等重要著作。这些医著的遴选也体现了清末民初倡导续修工作的学术精英们之远见卓识。可以说,《伤寒论》与仲景之学的突出成就、形成因素、主要特色、代表医家、后世价值等研究方面的重要环节,在这套书里都有充分体现。合之于此前的《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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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存目伤寒类医著集成》,整个系列书的内容构成了《伤寒论》研究及仲景之学的精品书系。长期以来,我们谈论中医药工作的前景与规划时,谈得最多的就是继承与发展。一旦具体到如何继承、如何发展,则很难拿出具体的措施。而《续修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这套书,不仅勾勒出伤寒之学的完整传承链,而且为如何继承如何发展,作出了某种示范。纵览整套书,可以说仲景之学的继承与发展都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我们讲传承,从内涵上来说,包括了文本的传承,学术的传承,研究方式的传承,这些在本套书中都有涉及。如这套书里的《辅行决五藏用药法要文本研究》,即说明了仲景之学并非凭空产生,也是有所继承的:其所承,就是伊尹汤液经法;而其传,则经王叔和整理《脉经》、《金匮玉函经》、《伤寒杂病论》之后,又有《千金翼方》、《太平圣惠方》、《宋本伤寒论》等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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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发展,应该包括学科的发展、学术纵深的发展、学术内涵的发展,仲景之学,本身就是对《内经》理论的应用性发展,继伤寒学派兴起的温病学派,又是对仲景之学的发展,本套书中的《伤寒温疫条辨》、《温热暑疫全书》,就特别彰显了伤寒与温病的关系,表明后世大行其道的温病之学,乃是伤寒学派的延伸。再如明清之际出现的伤寒错简之学,也是一种发展。错简学派是自明代新安医家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倡导错简说后兴起的一个新学派,错简一说成立与否,学界向有不同看法,但以此为由头,形成了一个学术研究方向则是无可辩驳的。直接以《伤寒论条辨》立名的著作就有《伤寒论条辨》(见《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第四册)、《伤寒论条辨续注》(见《四库全书存目伤寒类医著集成》下册)、《伤寒论后条辨》(见《续修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第三册),这三种错简派的代表作,其作者不仅同为新安人,且其著作恰恰又均匀地分布在我们这个书系的三个部分,日后当传为新安医学的一段佳话。其实,以错简说为职志的医学大家远不止此,可归于此派的大家,有《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中的喻昌,《四库全书存目伤寒类医著集成》中的黄元御、张路、吴仪洛,《续修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中的章楠。清末民初,国门大开,西学东渐,外来知识与本土文化的交融,又开启了人们的心智,唐宗海补正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就大量运用外来的新知识以明析对仲景学说的理解,他的这种尝试给后人的启发是,西学与中医也并非没有融合的门径。而这些内涵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思路,指示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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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出生于新安王氏医学世家的安徽人,笔者还欣喜地看到在续修乃至整个系列书中都有着较为突出的安徽元素乃至新安元素。古代作者,像朱崇正、朱橚、孙一奎、方有执、江瓘、吴谦、郑重光、程应旄等都是著名的新安医家,而刊刻整理其中某些著作的程林、吴勉学、程衍道等也是著名的出版家。当今学者,像这套书的总主编张其成先生不仅是我们安徽人,也是新安医学的传人;各分卷主编、副主编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我们安徽学者;尤其对整个书系起到关键作用的王旭光先生是我们安徽中医学院文献学领域的专家;出版社方面发起并主持此事的编辑周骋先生不仅是我们安徽人,并且还是我们安徽中医学院的毕业生。我也以我们安徽中医药界能承担这一宏伟工程,并在其中出力甚钜,而感到自豪。在整理编纂这套书时,我们安徽中医药界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今后可以广泛应用于我们的安徽地方的医学文献及新安医学文献的研究与整理。在欣喜之余,笔者也清醒地意识到,传统医学的厚重,与传承之路之漫长。长期以来,我们虽然是传承与发展并重,而在实际行动时,往往是重发展而轻传承,至少是在传承方面下的力气不足。其实,有人类创造的产生,就有了传统的积淀。优秀的传统,无疑是十足的创造,至少是由上古直到昨天的地道创造。正确地看待传统,正是历史、客观地看待前人们崇高的创造。历久弥新的中医经典,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理应视为往昔之新。今日公认的所谓新思路、新学说、新理论,势必成为明日的传统。轻视传统、忽视经典,正是出其意料地把创新也纳入轻视、忽视的范畴。因此,创新并非是对传统的推翻和战胜,而是对传统的延伸和光大。这是笔者面对如此厚重的文献集合时的切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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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研究继承张仲景的医学精粹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情,如何继承仲景之学,《续修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及整个书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通过这个工程,笔者对中医未来的发展,又有了新的思考,即作为传统文化遗产的中医药科学体系,其发展并非只有走高新技术这一条单行道,向传统找出路,向学术的纵深处发展,这一点古人已经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即不满足已有成果,继续寻求细化、精致化,像有了成无己注之后,后世的学者还在进一步探索求真,以使仲景之学能得到更完整准确的解读。