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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 全4册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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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套装四册）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作者是黄征。 《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全4册）2004年，在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神德寺塔一个藏经洞，新出土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据考证，可能是唐五代宋初的写经、刻经和版画精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
《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收录全部图片，二是录文及其校勘整理，三是相关的研究资讯和索引。本书属“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彩色影印，首次公布。
 序 言
2009年12月28至29日，我應陝西省銅川市文物旅遊局和市政府研究室的邀請，帶領部分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前往銅川市進行為期兩天的學術考察，這期間考察了隋代的神德寺遺址和現存的神德寺塔，並在銅川市耀州區博物館親眼查看了隋代神德寺的佛舍利與碑銘等佛教文物以及現今神德寺塔中發現的佛經圖片。其後，我主持的一個由銅川市委託的橫向項目，對銅川市照金香山旅遊區的佛教文化資源進行了系統全面的研究，其中包括神德寺的佛教文化。記得我在和銅川市陳俊副市長商談這個項目的進展時，陳市長對大香山寺和神德寺均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同時希望我們能夠圍繞具有廣泛民眾性影響的資源展開研究。後來，我們課題組完成了一個綜合性的調研報告，主要關注的是大香山寺的民間觀音信仰和神德寺的舍利崇拜，而神德寺塔所發現的佛教藏經在當時並未納入研究的範圍。但根據耀州區博物館人員的介紹以及我們的初步觀察，我們知道這是一批新發現的極為珍貴的古代佛教文獻。我們課題組的王雪梅博士對此興致極高，並多次表達了希望對這批經捲進行整理和深入研究的願望，經過與耀州方面的多次溝通，最後由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兼職教授、南京師範大學教授黃征先生和王雪梅博士共同承擔這一光榮的研究任務。
神德寺在歷史上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變遷過程。據耀州區博物館的幾位工作人員告訴我們，1969年4月，在銅川市耀州區照金鎮的寺坪村，出土了隋代仁壽年間隋文帝賜贈神德寺的佛舍利及其石函等系列文物，從而發現了神德寺的最早位置。如今這裏早已沒有任何寺院建築的蹤跡，遺址上僅留下一些殘破的石刻和隋唐時代的瓦礫，我當時還撿回一塊唐磚，留作紀念。據《耀州志》記載：“仁壽四年四月，大德法師沙門僧暉奉敕於神德寺安放舍利，建造靈塔。”《續高僧傳》卷二十四《釋靜琳傳》也記載：“仁壽四年，下敕送舍利于華原石門山之神德寺。”可見，當時的神德寺的確是隋代安奉舍利的重要寺院。如今寺坪村周圍還有寺坡、寺溝等村落，均與當時的神德寺有關。
到了唐代，神德寺轉移到耀州城北的步壽原下。至於為何轉移，沒有留下任何歷史文獻說明。估計是原來神德寺所在的石門山位置偏遠，交通不便，加之隋代的仁壽舍利也失去了昔日的神聖地位，所以神德寺便遷到耀州城附近。而步壽原這個地方在漢代的時候曾經建有宣帝的步壽宮，可見是一個景致與底蘊均佳的福地。據南宋陳思《寶刻叢編》卷十記載：“唐神德寺碑，八分書，不著書撰人名氏。神德寺，故後魏之會同寺也。唐垂拱三年（687）有司奏自華原之石門山徙於祋栩城北魏龍華寺故基而立之。碑以開元八年（720）立。”可見，隋代的神德寺原是北魏時代的會同寺。唐代開元八年，神德寺碑遷移到北魏時代龍華寺的故址，從此龍華寺就變成了新的神德寺，而原來的神德寺則逐漸廢棄，連同昔日的地宮和舍利一同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這一變遷還可以從明代喬世寧的《耀州志·地理志》中得到證實，該書記載：“大像閣在步壽原南崖下，元魏時龍華寺也。隋仁壽中建閣覆彌勒像，高二十餘仞，故名焉。唐改神德寺。宋時人遊覽最盛，有富鄭公登閣詩石刻，宣和時兵火，閣廢。金承安中再建，更寺額曰明德。今閣與像久廢，寺改書院，獨故塔存。”總之，從唐代以後，神德寺就一直矗立在耀州城北的步壽原下，並在明代的時候曾一度改名明德寺。
明代以後，這裏還曾成為當地的教育中心。據清陳仕林《耀州志·學校》記載，明嘉靖二年（1523），知州趙時在原明德寺舊址驅逐僧尼，成立文正書院，因宋代名相范仲淹（字文正）曾擔任耀州知州，故以“文正”命名。嘉靖十八年（1539）刻立“皇明科第題名碑”，鑲嵌於塔上。但是自嘉靖二十八年（1549）之後，書院逐漸荒廢。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知州侯鈺將文正書院遷建于原布政使司舊址——即今西街小學，而神德寺也由此衰敗。
神德寺留給後人最顯著的遺物就是一座高達35米的佛塔。該塔為仿木樓閣式磚塔，底圍25.04米，內徑2.9米，八面八棱九級，斗拱挑角，密檐環圍，雕刻精美，結構緊湊，氣勢雄渾。塔正門面東，高兩米，寬1.26米，青石門楣上線刻一佛二菩薩，門框南北兩面分別線刻持弓箭和寶劍天王。第四層正南、正北，第三、五層正東、正西各設有一面拱券窗洞。1956年8月6日被公佈為陝西省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5月25日被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4年9月24日維修塔身時，在南面第四層的拱券窗洞中發現了一批當時認為是“金元時期”的佛教經卷。遺憾的是，這批新出土的文獻自發現以來一直藏於當地博物館而不為外界所知，既沒有修繕保護，也從未編目整理，學術界的研究利用更是無從談起。
自2009年底至今，黃征教授和王雪梅博士花了近兩年時間對陝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獻進行了全面的考察與整理，揭示了這批出土佛經具有極為珍貴的文物與學術價值。現在學界能夠確證為北宋以前的刻本佛經，不過十件上下，而神德寺塔出土文獻就有40多個卷號為刻本，雖然有的殘缺但也彌足珍貴，寫本中更有長達十米的抄寫精良之作。他們親手打開了全部文獻，對所有文獻都拍攝了精美的圖片，並對文獻逐一編號，現已編定306個卷號，足見數量之大。他們還編制了經名索引、印刷品索引、繪畫索引、避諱字索引、俗字索引、古今字索引、簡體字索引等，可謂全面而精細。與此同時，他們還根據有明確紀年的兩件文獻以及名諱制度等，確定這批文獻的時代為唐五代宋初，可見其時代之早，比當初認為的“金元時期”大大提前了。在整理編目的同時，他們還進行了一些研究工作，而且部分論文已經發表，如《陝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物考察》（在2010年8月“饒宗頤先生95華誕暨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上宣讀）、《陝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獻Y0237-3<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卷下>校錄考訂》（在2011年11月“大興善寺與唐密文化學術研討會”宣讀）、《陝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獻Y0004〈佛說隨願往生經〉校錄整理》（在2011年10月“第九屆吳越佛教研討會”提交並宣讀）、《陝西神德寺塔藏經洞出土文獻Y0001〈金光明經〉卷第二為唐人寫經考》（《中華文史論叢》2011年第2期）。如今，他們將這些整理研究成果彙聚成這部煌煌巨著，並有幸納入國家“十二五”出版計畫之列，將於2012年4月在鳳凰出版社出版。這既是他們智慧與汗水的凝結，也是中國佛教文化又一重要財富的首次公開呈現，必將在文化界引起轟動。
王雪梅副教授從2007年開始跟隨我學習佛教史，2010年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她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閱讀了大量書籍，在理論思維能力迅速提升的同時，也養成了考索原始文獻的習慣，逐漸形成對古代佛教文獻進行整理研究的興趣。她天資聰慧，做事嚴謹認真，為人善良厚道，心地純淨寬廣，尤其是吃苦耐勞，勤奮上進，助人為樂，善解人意，這些美麗的性情既支撐著她的人生之路與生命品質，也成為我精神世界裏足以享用一生的欣慰。如今，因緣和合，陝西神德寺塔賜給她第一個文獻整理的機會，她的欣喜我最能理解，她為此付出的辛勞我也完全可以想像。
我與黃征教授的因緣始於2009年。那一年，我作為西安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率領十多位博士和碩士研究生，與韓金科副主任一起，承擔了首屆長安佛教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最為重要的學術組織工作。黃征教授應邀光臨了那次會議，我有幸在會前認真拜讀了他的文章，為其在佛教文獻研究方面的慧眼與精湛的手法而感到歡喜讚歎。幾個月後，即2010年5月，又因為銅川市耀州區這批藏經的因緣，我們請黃征教授再次光臨西安，考察、整理這批經卷。黃教授不辭辛勞，以其多年的文獻研究經驗與卓越的學識，對這批文獻的價值做出了很高的評價。我們交談甚歡，黃教授廣博的興趣和儒雅的氣質使孤寂的學術工作呈現出一種難得的恬淡與安詳。作為一位典型的江南才子，他的這種工作風格與人生境界給我帶來了不小的感慨。去年，我們榮幸地聘請他作為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的兼職教授，從此我們的因緣也翻開新的一頁。如今，黃教授又與我們開始了新的合作，對陝西洋縣保存的明代藏經進行整理研究，他的人品與學品再次得以彰顯，這已經成為足以影響我們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的重要精神資源。
