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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道教思想史 全4册 2009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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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信仰文化,道教的内容丰富多彩。故而,其研究领域也是相当宽广的。早在19世纪末,西方许多汉学家已经开始从事道教研究。到了20世纪,研究道教的学者逐步增加,并且取得了喜人的成果。日本著名学者野口铁郎与松本浩一指出:“不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而且一般人对道教的关注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热潮。特别是在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中,有一种再认识,即在探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或中国人的 的确如野口铁郎与松本浩一所看到的那样,道教研究不仅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相当为人瞩目。对于多年来国际上的道教研究成果,有许多学者曾经撰文予以总结,例如日本学者棲木直良的《日本的道教研究》、福井文雅的《欧美的道教研究》、酒井忠夫的《道教研究的动向》、法国人迈克·梭弥( Michel Soymie)所编的《道教研究文献》、多纳·奥( Donna)和夏隆·罗韦( Sharon rowe)合撰的《道教研究文献目录》等为人们了解海外道教研究情况提供了很好的资讯。从这些概要性文字可以看出,海外的道教研究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学者们不仅注重资料的收集整理,而且在道教文献的翻译与介绍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不仅解读道教教义的深刻含义,而且论述道教的基本性质、功能以及大体的历史面貌。 但是,在以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学术界却存在着一种怪现象:说到中华传统文化,聚焦点基本上就在儒家方面,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而道教文化的应有地位却得不到承认,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偏见由来已久,其发端可以追溯到唐代韩愈的儒家道统论那里。在道教与佛教都很兴盛的唐代,韩愈依照道、佛二教传法世系的祖统说,构造了个儒家的道统论来与道、佛二教相抗衡,他以维护尧、舜、禹、汤、文 由于上述偏见的影响,我国传统文化研究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论是研究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还是资金的投入、研究课题的分配等等,都很不平衡,道、佛二教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道教研究,更是相形见绌。许多人对道教抱着歧视的看法,认为它是一种愚昧落后的东西没有自己系统的理论体系,甚至还把它和世俗迷信相等同,这种看法直接影响了我国人文学科研究的导向。故而,我国在20世纪前80年的道教研究和西方某些国家相比,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以至于1968年9月在意大利的佩鲁贾召开的第一次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和1972年9月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在出席的各国众多代表中,竟然没有个是来自道教故乡的中国代表,甚至在国际上还流传着“道教发源在中国,研究中心在西方”的言论。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1983年4月,任继愈先生在福州召开的落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项目的大会上,谈到为什么要把《中国道教史》这个课题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时,曾慷慨激昂地说:“道教本来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可是,长期以来,是由我们国家提供材料,让外国人去出成果,这是国家的耻辱,民族的耻辱,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一定要痛下决心,编出自己的道教史来,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光。”任先生的这一呼吁,表明了我国在拨乱反正之后对于道教思想文化价值的新认识。 冬去春来,经过努力,在最近的二十多年中,我国的道教研究逐渐形成比较好的发展势头。一方面是在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成立了许多道教研究机构,并且逐步形成了民间社团、道教协会与道教研究机构在学术方面的合作局面;另一方面是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学者、道教组织的沟通。这一切都为中国本土的道教研究创造了发展的条件,从而显示了道教研究的活力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道教研究已经列入了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之中,从“六五规划”到“八五规划”,《中国道教史》都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这表明我国道教文化学术在经过严寒考验之后,已经焕发了勃勃生机。由于良好学术环境的逐步形成,道教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其中也包括了道教思想的研究成果在内。不过,从总体上看,有关道教思想研究的著述还是相对缺乏的。有鉴于此,从“九五规划”开始,经过专家的充分论证,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将《中国道教思想史》作为重点项目予以支持,从而可以有组织地对道教思想开展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研究。 蒙文通先生在谈到如何编写道教史的时候,曾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编写道教史绝不能脱离思想史而孤立进行,否则就将“淆混迷离”,找不到道教史的发展规律。他以道家与道教的关系为例说:“晚周以来之道家,虽不必为道教,然自魏、晋而后,老、庄诸书入道教,后之道徒莫不宗之,而为道教哲学精义之所在,又安可舍老、庄而言道教。顾道教在中国已近二千年,注老、庄者亦蜂起猬集,一如历代儒家之宗仲尼而注《五经》,其间旨义之同异不可胜究,而言道教史者每混然不分,未能表见各宗各家之面目。”他以儒教史和佛教史为喻说:“吾人读宋明学案,于周、邵、张、程、朱、陆之宗旨能见之,于陈、王、薛、胡之异同能言之;治先秦诸子者,于墨、孟、苟、韩亦然;治中国佛学者,于三论、瑜伽、天台、华严净土、禅宗、密宗,亦贵于能分析其异同而批判其得失;若辨淄渑,若判黑 顾名思义,“中国道教思想史”当然是要从“思想”的特定角度对道教发生与发展过程进行历史的梳理与论述。因此,我们有必要陈述一下命题的内涵。在中国,“思想”的辞源由来甚早。最初,以单字的形式出现,叫做“思”,或“想”。《论语·为政》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荀子·劝学》称:“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这里所谓思”乃作动词用,表示思考或想问题。后来,“思”与“想”连称,而有“思想”一词。《三国志·蜀书·许靖传》注引《魏略》王朗与文休书 《中国道教思想史》凡例： 一、本书凡引先秦诸子百家古籍,其出处仅注书名与篇名,如《论语·述而》、《尚书·洪范》。凡引两汉以来文集,若其书名中已经出现作者名者则其前不再加注作者名。 二、本书使用的《道藏》系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版本,个别引文根据《四库全书》参校。《藏外道书》系巴蜀书社1994年影印本。《四库全书》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本。佛教《大正新修大藏经》系台湾“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影印版,引用时简称为《大正藏》。此数部大丛书在第一次引用时详细注明版本信息,从第二次引用开始则只注明丛书名以及册数、页码。 第三、凡引述古本影印书,先列作者、书名、卷数,再列丛书册数及页码;若其古本书名已经在行文中出现,则仅注其丛书册数、页码。 四、本书所引《二十五史》,均略其作者名,仅注书名、卷数及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册数、页码。其余古籍,凡作者可考者则注明之。 五、本书凡引当今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在引用时一律注明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与册数或卷数、页码;凡出版社名称包含地名者不再另外注地名。 六、地方志依学术界惯例,直接在其前冠以刊刻年代,如“嘉庆《惠安县志》”等。家谱、族谱,凡地域可考者,乃冠其前,如“庐峰《蔡氏族谱》”,其刊刻年代刊刻者则列之于后,如“顺昌《谢氏宗谱·霞标公轮流收办祭簿记》,道光三十年撰” 七、本书之行文,凡涉及年号等传统干支纪年,在其后加上公元年作为说明,如“太和丁未”(227年);若属于公元前者,则在其前加上“前字,如汉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至于人物生卒年,一般也在其人名之后加括号说明之,括号内的阿拉伯数字即是其出生或者去世之年。 免责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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