重大成果往往非一人一时所能完成,常常需要一个团队一个集体,耗费大量精力时间,才能奏功,我们看到《续修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乃至整个书系中的许多著作都是家族或师徒合作完成的,如《伤寒论后条辨》就是程应旄师徒合力完成的,《名医类案》是江瓘父子、《伤寒论浅注》是陈修园父子、《伤寒缵绪二论》是张璐父子等等先后完成的,这些事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发展之事慢不得,也急不得,当务之急是要尽可能地建设一支稳定的长期潜心中医传统学术的研究团队,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因为我们目前的学术团队尚不具备前人的学术根基,与前人的用功用力及专心相比也有所不如,而我们肩负的责任之重大又超过前人,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研究探索的同时,需要大力增强自身的研究功力,争取做到在继承的同时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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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术文化的传承中,文献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医药文献的作用亦即如此。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对经典的阐释以关涉现实、以接续传统与未来,不仅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式,也是中医药学发展的主要方式。中医药典籍卷轶浩瀚,目前已知的约有3万余种,可见到的有1万余种。这些古典医籍文献与信息资源,蕴藏着世界上独有的巨大的人类生命科学信息,有相当一部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价值,被国际上称为“人类医药学的原始资料”。证明这些财富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文献。在中医没有正规教育机构之前,中医药知识的传播靠的就是对文献的学习和领悟。中医药文献,是中医学传承的载体,承载着中医学数千年的文明史、成就史,使之薪火相传、与时俱进。关于文献著录的工作,“本属历朝承平时代之常事”,但清代对《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政府方面文化事由应该特笔大书的一件事”。因为“这回和前代却有点不同,的确有他的特别意义和价值”。“这种事业从前只有私人撰述一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所有批评不过私人意见,《四库全书》这部书,却是以公的形式表现时代思潮,为向来著述未曾有。当时四库馆中所网络的学者三百多人,都是各门学问的专家”(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政府出面组织,集专家集体智慧,就资料的可信性、著作的权威性而言,《四库全书》所汇集的清以前多学科的重要史料,在我国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其中收录的大量医学类书籍,是认识中医学、研究中医学弥足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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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组织编纂出版《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的消息,心中激动不已。盛世兴文,能把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从想法变为现实,的确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大动作。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对中医学传承工作的重大贡献。从选底本到找校本,从加标点到添校释,从补遗漏到纠讹误,从编目次到写校记,工程之巨之大、之繁之琐、之艰之辛、之苦之难是可想而知的,应当感谢他们的创造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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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学形成、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医学的关键性支撑和主体构造之一,是张仲景对人类社会的最伟大贡献。以《伤寒杂病论》为核心的仲景学说,影响了中国医药学近两千年的发展、兴亡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不研究仲景学说、不承袭《伤寒杂病论》的学术思想,就很难说医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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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伤寒杂病论》问世始,围绕张仲景学术思想的研究之风就日渐兴起,且呈愈来愈炽之势。在《隋书·经籍志》之前,《伤寒杂病论》是以“仲景方”的称谓出现的。现存文献中可以看到的,除我国的《小品方》残卷外,国外的《朝鲜史》卷十中也有原汁原味的记述,日本国也可以找到相关内容的材料。后世看到的《伤寒杂病论》的前半部《伤寒论》,是经魏晋时的太医令王叔和整理、编次之作,其时当不足百年;《金匮要略》被发现得更晚,是大约于成书800年之后,才被北宋翰林学士王诛在馆阁中发现的。后来,二书又经过宋代林亿的校正,而得以刊行和广泛传播。以《伤寒论》言,如果把王叔和的编次本称为“祖本”的话,一源三流,由它派生出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子本”莫过于唐代孙思邈(习惯上称为《唐传本伤寒论》)、金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和明代赵开美(习惯上称《宋本伤寒论》)所整理、研究、注释、校勘的三个珍本了。后世研究《伤寒论》的专著虽多,但从脉络上看,均是从以上三个珍本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孙本”。