黃征和王雪梅兩位學者的《陝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獻》既是與陝西佛教文獻的第一次結緣，也是他們友好合作的第一個重大成果。他們深知陝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珍貴及其在佛教文獻與佛教思想研究方面的重要意義，同時他們也對這批文獻產生了深厚的感情，相信在《陝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獻》出版之後，他們還會繼續對這批出土文獻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首先，神德寺塔出土文獻是一批嶄新的從未研究的古籍，其中的諸多歷史謎團急需揭開。例如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中只有兩個有明確紀年，可見還需要對這批文獻的具體年代作進一步考訂；這批文獻破損嚴重，還需要對名稱缺失的殘片做定名、考釋研究。其次，無論是從文獻內容、書法藝術、雕版印刷還是漢字流變，神德寺塔出土文獻都是很好的研究素材，其中很多佛經不僅可以提供歷代大藏經未收錄的所謂“疑偽經”的研究，也可以為校勘歷代大藏經提供較早的版本。第三，還可與其他相關文獻古籍諸如敦煌文獻進行比較研究。第四，利用神德寺塔出土的這批文獻，還可促進地域宗教文化的研究，為研究中古社會佛教的信仰形態提供新材料和新視角等。總之，對陝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獻展開進一步的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我期待著他們未來新成果的早日完成，也歡迎學術界有興趣者充分利用這批出土文獻，開展各具特色的研究，不斷挖掘和彰顯這批珍貴文獻的價值。
  一、 西神德寺塔藏 洞的意外
西神德寺塔藏經洞的發現純屬一個意外。歷史上有太多的發現都出自意外，似乎沒有意外就沒有發現。據說牛頓由於樹上掉下來的蘋果砸到了腦袋而意外發現了萬有引力，哥倫布尋找印度和中國而意外發現了美洲新大陸。也許這些都是傳說。可是王道士發現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確實是個意外，斯坦因發現古長城烽燧垃圾堆漢簡也是意外，陝西臨潼縣楊新滿等農民在田裏發現秦兵馬俑也是意外。意外造就傳奇，意外引發創新，意外讓我們活得有新意。
根據陝西省銅川市耀州區博物館的館長、副館長和工作人員的口述，和我們對神德寺塔周邊居民的調查詢問，我們確信陝西神德寺塔藏經洞的發現就是一個意外。由於耀州區的神德寺塔多年失修，塔磚風化破損嚴重，銅川市耀州區政府撥款對神德寺塔塔身進行了全面修繕。2004年9月24日，當時負責修繕神德寺塔的工匠宋政權在修補第四層塔身南邊的破損拱券時，看見拱圈內塵土很多，於是拿鏟鍬剷除洞內堆積的“塵土”往塔下拋撒。宋政權怎麼也沒想到，他的這一鏟，使得一些積土中的經卷散落披掛在塔周的腳手架上，從第四層塔一直垂掛到地面，長達十多米，於是被他意外發現。宋政權師傅回頭發現了披掛在腳手架上的經卷之後，非常吃驚，於是在第一時間就報告給監管工地的銅川市耀州區博物館領導，館長孫兆君立即前往神德寺塔修繕工地，將經卷一一收起，裝進一個蛇皮袋背回了博物 。博物 的文物保管員左小琴聽說發現經卷之後，也隨即前往塔下察看，發現地上還有許多碎片，於是她又撿起了不少。由於當時下著小雨，地面灰土堆積，還有不少巴掌大的碎片就沒有來得及收取，以後就混入碎磚亂瓦成了垃圾被推下到塔坡下的菜地裏了。在此之後，博物 的領導和工作人員又爬上腳手架查看了“藏經洞”，並且也察看了塔身的另外幾個拱圈，都沒有再發現新的文物。根據博物館的領導和工作人員的回憶，當時他們在發現經卷之後馬上就到了現場，因而經卷沒有被別人拿走過，現在保存在博物館的就是經卷的全部。關於這一點，我們後來到神德寺塔做實地考察和對周邊居民口頭詢問時證實基本情況一致。
神德寺塔發現經卷之後，耀州區博物館主管業務的王建域副館長曾經接受了記者採訪，報導了該消息。現將該報導全文轉載如下：
“耀縣宋塔”驚現手抄佛教經卷
2004年10月10日 西安新聞網-西安晚報
本報銅川訊（記者張海鵬通訊員高開慶）近日，銅川耀州區文物部門在對一座宋代古塔進行搶救維修時，在塔身發現一批手抄佛教經卷及彩繪畫卷。
這座古塔位於耀州城區北端塔坡。據省文物部門鑒定為宋代建築，稱之為“耀縣宋塔”。該塔為密簷式結構，八角九層，高35米，塔身中空，原有木梯可盤旋登上，現木質構件已毀，整個塔身外部為磚雕、斗拱，飛椽雕刻精美。1956年8月被省政府確定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據耀州區博物館副館長王建域介紹，經省文物局批准，近日耀州區對該塔進行搶救維修。匠工修補第四層塔身南邊的拱券窗時，在窗內的磚地上意外發現了大量古代文字經卷。經博物館工作人員初步清理，可以辨別的經卷有30多卷。其中，手寫體紙本經卷10餘卷，彩繪本畫卷2種，絹本畫卷1種及部分經卷殘片。由於經卷長期露天堆放，沒有任何保護措施，大多數經卷已腐蝕、殘破。據銅川市文物局專業人員初步鑒定，經卷種類較雜，從書法特徵分析，應為元、明時期的作品，從打開的《金光明經卷之二》觀察，該卷縱高26釐米，橫長283釐米，為黑色小楷寫經，卷首殘破，紙質泛黃，字跡清晰，無落款，無書寫者署名及年月。目前該批經卷已由耀州區文體事業局暫存，具體情況尚待專家做進一步鑒定。
從報導的時間來看，自發現到媒體報導才15天，應該是很及時的。與此同時，網上轉載，一時成為新聞熱點。
二、 西神德寺塔藏 洞的二次
然而，在新聞媒體鋪天蓋地一陣報導之後，並沒有什麼人來深究，直到2006年王建域副館長親自撰稿發表署名文章《耀州區神德寺塔發現的經卷》，刊登在《銅川日報》2006年8月15日第三版上，指出“與唐宋寫經體有相近之處”，也沒有引起專家學者的關注，更不用說編號整理了。
事情直到五年後的2009年12月28日，才忽然有了轉機。這天下午，時為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在職博士生、西華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王雪梅一行人在其導師李利安教授帶領下，前往耀州區博物館等處參觀考察神德寺遺址，瞻禮舍利子，發現該館藏品有很高的研究價值，特別是那天王建域副館長介紹的在神德寺塔發現的經卷。王雪梅當時向王館長請教了幾個小問題，瞭解了大概情況，回西安後通過網路把消息告訴了我。因為我剛剛在此之前出席了10月27-30日在西安隆重召開的 “首屆長安佛教學術研討會”，會上王雪梅既是專家代表也是會務人員，而我提交的《敦煌願文研究》則是純文獻研究論文，我們在一個組研討，所以她認為我是“一位專門研究古代寫本文獻的專家”，把消息告訴我看我如何評價。我當即回答說，這些經卷肯定有很大的學術研究價值，希望能夠有機會去參與整理研究。為了更好地判斷出土經卷的性質與時代，我請她發個圖片過來看看。果然，她發來一張自己用相機穿過玻璃櫥窗拍到的經卷照片。根據這張照片，我初步確定為唐五代宋初的寫本。為了準確判斷，我又請她直接從王館長處獲得了一張清晰照片。我在看了經卷照片之後，馬上確認是唐五代宋初的寫本，因為與敦煌寫經看上去幾乎一模一樣。我回答說：“看到經卷照片了，很精彩。跟敦煌卷子一樣。如果塔是宋代建造的，那麼這些經卷的時間下限可能就是宋代，再後面的就不會有。”因為我相信這些經卷就是造塔時放進去的。這張照片就是後來我們整理編號的Y0001號《金光明經》卷第二的一段，該卷是當時唯一整卷展開的神德寺塔出土文獻。
此後，我請王雪梅向王館長瞭解更多情況，包括：1.經卷數量：一共包括多少件，多寬，加起來總長度有多少；2.經卷形式：這些經卷都是寫本，還是說也有刻本，如有的話，刻本多少，寫本有多少；3.紙張形式：拼接的每張紙高度和寬度，每張紙抄寫多少行，每行多少字；4.經卷內容：都是佛經？除了已經看到的《金光明經》之類的，是否還有完整題名的經卷？有沒有非佛經的，例如發願文之類？等等。過了一些天，王館長回答了問題，不過比較籠統，說“有十幾捆”，當時民工拿鐵鍬往塔下扔的時候，經卷殘片掛的滿腳手架都是，他還為此專門攀爬到第四層去看了看。但是收集回來的經卷確實太多，無法一一打開。有些殘破的就剩下了一個木軸，有些的木軸也已不存，粘結在一起。之後，他們隨即請陝西省文物局文物鑒定組進行了鑒定，他們的回復是“金元時期作品”，也順便對其價值做了肯定，說是陝西關中地區第二次出土。關於這批經卷的出土，王館長個人認為的確是一個重大的、極有價值的發現，但是由於經費問題和人力缺乏，這些經卷又損壞嚴重，他們不便於進一步地探究它的數量、種類。因為每一次的察看都是對它巨大的破壞。因此他們對於這些經卷的具體數量和種類不甚了了，當然也無法詳盡地回答我們提出的關於尺寸、內容、體例等問題。他認為，這些寫經，相比之下《金光明經》的確是寫經中的精品，從打開的幾幅可見一些殘破的粉彩畫，也有一些刻本印刷，隱約可見樓閣等建築。
有了這樣的描述之後，我的研究興趣忽然大增。難道真的還有“十幾捆”的唐五代宋初經卷擺著沒有人整理？莫非真的又發現了一個“藏經洞”？浮想翩翩，不禁要馬上去親眼看看。我們很快向博物館方面提出了合作整理與出版的建議。我們提出自己出資以及爭取一些支持，儘快地將這些寫卷編號整理。如果寫卷豐富，我們可以合作署名研究出版等。如果能夠這樣做全面的學術研究，就可以使深藏庫中的這些殘卷得到充分的利用，並充分展示其自身的價值。我 很快得到了肯定的答復。
2010年4月13日，當我結束了將近一周的學校統戰部組織的河北、山西、陝西三省考察之後，就順便來到了西安。這次西北之行，也是浙江大學召開敦煌學研討會之際，我放棄了學術研討會，特意參加了西北文化考察活動。銅川市耀州區，以前是耀縣，由於緊挨漢唐首都，所以歷史上很著名。我們從西安乘坐了長途汽車，行程70公里，在當天中午就到達了耀州區，很快找到了耀州區博物館，與館長孫兆君、書記張軍民、副館長王建域等人見面，看了全部神德寺塔出土文獻，拍了許多照片，並且達成了共同整理出版的意向。這批經卷用舊報紙一個一個卷著，然後包成一大包一大包，真的有如先前的描述“十幾捆”那麼多。不過經卷大多都泥水粘結，無法自然打開，往往解開一個頭，就揭不下去了。所以我們當時也就只能看看外觀，憑著感覺，判斷這批出土文獻就是唐五代宋初的文物。
這一次耀州之行，我們還一起考察了神德寺塔，考察了藥王山摩崖石刻和碑林，還有西安的青龍寺、大慈恩寺等，試圖對當地文化的聯繫找出點有用的信息。4月18日，我坐上火車返回南京，一路上都在琢磨如何整理這批文獻。回到南京之後，我就真的一件一件細心準備起我的整套設備來。我的設備有：單反索尼相機，加長焦鏡頭，是我兒子拍攝油畫風景資料專門購置的，適合專業拍攝，尤其是可以遠距離拍攝高高在上的神德寺塔藏經洞；古代婦女使用的銀簪子三枚，購自南京藝術學院後街的古玩市場，磨尖磨扁之後特別適合挑開粘結的經卷；藍色背景布6條，將用作鋪墊，確保展開經卷時能夠安全清潔，拍照時背景一致；塑膠透明文件夾片兩大盒共400個，準備插入被我們打開、編號的經卷碎片；不乾膠標籤500個，準備一個經卷碎片一個編號；染黃蔡倫紙一封，準備鋪墊經卷或修補經卷用；噴壺一把，準備在打開經卷時使用。
2010年5月6日傍晚，我們再次到達耀州區博物館。次日早晨，我們再次考察神德寺塔，我用長焦距鏡頭拍下了神德寺塔藏經洞的精細照片，看到了洞口的封堵痕跡。根據我們的兩次實地調查和考察，這批經卷、繪畫當時是堆放在已經兩頭打通的拱券窗內磚地上，塵埃、鳥糞覆蓋，已有上千年的歷史。在根據神德寺塔的其他拱券至今仍有兩頭封堵的情況來判斷，這個拱券門洞原先也應該是兩頭封堵的，不知何時可能由於古塔修繕或自然風化造成兩頭通透，從而使得“藏經洞”外露，並且終於在一千多年後的2004年9月24日上午被修塔工人宋政權發現。因此，這個秘藏經卷、繪畫的古塔拱券門洞，完全可以說是一個藏經洞，是繼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之後的又一個被意外發現的藏經洞，我們把它叫做“神德寺塔藏經洞”，或可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作些比較研究。
神德寺塔，位於今西安市以北大約七十公里遠的銅川市耀州區老城區，矗立在著名的塔坡史前遺址上。此地早在西漢景帝二年（西元前155年）始設縣治，初名“祋祤（duì y 常 ”[1]；魏改“宜州”，隋改“華原”；唐復“宜州”，後又復“華原”；唐哀帝天祐三年李茂貞據鳳翔，始改“華原” “耀州”[2]，直至清末；民國時改稱“耀縣”。耀州地理位置特殊，古有“關輔襟喉”、“北山鎖鑰”之譽，亦 兵家必爭之地。耀州城地處漆水河與沮水河交匯之處，四面環山，背靠步壽原，神德寺塔就坐落在城北步壽原南緣的塔坡中部[3]。
神德寺塔（舊名耀縣塔，亦名宋塔）是耀州城最古老的建築實物。據明代喬世寧的《耀州志·地理志》記載：“大像閣在步壽原南崖下，元魏時龍華寺也。隋仁壽中建閣覆彌勒像，高二十餘仞，故名焉。唐改神德寺。宋時人遊覽最盛，有富鄭公登閣詩石刻，宣和時兵火，閣廢。金承安中再建，更寺額曰‘明德’。今閣與像久廢，寺改書院，獨故塔存。”[4]該塔建造年代無明確記載，據陝西省文物部門鑑定 懰未 建築風格，1956年陝西省政府公佈 戧 西省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國務院公佈 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不過根據實地考察，我們認 懮竦 寺塔也可能是唐塔。[5]之所以會被當地文物部門定 “宋塔”，是由於早年文物普查的時候對於一批難以定年的古塔都籠統命名 “宋塔”，不足 憮 。
5月7日上午9時許，在考察完神德寺塔之後，我們與耀州區博物館的三位領導再次見面，商談合作細節，並且簽訂了協議書。協議書簽訂之後，我們當即進入了博物館的整理室，開始逐件打開經卷並給予編號和簡單修復處理，例如除塵、壓平、粘接之類。就這樣，我們的神德寺塔出土文獻整理研究合作正式開始了。如果說宋政權發現了神德寺塔藏經洞，那麼我們兩個人是神德寺塔藏經洞的再次發現者，而且我們的再次發現更有意義。這就跟我在南京棲霞山石窟飛天被媒體報導之後再對其進行考察、確認和研究一樣，二次發現的意義或更突出。
三、神德寺塔藏 洞与莫高窟藏 洞、
雷峰塔藏 洞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人的藏經洞，目前所知最著名的當屬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經洞，容積大小約三個立方米。這個藏經洞也可以說是目前所存最大的藏經洞了。與此相反，肯定是世上最小的藏經洞，杭州雷峰塔藏經洞——在一塊塊塔磚的最小側面鑽挖約8釐米深的圓洞，洞內只藏一卷印製精美的佛經，可謂匠心獨具，令人讚歎。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杭州雷峰塔藏經洞有得一拼的是耀縣神德寺塔藏經洞，它是利用塔身第四層南邊通風採光的拱圈門洞封堵而成的。當我們第一次見到耀州區博物館的人員時，我幾次詢問拱圈門洞是封堵的還是通徹的，他們都說是兩頭通的。兩頭通，這是他們看見時的情形。可是，我的問題馬上就來了：如果是兩頭通，拱圈門洞擺放的經卷怎麼能擺放得住？就不說擺放1000年吧，放一年也不大可能，放一個月都危險。因為這個拱圈門洞不是在月球上的，沒有風沒有雨可以紋絲不動，而是高高建在大西北黃土高坡上，一年到頭風馳沙暴，沒有什麼東西能夠穩穩當當擺放其中，何況是輕飄飄的經卷呢？這批經卷、繪畫等文物，縱然是各自成軸，其自身的重量肯定無法久留在一個風洞中。不僅如此，神德寺塔在民國之前，從內部可由旋轉梯磴攀爬到上端，如果第四層拱圈一直敞開通徹，其內存放經卷、繪畫等文物，必定早就被人發覺取走。有鑒於此，我們認為神德寺塔藏經洞早先一定是兩頭封堵的，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藏經洞。雖然“藏經洞”的名稱，現在往往特指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經洞，但其實藏經洞各地都有所發現，算不上是個專名。況且，從“洞”的形制上來看，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經洞其實不是一個“洞”，而是第十六窟的一間耳室，就是進入第十六窟的甬道旁挖制的一個小房間，原無編號，後來補編為第十七窟，所以莫高窟藏經洞本質上是“藏經室”。雷峰塔藏經洞雖然確實是個“洞”，但是嚴格說那只是個“孔”，本質上是“藏經孔”。而神德寺塔藏經洞，它是一個兩頭堵的拱圈門洞，是名副其實的“洞”——我們總不能叫做“門”吧？“門”是兩頭通的，這個可是兩頭堵的。
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經洞
陝西神德寺塔藏經洞
杭州雷峰塔藏經洞
由於神德寺塔藏經洞的形制，人們在發現經卷之時就已兩頭通，所以所發現經卷之類一度被認為是古人的“廢棄物”。如果是這樣，經卷之類文物的性質就很不一樣，不管我們看來是否有價值，當初被“廢棄”就是目的不明的行為。然而，隨著我們的實地考察和深入探究，我們很快搞清楚這個神德寺塔藏經洞其實多年來都是兩頭堵的，直到民國之後[6] 近些年才因自然風化或被鳥雀、野蜂鑽穴築巢而磚損門破。為了更好地瞭解神德寺塔藏經洞的細節情況，我們一起來看看照片：
在這張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拱圈口半塊磚深度的地方留有舊的磚封痕跡，痕跡的寬度恰好是一塊磚頭的厚度。這個磚砌痕跡說明拱圈門洞曾經是封堵的。
這張照片顯示的是與藏經洞相鄰的拱圈門洞內部，我們看到裏邊的那一頭是磚砌封死的。原來，塔的拱圈門洞，雖然每一層都有對稱的兩個，但是通風採光每層只要保留一個就夠了，所以塔身的諸多拱圈門洞，最初可能就有一半是兩頭堵的。只是這些被封堵的拱圈門洞，封堵的磚面並非與外牆齊平，而是縮進半磚，給遠處的觀眾看到的仍然是一個拱圈形狀，好像並未封堵的樣子。我們不僅看到裏邊磚砌封死，而且外口曾經被封堵的痕跡也十分明顯。我們不知道這個曾經兩頭堵的門洞內是否也曾藏過經。
這張照片顯示的也是與藏經洞相鄰的另一個拱圈門洞，我們看到裏邊的那一頭是磚砌封死的，而且在那磚壁上還有野蜂建築的一個巨大蜂巢，門洞外口封堵痕跡十分清晰。
這張照片顯示的是神德寺塔內部結構，有一根鋼筋避雷針線通達之處就是藏經洞，而其下一層顯然是封堵住的，一點也不透光。
這張照片顯示的是藏經洞向下隔層的拱圈門洞，洞上鑲嵌了一塊石碑，石碑首題“皇明科第題名”，然後是一批明代及第進士的姓名，可見是明代的人在古塔上補嵌的石碑。
這張照片顯示的是神德寺塔底層拱圈門洞內部情景，我們實測了拱圈的深度、高度和磚塊尺寸。雖然藏經洞的尺寸我們現在無法上去測量，但是通過底層資料由於是磚的尺寸資料來推測藏經洞大小，也是很好的方法。根據曾經進入藏經洞的塔下居民口述，藏經洞內他何以伸腳躺下，可見頗深。根據我們的估算，神德寺塔藏經洞的容積至少有1.5立方米。
在我們推斷了神德寺塔藏經洞的閟藏之後，我們同時在網上查閱到毗鄰的富縣也有相同的磚塔，而且根據照片分析認為也具有相同的拱圈門洞，也完全可能閟藏著經卷。果然，近日又查閱到消息，陝西富縣的開元寺塔在2009年修繕時發現了兩個保存完好的經卷。這條消息的完整報導如下：
富 鼐侔 “ 元寺塔宋代藏 ”文物展
http://www.wenwu.gov.cn/contents/511/18638.html
布日期：2011-06-10
今年六月十一日，是我國第六個文化遺產日，為了紀念文化遺產日，宣傳富縣悠久的歷史文化，富縣文物旅遊局於6月10日到6月11日，在富縣鄜州博物館舉辦了“開元寺塔宋代 i經”臨時展。富縣文體廣電局局長任宏江和文物旅遊局局長為展覽開展剪綵。
“開元寺塔宋代 i經”是2009年6月開元寺塔體維修過程中在塔體五層的塔龕中發現的宋代經卷，經卷全長1910釐米，寬27.8釐米，折疊成頁共137頁。據記載，該經卷屬於佛教陀羅經，為宋代紹興元年開元寺塔維修時藏在塔龕中的。它的發現，對研究古代佛教文化和書法藝術具有重要意義，填補了富縣館藏文物中宗教紙質文物的空白。本次展覽，對宣傳歷史文化，弘揚中華文明，具有積極的作用。（富縣鄜州博物館）
相同內容的報導，此後還有幾家媒體，此不贅述。不過來自富縣政府的官網報導《富縣舉辦“開元寺塔宋代藏經”文物展》（6月13日，http://www.yanan.gov.cn/ structure/xwzx/qxdt/zw_40745_1.htm），加了兩張彩照：