根据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年编辑出版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和笔者从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等专业图书馆及国家和首都图书馆检索到的内容,结合从其他途径搜集到的相关资料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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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国内可以看到的《伤寒论》的各种版本多达600种,刊刻次数在1000次以上,其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1700多年间,共刊印过近400种,其中以清代出版的本子最多,总数超过100种。这些版本,有根据原著重新分类编次的,如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1592年歙县方氏刻本),清代喻嘉言的《伤寒尚论篇编次仲景原文》(1648年锡环堂刻本)、张志聪的《伤寒论纲目》(1673年刻本),日本内滕希哲的《伤寒杂病论类编》(1819年日本大岛燮即省庵刻本)、山田正珍的《伤寒论集成》(1879年日本杏花园刻本)等;有根据原文逐条注释校勘的,如金代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元刻本,1955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清代张锡驹的《伤寒论直解》(1712年钱塘三余堂刻本)、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1797年三让堂刻本)。相比之下,《金匮要略》的本子少于《伤寒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共出版有60种上下。《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合刻的本子(即《伤寒杂病论》)数量也不多,现在所能看到的不超过10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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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说的构建,与其本身的影响和社会对它的承认和应用情况是分不开的。一般说来,从事研究的人数越多、应用的范围越广泛、涌现出的成果越非凡的,其学术成就也越高、社会影响越大,学说构建也越完整。仲景学说的构建,除了张仲景本人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性劳动之外,与后人长期不懈地继承、发挥、完善、补充、研究、发展是分不开的。从真正意义上说,仲景学说是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及其人文思想为核心的数代医家研究成果的汇集和经验结晶,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从金元时期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开始,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性著作如雨后春笋一般,亮相于中国乃至世界医药学的大舞台上,代有鸿篇巨制,年有新鲜华章,成为祖国医学发展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1000多年间,出版的这类研究性著作已达400种左右。这些著作,在主题选择上,或紧密联系《伤寒杂病论》原文进行阐发,如明代王肯堂的《伤寒准绳》(1604年刻本),清代张璐的《伤寒大成》(1666年隽永堂刻本)、庆恕的《伤寒辨证》(1903年刻本)等;或按仲景的本义进行演绎,如宋代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1823年黄氏士礼居刻本)、宋代朱肱的《伤寒类证活人书》(1591年刻本)、清代徐彬的《伤寒百十三方发明》(1667年刻本)等;或是研究者自我经验的介绍,如明代王震的《王氏家宝伤寒证治明条备览》(1561年双泉书斋刻本)、陈文治的《伤寒集验》(1633年四川布政司刻本)等。在表现形式上,除以论述为主导的基本方式外,也有应用问答形式表述的,如清代舒位的《伤寒问答》(1870年古冈刘氏藏修书屋刻本);以表格形式直观表述的,如元代吴恕的《伤寒图歌活人指掌》(1600年闽乔山堂刻本),清代包诚的《伤寒审症表》(1871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以歌赋形式表述的,如宋代许叔微的《伤寒百证歌》(元刻本),宋代钱闻礼的《伤寒百问歌》(1309年刻本),清代吴谦的《伤寒心法要决》(1742年尊经阁刻本)、陈元犀的《金匮方歌括》(1836年南雅堂刻本)等。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著作对于增大仲景学说的外延、扩大仲景学说的影响和对仲景学说的传承、发扬是具有无可替代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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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庞大的著作群,人们要在自己有限的视野中去发现它、认识它,并想在有限的人生中去读完它,显然是不现实的,历史上的许多研究者都是带着这种珍本难寻、望书兴叹的遗憾而告别人世的;就是到了传播途径多样化、快捷化的今天,今人要想全部接触到这些秘笈也是非常困难的。《四库全书》的策划者们,以敏锐的思维、广阔的视野,博览群书,集万为一、化繁为简,从浩瀚如海的古医籍中挑选出若干种精品来供人们研读,实为中医学的广泛传播做了一件有创意的善事。《四库全书》著录书3457部,79070卷;存目书6766部,93556卷,编成后共缮写七本,颁储于各地:存于北京紫禁城的称“文渊阁本”(1949年1月6日迁入台湾,存台北故宫),存于北京圆明园的称“文源阁本”(清咸丰年间毁于英法联军),存于奉天(今沈阳)的称“文溯阁本”(后移存北京),存于热河(今承德)的称“文津阁本”(后移存北京),存于扬州的称“文汇阁本”(毁于洪杨之乱),存于镇江的称“文宗阁本”(毁于洪杨之乱),存于杭州的称“文澜阁本”(洪杨之乱半毁,后补抄,存浙江图书馆)。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在对《四库全书》的全面整理中确定,该书收录的有关伤寒类专书共14种78卷、散在性伤寒类书籍共15种98卷,两者的总数量占《四库全书》中全部医学类书籍的四分之一强。这些著作,既尊古明礼,又包容大度,或为伤寒学说的开山之作,或为伤寒学说的立派之书,或为伤寒学说的扛鼎钜制,或为伤寒学说的稀世孤本,共同构建了伤寒学说研究中具有主体作用的代表性文库。《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以文渊阁本中的伤寒类书目为整理对象,同时参照文津阁、文溯阁本的相关内容,应该说是可靠的和稳妥的。