從照片可以看出，經卷保存得非常完好，沒有受到蟲鳥雨水和塵土的嚴重損害。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紙張與眾不同，而是因為經卷曾經長期被閟藏在磚塔拱圈門洞內，而封堵拱圈門洞的磚沒有像神德寺塔藏經洞那樣早受損塌落，因而蟲鳥雨水和塵土侵入拱圈藏經洞的時間要晚，造成的損失也就小一點。我們在獲得媒體報導的消息之後，打電話聯繫上了富縣旅遊文物局陳蘭局長，向她瞭解了一些細節。根據陳局長的陳述，拱圈門洞發現經卷的時候，門洞已經破損塌落，但是門洞中有個巨大的馬蜂窩，經卷就在馬蜂窩下，因此經卷仍處於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展出的只是兩件經卷中的一件，由於太長，分為兩段陳列。另一件品相要差一些。陳局長還發兩張局部圖給我們，其中一張有年款。陳局長認為年款中“紹興”二字下沒有“某年”，應該是“元年”的省略，我們認為這是正確的解釋。我們細心釋讀了年款：“紹興捌月十二日陶軻寫此《真言》。”補足了就是：“紹興元年捌月十二日陶軻寫此《真言》。”陝西多塔，神德寺塔出土文獻有北宋初年開寶九年款、雍熙二年款，而富縣開元寺塔出土文獻有紹興年款，二者都出自塔身中段相同的拱圈門洞內，可見這一時期人們習慣于在此藏經，而不是把這樣隱秘的地方作為垃圾場。
陝西富縣開元寺塔出土南宋紹興元年捌月十二日陶軻寫經中段
陝西富縣開元寺塔出土南宋紹興捌月十二日陶軻寫經尾題
我們再看富縣開元寺塔的照片：
照片清晰地顯示，磚塔的拱圈，每隔一層就有一個被封堵著，而這被封堵的拱圈門洞就都可能是個絕妙的藏經洞。根據資料介紹，富縣的 元寺塔亦名西山塔，建于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740-741），位於富縣城西西山（亦名龜山）半山坡上，為四角十一級（原十三級，年久塌落兩級）樓閣式磚塔，通高41.8米。塔底層邊長8.14米，高7.13米，由13層磚疊澀出簷，平枋上有兩朵一斗三升仿木結構斗拱，斗拱上的簷坊用菱形圖案的磚雕砌築。塔門向東，面闊1.46米，高2.75米。塔體中空，原有木扶梯與木樓板攀登，現已無存。塔2層以上均四面築有券門。第4層正東塔門兩側，各有一直棱假窗。塔 已毀，形制不詳。1992年4月20日，由陝西省人民政府公佈為第三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因此，開元寺塔是唐塔，而不是宋塔，報導稱“據記載，該經卷屬於佛教陀羅經，為宋代紹興元年開元寺塔維修時藏在塔龕中的”（陳蘭局長介紹有“紹興”某月題款），“陀羅經”應是《 u羅尼經》，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中有《佛頂尊勝 u羅尼經》、《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 u羅尼經》、《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 u羅尼神咒經》等，究竟是哪一部經，有待於直接根據經卷文字來考證。經卷全長1910釐米，寬27.8釐米，也就是說每一個平均長度是9-10米，比神德寺塔所出最長的經卷還略長，說明兩端應該完整無損，應有木軸裝裱。至於說“折疊成頁共137頁”，就有點不妥，因為這顯然是卷軸，不是冊頁，也不是摺本，古人是從一頭捲到另一頭，無法用“頁”來計數的。也許博物館在收存之時，沒有按照原來的卷軸形式捲曲，而是改成了折疊的形式擺放。
四、 西神德寺塔出土文 椎拇蚩
對於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打開，我們都是慎之又慎，儘量不造成新的損失。由於神德寺塔出土文獻在藏經洞中已越千年，特別是後來洞門被鳥蟲風雨破壞，沙塵、雨水、鳥糞粘結在一起，使得有些經卷半邊酥 睿 難以展開，給修復整理工作帶來極大困難。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所以博物館收藏之後，只打開了一個保存很完好輕而易舉就打開的經卷（現編為Y0001號），別的當時就只掰開開頭的一點點看了個大概。
如果是作為文物保存，這批經卷本來也許可以不必一一打開，那樣雖然看上去是一團泥巴卻也不會有什麼損失。可是，如果我們不僅把他們當作文物看待，而且還要把它們當作文獻看待，要拍攝卷內的文字內容，要全文抄錄出來，那就不得不全部一一打開。我們事先作了全套程式所用工具的準備，購置了挑開經卷的銀簪子，敲松泥塊的棕把，清除塵土的豬鬃漆刷，鋪墊經卷的背景布，添加編號的不乾膠標籤，夾插經卷碎片的透明塑膠薄片，丈量經卷的卷尺，壓平經卷的玻璃，甚至噴壺、濕布，手打漿糊，等等，一應俱全。在備足工具之後，預設好工作程式，分工合作，有的挑開經卷，有的拉尺丈量，有的打字記錄，有的編號收藏，有的來回運送，等等，運作得有條不紊。總之，我們加班加點，馬不停蹄，在十天之內把這道基礎工作就基本做完了。兵貴神速，當我們全神貫注、一絲不苟地做著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編號整理工作時，我們的工作效率是非常驚人的。我們做到了我們想做的，雖然由於全天彎腰人人都腰酸腿痛。
我們的編號、修復和整理是很注意及時跟進的。如果一個經卷打開了，不及時採取基本的修復措施，不及時給出編號，過後就可能混為一堆破爛了。例如Y0002號，當我們打開到中段時，發現有一張紙脫落了，細心查看，原來這張掉下來的紙，原先就是手寫貼補的，前後都是雕版印刷，就這一小片是為了改錯或補脫而手抄添加的，膠粘得不牢，現在脫落了。如果我們不馬上粘接回去，使之保持原先應有的連屬關係，過後就可能出錯，甚至丟失小碎片。而且由於前後斷裂，可能造成經卷的捲曲出現皺褶或者破裂，以後每拉開一次就會多一次損傷。為此，我們王建域副館長專程趕回家去調製了手打漿糊，使得粘貼之後與原貌一致，既美觀又不損傷紙張。還有的經卷打開之後，由於原有折痕、皺褶、鼓翹等狀況，我們就採取濕布輕輕壓平，然後讓它慢慢風乾，也對經卷不造成什麼損傷。所以我們在沒有任何經費資助的情況下，完全憑著對於宗教的信念，對於文物的愛護，對於學術的追求，把本來可能要耗資費時還未必能搞定的事情一鼓足氣做成了。
當然，在我們非常緊張而艱苦的整理過程中，也有好幾次爆發歡笑的場面。尤其是王雪梅的工作，由於她的勤奮和細心，在逐個解開經卷的過程中都十分留意經卷內容和題款，終於在2010年5月9日發現了Y0032北宋雍熙二年的紀年題款和Y0041北宋開寶九年的紀年題款，使得整個工作間一片歡騰，大家精神倍增。這兩個紀年題款的發現，不僅證實了我們早先的鑒定意見，而且是鐵證如山，毋庸多言，以前的重重疑惑霎時間渙然冰釋。為了更好地保護文物和證據，我們建議購買珍寶盒分別單獨安放這兩個經卷，同時還告誡管理員一定要把我們刷下來的泥土都收集起來裝在塑膠袋中保存，以備日後查驗。此外，我們也拍攝了大量工作照，尤其是還建議館方拍攝一段錄影，保留珍貴史料。可是事情有點意外，當時博物館內沒有攝像機。怎麼辦？館長靈機一動，打電話請來了街上婚慶公司的攝影師，他扛著攝像機端著照相機從博物館外一路拍攝進來，足足拍攝了一個小時，直到帶子拍完為止。攝影師複姓第五，拍完後自豪地說，他的設備是很高級的，拍攝的影像可以直接上中央電視臺播放。看來真的不錯，這段錄影遲早是要上中央電視臺的，例如《走遍中國》欄目就很合適。
當我們快要完成這項基礎工作的時候，回顧經歷，真是驚訝：我們怎麼那麼能幹，那麼有成就！以往我們經常看到外國科學家，無論是動物學家、植物學家的野外研究，還是物理學家、化學家的實驗室研究，都傾心盡力，一絲不苟，有的甚至奉獻終身，讓我們讚歎不已。現在我們自己也體會到了這樣一種境界，一種絕對忘我的境界。我們很感謝博物館的領導與工作人員，他們也一直陪同我們從早到晚進行著整理工作，我們的合作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五、 西神德寺塔出土文 椎
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編號，我們提出仿照敦煌文獻的編號來編碼，即設定一個英文字母或中文拼音的大寫字母作為標誌，然後按照流水號往下編寫。在敦煌卷子中，英國藏卷採用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姓名的一個字母S作為標誌，例如S.328號，就是表示斯坦因收集品第328號；法國藏卷採用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姓名的一個字母P作為標誌，例如P.2001，就是表示伯希和收集品第2001號 [7] 。我們認為這樣的編號比較科學，也比較好記好區分，便於學者引用。有的國家，敦煌卷子或分藏不同機構甚至個人，或同一機構、個人而前後採用幾種不同編號，造成種種混亂與麻煩。例如中國的敦煌卷子，北京、天津、上海、甘肅、浙江、江蘇、安徽，到處都有，都沒有很好的代碼標誌。國家圖書館的現在使用“BD”兩個拼音字母作為代碼，讓不明就裏的人還以為是“北大（北京大學）”的簡稱，而其早先有陳垣先生的《千字文》編號，又有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的前身）的“新”字編碼[8]，引用的人如果手頭沒有一個新舊編碼對照表就無法搞清楚哪是哪了。這種狀況使得“敦煌學”變成了“絕學”，絕了許多原本有興趣徵引敦煌文獻的學者的學術興趣，寧可避而不用。
有鑒於此，我們提出在耀州區博物館的這批神德寺塔出土文獻還未有任何編號之前，我們就設定一個永久不變的代碼，以便日後學者廣泛引用。由於這批經卷現藏于耀州區博物館，所以我們提議使用“耀州”之“耀”拼音字母的第一個並且大寫，即“Y”，作為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代碼。雖然我們似乎也可以選用“神德寺塔”之“神”的第一個字母“S”來表示，但是考慮到“S”與英藏敦煌文獻的編號代碼相同，所以應該堅決回避。就這樣，我們的提議當即得到了耀州區博物館的館長、書記等領導的贊同，立即付諸實施了。
根據我們的估算，同時為今後可能出現的新發現文獻預留空位，我們決定採取四位數編碼，即“Y0001”為第一號，“Y0002”為第二號，“Y0003”為第三號，以此類推，直至“Y9999”為止。由於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並沒有批量流失，所以即使將來續有增補，也不會陡增至萬，所以我們認為四位數編號足夠使用了。
根據整理結果，我們將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一共編 242個入藏號（Y0001—Y0242）。有的卷號夾雜了不同經卷的碎片，因此我們在後來的整理中又逐步分離出續加分號。例如Y0013號、Y0014號，我們發現實際上包含不同寫本或刻本的幾個經，於是分別編為：
Y0013-1《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Y0013-2《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Y0014-1《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序》
Y0014-2《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
Y0014-3《寫經殘片》
這樣一來，本來只有 絺 號，現在變成了五個號，這使得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總號數增加了不少。我們在統計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總號數時，必須把加了分號的卷子都看作一個個獨立的號，因為它們不是寫在或刻在一張紙上的不同內容（敦煌卷子經常有一張紙寫多種互不相干內容的現象），而是本來就互不相干，只是被工人從藏經洞中鏟出洞外散落滿地後混在一起了，或者有的本身是不同的經卷因千年的泥土雨水混合而粘接在一起了，所以不可混為一談。我們似乎也可以把分離出來的內容另外編號，加在所有已編號碼之末，但是我們沒有這樣做。因為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經過第一輪編號之後，每一號都分別保存收藏，如果我們這裏編書挪動了，就會與博物館的收藏號不完全一致，就會對將來的保護與研究造成困惑和麻煩。這樣的續加分號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讓以後的引用者、研究者清楚這些分號的關係，原來是混在一起的，對於進一步研究可以提供最初的存在面貌。有鑒於此，我們認為現在的增加分號的方法還是比較明智的。
根據我們的整理結果，神德寺塔出土文獻已編為242個入藏號，加上續加編號，共計306個卷號。其中手寫紙本經卷241個卷號，雕版印刷紙本經卷54個卷號，包含帶有版畫者10種；此外還有幾種紙本彩繪、絹本彩繪。這批文獻除尚未定名的經卷外，包括40餘種佛經，內容豐富，部份經卷還尚存題記、發願文等，其中有兩個經卷標有明確紀年。
六、 西神德寺塔出土文 椎 整理
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整理，遠比我們起初想像的要複雜。起初我們只打算做一個簡單的錄文，最多加一些校勘記，說明一下與《大正大藏經》等有何異同就完事了。可是，隨著我們具體操作的展開，我們發現這批文獻中衍文、脫文、倒文、錯簡、訛字、俗字、古今字、繁簡字、借音字、避諱字等等語言、書寫現象，敦煌文獻有的這裏都有，所以必須得像治敦煌學那樣才能達到應有的專業水準。
我們的整理，內容包括：一、全文直錄；二、標點文句；三、著錄解題；四、年代判斷；五、校勘字詞；六、考證疑難；七、注釋佛教術語；八、辨析正俗字、古今字、繁簡字、避諱字等等；九、編製索引。全文直錄，是將原卷文字一一錄出，原文如果是簡體字就錄簡體字，如果是古字就錄古字，而不擅加改變。盡可能保持原卷原貌，這一點對於古籍整理來說十分重要，因為用字情況是時代信息的重要表現，根據這樣的信息我們可以追蹤該項文獻的歷史真貌。原卷如果是俗字，如今電腦又能方便輸入者，保留原形，例如“ ”、“ ”、“万”、“ ”之類；否則錄為當今通行繁體字，而將原形圖片擇要剪切到校勘記中加以說明。例如Y0011號“頗有比丘，名曰 冥”句，“冥”字下校注：“冥，原卷寫作‘ ’。《大正藏》作‘冥’。按：顏元孫《干祿字書》：‘冥 ：上通下正。’下同。”標點文句，一般遵循現代漢語標點符號的使用規範。由於佛經存在大量偈語，往往四字一句，注重念誦節律，很難完全按照邏輯關係、語法關係斷句，所以在標點時適當考慮偈語的斷句形式。《大正藏》的佛經文本，有的已作標點，有的只是句讀，我們在標點時只用作參考。著錄解題，先列編號，再據原卷前題、後題定名。原卷失題者則查考《大正藏》等擬定經名。然後是說明原卷情況，包括紙張、尺寸、行款、書法、裝潢、《大正藏》參照文本、抄寫印刷繪製年代，等等。例如Y0052的《著錄解題》：
編號：Y0052
名稱：《妙法蓮華經》卷第三第六
說明：本卷首尾俱殘。染黃細紙，寫經，楷書，以細線畫出邊欄及行線。殘長140釐米、殘高26.5釐米，天頭高2.8釐米，地腳殘高3釐米。殘存4頁，每頁長50釐米，每頁28行，滿行20字。另有一引首竹簽和本卷放在一起，根據泥土沾染後的色澤判斷，應該屬於本卷。有幾個繪畫碎片伴隨，因不連屬，難以確定是否為同一經卷所有。
原卷經名據《大正藏》No.0262《妙法蓮華經》確定，殘存經文有《妙法蓮華經》卷第三以及卷第六的內容，《大正藏》第09冊第22頁上至第49頁下有相應文本可供參閱，原卷闕文據此補出。
本殘卷內容雖分屬《妙法蓮華經》卷第三、第六，但考其書法，書體一致，當為同一人抄寫，故放在同一卷號。另，本卷書法嚴謹，應為抄經生書寫，並作為寺院課頌經本。
本卷寫經的抄寫時間應是宋太祖到宋太宗登基之前的一段時間。卷內“世”字不缺筆，“光”、“義”、“敬”等字亦不缺筆，說明是入宋不久之後的作品。
其中所列資料，都是我們目驗與實測所得。年代判斷，根據紙張、行款、書法、裝幀、內容等綜合條件判斷，尤其是以敦煌文獻作為參照系，細心考察每一個經卷的避諱字、俗字、古今字、繁簡字的使用情況，得出全部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為唐五代宋初時期文獻的初步結論。分析表明，避唐諱者唐五代可能性大，不避唐諱者宋代以來可能性大，或避或不避者初入宋可能性大。校勘字詞，是對錄文中所見各種字形、詞語作出校訂，或據《大正藏》等補出闕文，掃除攔路虎，使得文從句順，便於閱讀。神德寺塔出土文獻在用字方面與敦煌文獻後期部分高度一致，因而我們大量借助于敦煌語言文字學研究的成果來解決問題。考證疑難，是指在卷子內容、時代等方面遇有疑惑問題時，廣泛徵引資料而加以證明。注釋佛教術語，就是針對經卷中出現的佛教術語作出今人容易理解的解說，主要是為閱讀理解與疏通所校訂字句而作。辨析俗字、古今字、繁簡字、避諱字等等，是在逐字逐句整理文本之時，將這些極具時代特徵的文字加以細心辨別，縱橫考察，既錄准文本，又比定時代，為讀者提供最有證據價值的細節材料。俗字就是不規範的異體字，在唐五代宋初非常流行，因此佛經的抄寫也大量使用俗字。古今字是一對或一組為了區分一字多義現象而形成的古本字與後起字的關係字。在古書的校勘、注釋與考證中，遇到古今字問題，要特別注意“古今字可注不可改”的原則。有的人不知道某字是某字的古字，還以為是古人文化水準低，寫了同音替代字或錯別字，於是有的就直接替古人改字；有的則在古字的後面加上括弧，括弧內加上他想當然的那個“正確的字”。這些都是很錯誤的。當一個字各種本子寫法完全相同時，我們要校改它應十分謹慎，而不足以“據文意改”。這種妄改古今字的現象，在此前的敦煌文獻錄文中最為習見，同時最不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如果有哪一個古字沒有被改或用括弧括出來，如“差（瘥）”，反而可能招致怪笑。因此，這個問題是不能不說。作為一種既能“整舊如舊”，又能不使讀者疑惑的方法，我們在遇有古今字情況時，可以出校記注明一下，起碼第一次出現時可以這樣做。繁簡字是一對或一組書寫筆劃有多有少的異體字。一個繁體字可能有一個或多個簡體字與之對應；反之，一個簡體字可能有一個或多個繁體字與之對應。所有繁簡字之間的關係無一例外地都是異體字。漢字的發展史，不僅有趨簡的規律，有時也有趨繁的“返祖”規律。趨簡還是趨繁，主要取決於字義的區分度，當字形太繁而需要簡化時，簡化的極限就是不與別的字混淆；當字形太簡不容易區分或不容易理解、記憶時，就可能被改變構造、替換偏旁甚至使偏旁返祖。因此繁簡字的問題也有比較複雜的一面。避諱字是指由於避諱皇帝或尊者名字及其相關文字而改變了部件形狀的字。避諱字有少數是法令頒佈的，有其合法地位，但是大多數是約定俗成者。唐太宗《二名不偏諱令》：“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 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語。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避。”唐高宗《臨文不諱詔》：“孔宣設教，正名 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意。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字，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不過社會風俗並未遵從皇帝旨意，大量避諱字隨處可見。我們必須細心考辨這些用字情況，既保證錄文的準確可靠，又提供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
七、 西神德寺塔出土文 椎哪 容
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內容，我們通過本書的總目和索引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總體而言，神德寺塔出土文獻都是與佛教相關的文獻；分而述之，主要有以下幾類：
（一）佛經文獻