《四库全书》所选的这类著作的取舍原则,与能见到的有关伤寒学说的全部著作相比,虽然也有缺陷,如孙思邈的《千金翼方》未能收入,使人们不能窥见其中收入的《伤寒论》的原貌;成无己的《伤寒论注释》收入的是无图本,内容不如有图本直观等,但也收人了一些《四库全书》成书前已经或濒于失传的散在性珍本,如《永乐大典》之《普济方》中有关伤寒学说研究的辑录本等,保存了明代之前有关伤寒学说研究的大批重要资料。白璧微瑕,千虑一失,从总体上评价,《四库全书》对书目的选择标准还是比较客观的,所选伤寒类书目的品味和分量基本上都是被医界认可的,对伤寒学说的传承功莫大矣!针对客观上存在的这些问题,负责此项工作的安徽中医学院的王旭光教授和江苏科技出版社的编辑们,想方设法进行弥补,把其他本子中的《注解伤寒论》的画图和《四库全书》本中未收入的序言、凡例等找来补入,作为各构成本的附录,较好地解决了历史造成的这一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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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一套三部,不仅把《四库全书》中有关伤寒类的书目进行了全面、系统、认真的梳理,集成《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而且把《四库全书》存目中的14种伤寒类医著和《续修四库全书》中的26种伤寒类医著进行了挖掘、整理,集成了《四库全书存目伤寒类医著集成》和《续修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作为对《四库全书》中相关书目的补充和扩展,既比较全面地再现了清之前《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传承的全貌,又为今人的学习提供了一部更集中、更明快的范本,使伤寒学说的发扬光大、传播普及又上了层楼,功莫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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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的哲学不同的是,中国文化不是在否定中前进的,它的连续性和渐变性特点决定了它以继承为主旨的道路。中医文献学的研究方向,从本质上应该定位为继承的。通过经典的阐释以表达思想,温故知新,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式。如果把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话作为阐释继承与创新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的准则,很显然,“信而好古”,就是处理好二者关系的前提。“好古”的实质,不是对古之实存性上的仰慕,而是出于对古今一道的领悟和文化生命连续性的契会。要相信历史、相信古人、相信古籍,因此要下大力气把古代遗留下来的财富挖掘好、研究好、继承好。对于古籍的态度,章学诚“临文必敬,论古必恕”(《文史通义》)的话值得借鉴。历史文化,总是因时而进、日新日化的,故每一时代必有其“作”。“述而不作”,是“信而好古”基础上的行为,属于孔子的谦辞或语言上的另一种表述方法。实际上,孔子是“述而又作”或“又述又作”的。他不仅强调了“作”的严肃性,而且是把“作”视为创新看待的。孔子的“述、作”精神,实质是提倡古今的贯通,所体现的就是质与文、自然与文明的连续。亦即司马迁追求的“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标(《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少卿书》)。中医文献同样存在着如何创新的问题,关键是如何解决好与继承的关系。创新的方式,可分为挖掘创新(在整理中创新)、改良创新(在继承中创新)、原始创新(在发展中创新)等多种,原始创新固然代表着创新的方向,但是非常不容易成功的,或许这正是影响中医学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按照中医文献学研究的特点,挖掘创新和改良创新应作为主要的方式,换句话说,继承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创新;同时,要在尊重中医学自身规律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探索原始创新的问题,推出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手段、新的技巧,以适应和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事业不断增高的需求。“继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应该是中医文献研究工作的基本立足点。《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正是在这条方针的指导下集古传今、亦述亦作、古为今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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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属于社会的,中医也是属于社会的。在中国,要向全民普及文化教育,同样需要普及中医教育。当前这种广袤、和谐、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也同样给中医药文化的复兴带来了良好的机遇,给中医文献研究工作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只要我们去努力、去奋发,就一定会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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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续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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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续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  1
修续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  2
修续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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