我們這裡的“佛經”意義比較寬泛，不僅包括正統佛教的佛經，也包括不見於歷代藏經收錄的所謂“疑為經”。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現在共計306個卷號，佛經編號有287個，除去28個尚未定名的佛經殘片外，原卷有題名或我們依據藏經等傳世文獻、敦煌等出土文獻確定經名的佛經有259個。從這些經名明確的佛經來看，神德寺塔出土的不同佛經有40餘種，每種佛經從一個到數十個卷號不等。卷號數最多的佛經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50個卷號、《妙法蓮華經》42個卷號、《金光明經》40個卷號等，如《佛說解百冤家陀羅尼經》、《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地藏菩薩本願經》、《灌頂經》、《佛為首迦長者說業報差別經》等都有20個到十個不等的卷號，其餘的如《般若波羅蜜心經》、《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佛頂尊勝 u羅尼經》、《佛說父母恩重經》、《佛說佛名經》、《佛說天地八陽經》、《佛說續命經》、《佛說閻羅王經》、《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佛說阿彌陀經》、《天地八陽神咒經》、《 願往生經》、《佛說無常三啟經》、《佛說北斗七星經》、《西天大小乘經律論並在唐都數目錄》、《大 積經》等，雖然卷號不多，僅數個甚至一個，但也足以引人入勝。此外，這批佛經中還有比較重要的如《北斗七星護摩法》、《佛母大孔雀明王經》等密教經典以及一些難以定名的佛經殘片。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批出土佛經中，沒有發現任何關於佛經的義理注疏文獻，這或許正是一個所謂“理論興趣的衰退”時代，相反的，那些關注功德果報、死生利益的佛經，如《金剛經》、《法華經》、《金光明經》、《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佛說 願往生經》、《佛說解百怨家 u羅尼經》、《地藏菩薩本願經》、《佛為首迦長者說業報差別經》、《佛說灌頂隨願往生十方淨土經》、《佛說灌頂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等 卻是非常集中，顯示出佛教在當時民間社會的“信仰”特徵。
（二）繪畫作品
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中繪畫作品數量不算很多，不足20個編號，但是有彩繪與黑白兩類。由於原作已經破碎，所以很難確定原作名稱，這裏基本上都是擬名。主要有：《版畫殘片》、《彩繪殘片》、《彩繪絹畫錦 [袈裟殘片》、《彩繪絹畫龍殘片》、《彩繪絹畫描金瓔珞殘片》、《彩繪絹畫菩薩殘片》《彩繪絹畫人物殘片》、《絹畫殘片》、《妙法蓮華經》卷二《譬喻品第三》卷首版畫殘片、《舍衛國王等聽法圖版畫殘片》、《手繪彩畫殘片》、《消 制 薩版畫殘片》等。黑白版畫殘片不僅線條清晰，有的還有牓題留存，彩繪圖畫不論是絹畫還是紙畫，有的都塗有金粉，色澤鮮亮、金光熠熠，可惜都已殘缺。
（三）佛經卷軸
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不論是寫經還是刻本，一律是卷軸裝，由於有的佛經卷紙和木軸已脫落，我們就把散落的幾個木軸合編了一個“木軸殘片”卷號。實際上，除了這幾個散落的木軸外，還有20個連卷木軸。我們在整理的時候曾經做了比較詳細的描述記錄，抄錄如下：
Y0001《金光明經》卷第二，卷尾木軸，連紙如初；軸長30.8釐米，兩端生漆塗黑。Y0002《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末留存木軸，木軸兩端涂有紅色生漆，軸下端修削成尖頭狀，軸長31.7釐米。Y0003《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末留存木軸，軸長30.2釐米，木軸兩端殘留染色黑漆。Y0004《佛說 願往生經》，卷末留存木軸，木軸兩端殘留黑漆，軸長29.5釐米。Y0009《妙法蓮華經》卷第四，卷末留存木軸，軸長26.8釐米，已蟲蛀。Y0010《妙法蓮華經》卷第一，卷末留存木軸，木軸兩端有綠色生漆，軸長31.8釐米。Y0011《金光明經》卷第三，卷末留存木軸，木軸兩端有黑漆，軸下部腐蝕，軸長29.2釐米。Y0012《金光明經》卷第三，卷末留存木軸，軸下部蟲蛀，軸長28.3釐米。Y0013-2《妙法蓮華經》卷第五，留存木軸，木軸兩端留有綠漆，軸長29.7釐米。Y0015《佛說天地八陽經》，卷末留存木軸，木軸兩端有紅漆，軸長31.3釐米。Y0020《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第九，卷末留存木軸，木軸兩端有紅漆，軸長30.3釐米。Y0021《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末留存木軸，木軸兩端紅漆，軸端有蟲蛀，軸長29.7釐米。Y0029《妙法蓮華經》卷第六，卷末留存木軸，木軸兩端有紅漆，上端蟲蛀。Y0030《佛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末留有木軸，保持完好，兩端有黑漆，軸長31釐米。Y0031《金光明經》卷第四，卷末留存木軸，上端破損，下端留有黑漆。木軸殘長29釐米。Y0041《北斗七星護摩法》，卷尾有木軸，兩端有黑墨色，木軸長30.7釐米，直徑1釐米。Y0050《金光明經》卷第三，卷尾留存木軸，長28.7釐米，直徑0.9釐米。軸兩端有黑漆。Y0075《佛說解百生 w業報經》，有木軸，軸兩端有黑漆，木軸長27.7釐米。Y0076《佛說閻羅王經》，有半截卷軸，長17釐米，下端蟲蛀，一端塗黑漆。Y0077《閻羅王經》有半截木軸，長15釐米，軸上端有紅漆，下端蟲蛀。
除了以上按照我們的目錄內容分類外，如果我們從史料價值角度來說，還可以分為：手寫佛經、雕刻佛經、彩繪作品、版畫作品、木軸、紙張，等等。如果我們再從學術研究角度來看，還可以有俗字、古今字、繁簡字、避諱字等內容。總之，神德寺塔出土文獻有著豐富的內容，值得我們從不同專業的不同領域來考察研究。
八、 西神德寺塔出土文 椎男
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性質是個謎，有待於我們細心研究，慢慢揭示。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古人把廢棄不用的佛經塞進古塔，為的是“敬惜字紙”。這種說法起自敦煌文獻性質的探討，後來被學術界稱為“廢棄說”。難道這批神德寺塔藏經洞所秘藏的文獻真是古人的“垃圾”？否。首先，這批文獻內容單純，全部屬於佛教文獻，佛經、佛畫，而不夾雜外道文獻和世俗的契約、籍帳、教材、文學作品之類，因此不會是一批混雜的廢紙；其次，這批文獻雖然破損嚴重，但是從保存的原貌看，木軸俱在，卷卷獨立，在最初入藏的時候應該都很完好，不是廢棄物的常見狀態；第三，這批文獻不僅有很多手抄本，也有很多雕版印刷品，而“廢棄說”的一條重要理由是雕版印刷流行之後就把手抄本廢棄了，這與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手抄本、印刷本並存的事實不一致；第四，這批文獻秘藏在佛塔的中部拱圈內，其位置是整座磚塔最安全的地方，既不容易隨磚塔的塌頂而毀損，也不容易因文物盜賊盜挖地宮而失去。有鑒於此，廢棄說並不能很好地解釋這批文獻的秘藏情況。還有一種說法是“避難說”，認為明代的時候神德寺被改造為書院，寺廟中的僧人不得不離開寺廟，就把帶不走的一批佛經、佛畫秘密藏入古塔，以期將來回來時能夠再取出來使用，然而後來僧人再也沒有機會返回。這個說法聽起來還頗有道理，因為神德寺在明代確實被改造為書院，地方志上有記載，而且塔身第二層至今還鑲嵌著書院學子的進士題榜石碑。可是，隨著我們對神德寺塔出土文獻內容的全面瞭解，我們發現這批文獻的內容似乎大多都與“塔”有關，而且還有許多民間流行的“疑偽經”——中國人自己編造的佛經，例如《十王經》、《佛說解百生 w家 u羅尼經》、《佛說父母恩重經》等皆是。這些疑偽經都是民間祈福消災的功德經，一般來說會在某次佛教齋戒、祈禱儀式上使用的，因此它們不像是倉促逃離時胡亂塞入拱圈門洞的。它們的匯集更像是圍繞一個主題的聚合。還有一種說法是“裝 ”，即佛塔、佛像等神聖物在製作過程中或製作完成時，將佛經裝入其中，使得塔、像具有“靈氣”。這種說法好像更加真切些，許多地方的古塔、佛像中也確實都有佛經被發現。然而，我們的疑問也不是沒有。既說是“裝 ”，那就應該是事先精心書寫、雕印的佛經裝在裏面，可是這批佛經、佛畫不僅有寺廟正宗的佛經，例如《妙法蓮華經》、《金光明經》、《金剛經》，還有許多疑偽經，通常不是僧人所念的經，而是民間百姓尊奉的經，為何也塞進塔中了呢？如果我們考察一下杭州雷峰塔的裝 佛經，就會發現那些經全是最正宗的經，而不包含疑偽經。有鑒於此，我們認為這批神德寺塔藏經洞所出佛經、佛畫，是宋初雍熙二年或稍後在神德寺塔舉行的一場僧俗共建的祈福禳災活動的功德經和水陸畫。《妙法蓮華經》、《金光明經》、《金剛經》等寺廟常用正經，應該是僧人供奉的；《十王經》、《佛說解百生 w家 u羅尼經》、《佛說父母恩重經》等疑偽經則是附近民間百姓供奉的。為了使得這次祈福禳災活動顯得更加莊重，他們不僅焚香獻花、念誦佛經，還把用過的佛經、佛畫秘藏在磚塔拱圈門洞中，並且封閉兩頭，使得能夠長期保存下來。至於這次祈福禳災的緣由，文獻中似乎沒有講清楚，或者是由於講到緣由的經卷毀壞了，因而我們無由見到。我們判斷，當時可能是修繕佛塔，或者遇上諸如皇帝登基、駕崩等國家大事，或者偶發嚴重自然災害，所以僧俗共建一場齋會，舉行祈福禳災儀式，因而有了這麼一批佛經、佛畫聚集到一起。
有趣的是，這批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給我們的第一印象似乎是有人從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取出佛經佛畫帶到耀縣，然後秘密藏入神德寺塔藏經洞，由於民國時期塔梯毀壞而致多年未被遊客發現。這有可能嗎？無法斷定，但是存在一絲可能。尤其是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者王圓籙（約1850～1931），雖然祖籍湖北麻城縣，但是他本人卻出生在陝西，因家鄉連年災荒，生活所迫，出外謀生，流落於酒泉。他在此期間入道修行，因而人們稱他為王道士。後雲遊敦煌，登三危山，發現莫高聖境，感慨萬千，急呼“西方極樂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長期居留於此地，奉獻了他的後半生。他最初從莫高窟藏經洞取出的許多佛經、佛畫之類，曾經到處送人，當地的官員都曾得到一些；他還在自己雇人塑造的泥像中塞入幾百個佛經，後來被敦煌藝術研究所的人發現，如今收藏在敦煌研究院；他還四處雲遊化緣，隨身也可能攜帶一些經卷作為交換條件。有鑒於此，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來自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可能性。總之，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來源性質還有待于進一步查考，但從已知的幾個發願文以及幾張寫有地名、姓氏的殘片信息看，我們主要傾向於神德寺塔出土文獻就是當地的產物，至少這些經卷不會來自敦煌莫高窟。
九、 西神德寺塔出土文 椎氖 代
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時代，指的是它們的抄寫時代、刊刻時代，以及入藏時代。
對於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鑒定，最大的困難不在於內容，而在於時代。要給一個古代文獻斷代，確定是什麼時間創作、什麼時間抄寫或印刷，這無疑是高難度的研究課題。我們當然最寄希望于能夠找到紀年款，因為根據敦煌文獻的許多例子可以推斷，在寫經、刻經的最末尾處，常常會出現寫經、刻經、施經者的題記，說明在何時為何事而寫經、刻經或誦經之類，不少都明明白白寫 懦 代年號、具體年月，等等。然而，神德寺塔出土文獻幾乎都沒有題記，直到絕大部分卷子被我們一一打開，我們才偶然發現了兩個年款，一個是“雍熙二年”，即宋太宗雍熙二年，亦即公元985年；一個是“開寶九年”，即宋太祖開寶九年，亦即公元976年。此外還有兩個題記，但是都沒有紀年。如果我們只根據這兩個紀年題記來確定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年代，那麼就只能斷為北宋。“北宋經卷”雖然比此前陝西省文物專家鑒定的“元明時期”、“金元時期”往上提了一大截，但是與我們的直覺並不吻合。我們的直覺是，這些文獻是唐五代宋初的東西，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後期文獻時間上基本吻合。因為我們看到，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紙張、行款、俗字特徵，等等，都與敦煌文獻高度一致。難道我們最初的直覺真的錯了？
針對斷代問題，我們從不同角度考察了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例如紙張、行款、墨色。然而，在這些方面我們卻沒能找到可以上推至唐五代的鐵證。最後，我們幸運地在文字避諱方面忽然有了驚人發現，得到了只有唐、五代才可能出現避諱的鐵證——唐太宗李世民之“民”的缺筆避諱。因為有些避諱字，例如“世”字缺第四筆小短橫，“葉”字中間“世”改為“云”，“民”改為“人”，“治”改為“理”，等等，唐代避諱之後，往往代代相因，便很難作為斷為唐代的鐵證。而且由於是佛經，照理也可以不遵循世俗的一些避諱規矩，典型就是柳公權書寫的《金剛經》凡遇“世”字都不缺筆避諱。例如“世尊”、“世界”二詞在《金剛經》中反復出現，柳公權無一例外地都直書其字。可是我們驚異地發現，神德寺塔出土文獻卻遵循 攀浪椎 避諱法則，而且就在Y0001卷被多位文物專家細心鑒定過確定為“元明時期”或“金元時期”的寫經中，我們找到了“民”字缺末筆的例證。“民”字缺末筆的這種避諱法非同一般，它的字形太特殊。唐代創造了這樣的缺筆避諱法，並且在李世民登基之後通代避諱“世”字、“民”字；唐代滅亡之後，五代時期繼續這樣避諱的可能性就大為減弱，因為五代的一些政權源自唐王朝，將唐朝諸王奉為不祧之祖，因此也因襲唐代的某些避諱法，但是避諱的嚴格程度顯然大大降低。一旦入宋，改朝換代，毫無瓜葛，那是根本不可能再這樣避唐諱“民”字了，連照抄的可能性也幾乎為零。不為別的，只為“民”字缺筆的字形太特殊了，影響到了字的平衡與穩定。因此，“民”字缺筆避諱字的發現，就為我們突破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為宋代文獻之說找到了鐵證。
為了形成證據鏈，我們把所有能找到的避諱字都一一搜剔了出來。試看下面真跡照片中的一些字形，就都是避諱造成的特殊字形。
圖七 Y0001卷中部片段：“民”字缺筆避諱（右起第5行）
圖八 Y0001卷中的避諱字
在這些避諱字之中，“心生慈愍”的“愍”字是缺筆避諱，缺的是左上角“民”的最後兩筆。“愍”字的避諱大多如此，為了書寫便捷，這裏避諱缺的是最後兩筆，而不是一筆。“愍”的另一種避諱法是把上半部改成“敏”字，這在敦煌寫本中比較常見，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中也偶然出現，例如Y0009卷即有其例。“愍”字雖然由於貪圖書寫的省便，有可能在某些人的書寫中也出現過非避諱性的缺筆，但是這裏顯然不是，尤其是與“民”字、“世”字、“葉”字等等同時出現在一個寫本中的時候。“根莖枝葉”的兩個例證是相同的避諱法，“葉”字中間的“世”被改為“云”了。“正法治世”條，“世”字避諱，缺第四筆小短橫。綜觀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世”字幾乎都缺筆避諱，只有少數幾個例子可能是唐太宗登位之前或是入宋之後的寫本才不缺筆避諱。有鑒於此，我們考定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為唐五代宋初的文獻，而其入藏時間，則應在雍熙二年或稍後的一段時間裏。
十、 西神德寺塔出土文 椎 研究价值
神德寺塔出土文獻有著多方面的研究價值。要略而言，至少有下列數端：
（一）佛學研究價值
1.佛經文本的校勘價值
漢譯佛經的流傳，自東漢以來便不曾中斷過。然而，由於佛經載體的毀損，越早的文本保存下來的就越少。因此，早期的文獻真跡，無論是簡牘的、絹帛的、石刻的、紙質的，都十分珍稀。早期漢譯的佛經，其文本在上千年的流傳過程中，難免會有衍、脫、倒、錯之類訛誤，因此我們得到的出土佛經文獻就具有特殊的校勘價值。敦煌文獻是這樣，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也是這樣。
2.佛經尊奉考察價值
不同歷史時期，被廣泛尊奉的佛經就可能不一樣，因此考察神德寺塔出土佛經的內容，搞清楚哪些經、哪些品在當時比較流行，這對於佛教歷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3.民間信仰研究價值
民間信仰，指的是下層百姓的信仰，他們更多關注生老病死等非常現實的問題，因而信奉的經典往往與僧侶尊奉的經典有所不同。例如神德寺塔藏經洞所出疑偽經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所出疑偽經，就都是民間信仰的重要經典。這些疑偽經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佛學研究意義，能夠讓我們真正瞭解歷史上某個時期人們的真實思想與情感。
4.寺塔制度研究價值
中國古代保存至今的寺廟、佛塔，往往由於歷史文獻記載不夠詳明，以至於我們現在難以 浭 清楚其建造、修繕和毀壞的實際情況。因此，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研究，將有助於我們瞭解神德寺和神德寺塔的歷史真貌，瞭解其規格、制度。
（二）民俗學研究價值
1. 民間祈福禳災風俗研究價值
歷代民間都有一些祈福禳災的活動，或借助於佛教，或借助於道教，或以原始宗教形態出現。這些活動年復一年地進行著，以至於形成了民間風俗。由於民間活動的文獻記載大多都是零散籠統的，所以我們有必要充分利用出土文獻來深入考察，來深入探討。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中保存了一些非常珍貴的民間信仰資料，值得細加考證。
2. 民間避諱風俗研究價值
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保存了大量唐五代宋初民間避諱的資料，例如對於皇帝名字的避諱，誰當避諱，誰當整個朝代避諱，等等，都有十分精細的區分，摸清楚這些情況對於瞭解當時老百姓的風俗情況具有重要價值。
3. 民間寫經風俗研究價值
寫經發願是中國古代民間的重要風俗，我們從神德寺塔出土佛經的書寫精美程度、紙張與裝潢的規格高低，都可以瞭解當時百姓對於佛教的敬仰程度，瞭解寫經風俗的興盛狀況。
（三）文獻學研究價值
1. 寫本制度研究價值
寫經制度是指抄寫佛經的規定程式，不同時代會有所不同。例如隋代以前，紙張的大小、每行寫經的字數、每張紙的長度都與唐代以後的不同。我們考察神德寺塔出土文獻，可以看出隋唐以來的制度相一致，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後期佛經也高度一致。
2. 雕版制度研究價值
雕版印刷起源于中唐，但是要到宋代才廣為流行，逐漸取代寫本形式。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中寫有北宋年款的雕版印刷佛經，是非常珍稀的北宋雕版印刷品實物，具有很高的雕版制度標本價值。
3. 符號系統研究價值
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書寫、雕刻，都使用了不少特殊符號，這對古典文獻的點讀、校勘都十分重要，值得我們細心研究和概括。例如雕版印刷品的版心往往刻有數字，究竟表示何種意義，就非常值得考證。
4. 文本校錄價值
神德寺塔出土文獻是一批保存相對完好的經卷佛畫，其手抄本或雕印本都是獨一無二的孤本，因而文獻價值非常之高，做全文校錄的意義非常顯著，因而我們有必要細心迻錄，認真比勘，則要注釋，完成一個與圖錄能夠對應的校補本。如今，我們通過努力，終於完成了這樣的校錄文本，相信很快就能凸顯其學術意義。
（四）史學研究價值
1. 建寺史研究價值
歷史上神德寺的建制，文獻記載都比較籠統，往往三言兩語就交代過去了。可是如今在神德寺塔中發現了這麼大一批文獻，其中必然隱含著不少歷史資訊，有待于史學研究者去條分縷析，細心抽剝。
2. 建塔史研究價值
神德寺塔建造於何時，至今沒有發現史料記載，包括當地的地方誌《耀州志》等都語焉不詳。一座高大的古塔，何時建造、何時修繕，本來應該史料非常豐富才合乎常情，但是神德寺塔偏偏就是缺乏史書記載。這次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發現，相信必定有些資訊有助於解開這個謎。
3. 雕版印刷史研究價值
歷史上曾有著名的《開寶大藏經》，即北宋初開寶年間雕印的《大藏經》。然而，《開寶大藏經》未能傳世，只有散頁收藏在國家圖書館、博物館之類的機構中，奉為珍寶，價值連城。如今，我們打開的神德寺塔出土文獻，赫然顯現與《開寶大藏經》同時刊刻的“開寶經”，使得我們見識當時雕印佛經的版式與行款、尺寸，意義自是不凡。
（五）語言學研究價值
1. 俗字研究價值
以往人們以為只有敦煌文獻才“訛俗滿紙”，現在我們一看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作為近在首都之側州縣，竟然也是充斥著俗字。我們把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俗字全部搜剔出來，與同時期的敦煌文獻俗字加以比對，辨別其異同，對於判斷俗字究竟是偏於一隅的個性問題還是整個社會的共性問題，有著重要意義。此外，一些俗字具有獨特性，值得細心考證。
2. 避諱字研究價值
避諱字問題在古代有著重要意義，他們就是時代打在文獻上的烙印。不同時代的不同政權區劃有著不同的避諱字。因此，研究避諱字不僅是我們認字的要求，也是我們考證時代與地域的重要線索。我們通過對神德寺塔出土文獻避諱字的考察，使我們鑒定出大部分經卷的時代歸屬。
3. 古今字研究價值
古今字是古典文獻非常習見的用字情況，以往學者注意得不夠，以至於造成不少嚴重失誤。這種現象敦煌文獻非常普遍，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也頻繁出現，我們有必要一一標注，加以說明，既幫助讀者閱讀，又理清文字應用的法則。
4. 繁簡字研究價值
繁簡字混用，這是敦煌文獻的普遍現象，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也不例外。我們有必要考察哪些字繁簡並用，哪些字只用簡體而不用繁體，哪些字只用繁體而不用簡體，這是很有意思的考察與研究。
5. 借音字研究價值
借音字，就是用同音字或讀音很近的字互相代替的現象。古典文獻中借音字有兩種很不相同的情況：一種是文人的借音字，即“通假字”、“假借字”，只限於先秦兩漢古籍中有過先例的借音字方可借用；一種是民間的借音字，只要同音或讀音非常相似就可以互代。神德寺塔出土文獻就顯示了這種特點，與敦煌文獻的情況完全一致。
6. 標點符號研究價值
所謂標點符號，指的是句讀、重文、勾乙、刪替等符號，是古人創造發明的一套符號系統。古人的標點符號雖然系統性不如我們現代的，而且所用符號的形狀也不很固定，但是只要我們細心琢磨，都是能夠一一破解。這些被破解的符號，對於我們研究標點符號發展史、對於閱讀同類文獻，都有重要價值。
（六）書法研究價值
1. 唐五代宋初書法史研究價值
唐五代宋初是我國書法史的高峰時期，然而流傳至今的真本比較稀少，我們能夠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出土文獻，例如敦煌文獻、吐魯番文獻、樓蘭文獻等。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發現，使得我們又看到了一批唐五代宋初的真跡，對於我們瞭解當時民間書法的實際情況和水準很有意義。
2. 柳公權對其故鄉書法影響考察研究
柳公權是唐代楷書四大家之一，其書法的影響遍及全國，延續至今。有趣的是柳公權就是陝西耀縣人氏，他的墓葬至今仍在耀縣故土。那麼，柳公權的書法對於唐五代宋初的耀縣有沒有影響？影響有多大？這些都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
（七）繪畫研究價值
1. 彩色繪畫研究價值
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中雖然彩色繪畫資料並不多，但是其研究價值並不受影響。因為在絹上繪畫、紙上繪畫，保存至今的唐五代宋初作品都非常至少，目前所見主要是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一些作品。因此雖為碎片，也價值非同小可。我們希望這些繪畫資料能夠有人來細心研究。
2. 版畫研究價值
神德寺塔出土文獻中的版畫，目前所見基本上都是碎片，推測原先應該是與佛經相連的佛說法圖。因為五代的杭州雷峰塔出土經卷、明代的《永樂北藏》等，在佛經的首端大都有佛說法圖，這正是延續了宋初雕版印刷的形式。
我校美术学院特聘教授黄征主持的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全4册），由凤凰出版社于2012年5月隆重推出（定价9800元人民币）。
该套文献由彩色图片、图片录文及其校勘整理、相关研究资讯和索引三部分组成，详细记录了出土于陕西神德寺塔藏经洞的大量文献资料。2004年9月24日修缮时，人们意外发现了一个藏经洞，出土了大量的文献资料。2006年，神德寺塔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底以来，黄征教授和王雪梅博士在有关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拆解整理工作，对这批文献进行编号、拍照及考释研究。根据经卷所标年代、避讳情况以及与敦煌文献的比较研究，黄征教授等认为这是唐五代宋初的写经、刻经和版画精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从研究角度看，这一出土文献对研究佛学、民俗学、文献学、语言学以及建筑史、印刷史、书法绘画史等均有特殊价值，尤其是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相比较。由于神德寺塔离古都长安仅仅70公里，处于政治中心地带，它会弥补以往边远地区出土文献孤立研究的缺陷。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黄征先生在结束2012年6月23-24日在西安召开的“佛教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之后，于 25日上午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一楼会议室，为西大佛教研究所二十余名硕博研究生作了题为“陕西神德寺塔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献”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也是黄老师作为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兼职教授为本所研究生作的第一场讲座。
讲座开始之前，黄老师向大家介绍了由他和西大佛教研究所王雪梅博士一起整理完成的《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出版情况，特别指出他们正是在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指引下取得了这项研究成果，并高度评价了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这一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
接下来，黄征老师围绕“陕西神德寺塔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主题讲演。他首先介绍了神德寺塔藏经洞的发现经过。2004年9月24日铜川耀州区因为维修神德寺塔而意外发现了一批经卷，2010年4月他和王博士一起前往铜川耀州考察，提出了神德寺塔藏经洞以及出土经卷极具价值的观点，使得神德寺塔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献第一次真正纳入了学术的视野。黄老师指出，就两次“发现”而言，二次发现的意义更为重大。在介绍神德寺塔藏经洞的同时，黄老师还展示了他们拍摄的精美图片，并将神德寺塔藏经洞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杭州雷峰塔藏经洞作了直观的图片比较，指出神德寺塔藏经洞才是真正意义的藏经“洞”，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实际更像一个“窟”，杭州雷峰塔藏经则完全是一个藏经“孔”。
就大家关注的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内容，黄老师从佛经文献、绘画作品以及佛经木轴三个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目前这批文献依据藏经等传世文献、敦煌等出土文献确定经名的佛经有259个，其中属于不同类的有40余种佛经，每种佛经从一个到数十个卷号不等。神德寺塔佛经文献大都是一些关注功德果报、死生利益的佛经，还没有发现关于佛经的义理注疏文献；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中绘画作品数量不多，不足20个编号，有彩绘与黑白两类；神德寺塔出土文献都是卷轴装，除了 20个连卷木轴，还有一些散落的木轴等。
关于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时代，黄老师分别从已发现的两个北宋初年的纪年年款、文献中出现的只有唐、五代才可能出现避讳的铁证——唐太宗李世民之“民”的缺笔避讳，以及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纸张、行款、俗字特征等情况来看，认定这些文献的时代为唐五代宋初，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后期文献时间上基本吻合。
黄老师讲座之后，王雪梅博士作为参加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整理的推动者与亲历者，向在座的师弟师妹们讲述了自己跟随黄老师学习整理佛经文献的心得体会，呼吁大家珍惜生活中每一次的“意外”、“偶然”，要有细心周密、善于合作、虚心学习的心态，更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
最后，大家就佛经定名以及文献断代等问题展开了讨论，黄老师一一作答。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也在百忙之中前来参加讲座，他对黄老师的讲座给予很高评价，并就神德寺佛教文献的特殊价值进行了说明，尤其强调了利用新出土的文献推动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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