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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全9册 2017高清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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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育思想通史》PDF电子书全9册,由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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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育思想通史》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大量的文献资料作证,阐述分析了中国美育思想从先秦到当代的发展历程。该丛书对切实加强美育思想史研究,推进有中国特色当代美育理论建设,都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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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多卷本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全书由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现代卷、当代卷9卷构成,近400万字,从先秦一直写到当代,时间跨度大,基本呈现出中华五千年美育思想发展的全貌,也揭示了古代美育与现当代美育之关系;从内容上说,本书力图做到写得像美育思想史,有美育思想史的特色,以区别于通常的中国美学史。顾名思义,所谓“中国美育思想通史”,即是从现代美育学科建设的眼光考察我国古代以来哲学、教育、文艺、美学等论著中所包含的审美教育与艺术教育的思想观念,勾勒出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突显出其基本特征,揭示出它在整个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价值与意义。当然,近代意义上的美育思想是由1795年德国诗人、美学家席勒在其著名的《美育书简》中通过对“美育即情感教育”“审美是沟通感性的人与理性的人的桥梁”等诸多问题的论述正式提出的。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也尽量借鉴、参照席勒等近、现代西方学者关于美育问题的观点、视角方法。本书从时间上囊括古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中西与古今的对话。不过,本书的写作,有意识地试图突破以往的“以西释中”的研究思路,努力写出“中国的”美育思想之特色,彰显中华美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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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育思想通史》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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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先秦卷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秦汉卷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魏晋南北朝卷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隋唐卷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宋金元卷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明代卷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清代卷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现代卷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当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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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育思想通史》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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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作为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与对象的肯定性的情感经验关系,而美育思想则是从理论与艺术层面呈现“以美育人”的经验与理论思考。美学、美育作为人学,都与人的特定的社会存在方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紧密相关。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华文明是人类四大古文明目前仅存的未间断地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这主要是凭借其特有的文化力量,中华文化、文学艺术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依靠。中华美学以其形神兼备、意境深远与知行统的特点而彪炳于世,中华美育则以其“中和之美”之原则、礼乐教化的观念、中和与中庸的文化精神,以及重风骨、讲境界的特点等,给后代美学、美育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滋养与启发。本书的主旨就是力倡中华美学精神与中华美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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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突出“中和之美”这一整个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华美育特点,并以之为中心线索探讨中国美育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在此前提下着重探讨了与此相关的礼乐教化、风骨与境界等观念,阐述了主要立足于“以美育人”的中华美育思想的基本特点,勾勒出其五干年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力图揭示促进中华五千年美育发展的诸多关键性因素,如儒道互补、阴阳相生、中外对话融通以及审美与艺术统一等的内涵与意蕴。中华美学与美育之中心线索与核心观点是“中和之美”的美学原则。《礼记·中庸》篇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段论述揭示了“中和之美”的最主要的内涵。“中”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说明其含蓄性;“和”为“发而皆中节”,说明其适当性。“中和”的基本意义,即为含蓄而适当。其地位是“天下之大本”与“天下之达道”,即为天地万物的普遍性的、根本性的存在与发展的规律。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根本规律。“致中和”的最终日的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文化讲求天地阴阳各在其位,从而阴阳交感,风调雨顺,万物繁茂。这是中国文化观念中“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等的理论关怀。《周易》泰卦《彖传》云:“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卦卦象乾下坤上,乾象天,坤象地,乾本在上而坤当在下。泰卦象征着天地自然的运动变化中乾升而坤降,乾坤各归本位,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感,从而生长发育万物。因此,所谓“中和之美”,又是一种万物化育的生命之美。这也就是《周易·系辞》所说的“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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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郑语》提出了著名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重要观点,揭示了天地生物生长发育中多样物种的“以他平他谓之和”,由此才能丰长而物归之”的规律。如果是单一物种的累积,“以同裨同”,其结果则只能是“尽乃弃矣”,导致生命力的枯竭。这种“讲以多物,务和同”的生命论哲学与美学,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与哲学信念。中华民族诞育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自古以农业作为民族生息繁衍的根本,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风调雨顺,自然万物的繁茂成为生存繁衍的最基本的追求。因此,探讨天地自然节律与社会人生变化的合一性、统一性的规律成为最基本的哲学致思取向,而与之相关的“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中和之美”成为最根本的美学原则。与中国文化不同,西方文化的源头古代希腊是商业社会,航海业发达,经商与航海成为古希腊人的生存方式,与这种生存方式相应的几何哲学与数理哲学等成为其最基本的哲学形态,追求形式和谐、比例对称的“和谐之美”成为其根本的美学原则。宋光潜指出:“在早期希腊,美学是自然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早期思想家们首先关心的是美的客观现实基础。毕达哥拉斯派把美看成在数量比例上所见出的和谐,而和谐则起于对立的统一。从数量比例观点出发,他们找出了一些美的形式因素,如完整(圆球形最美),比例对称(‘黄金分割’最美)、节奏等等。”①中国古代的“中和之美”,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观念的体现。《周易·文言》指出:“大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中国文化追求人的生命活动达到与天地、日月、四时、阴阳等的统一,追求人的德行修养达到“天人合”的“天地境界”。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提出,审美的游戏(美育)具有沟通“力量的可怕王国”与“法则的神圣王国”的重要功能。他说:“在力量的可怕王国中以及在法则的神圣王国中,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外观的愉快的王国。在这里它卸下了人身上一切关系的枷锁,并且使他摆脱了一切不论是身体的强制还是道德的强制。”①中国古代“中和之美”的沟通天人的功能,与西方美学所重视的沟通感性与理性的功能是迥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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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中和之美”观念中,客观上包含着“太极”思维和阴阳相生的观念。北宋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这是种无极无始无终,阴阳相依相生、互为其根的思维模式。它不同于西方古代、现代哲学与美学的主客二分甚至是一分为二的思维模式,而是体现出一种相依相融的古典形态的现象学“间性”思维与“有机性”思维,特别适合于促进审美与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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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之美”的观念,也是中国文化“中庸之道”的生存哲学之体现。“中庸之道”,是一种中国古代的生存智慧。《礼记·中庸》篇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又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思维模式,反映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思维方式的《周易》最讲究“处中”,《周易》每卦六爻,其中第二爻为下卦之中位,第五爻为上卦之中位,两者都象征事物持守中道,不偏不倚,是美善之意象。“庸”有庸常”之意。“中庸”一词内涵偏向于“中”,所谓“中庸”就是不偏不倚,象征着天地万物与人各处其适当、合理的位置之上,这是最为理想的存在状态。《尚书·洪范》说道:“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孔子在《论语·雍也》篇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先进》篇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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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提出“无偏无陂”“无偏无党”之原则,孔子则以“过犹不及”阐释“中庸”。这种“中庸之道”,显然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特别注重节令与农时密切相关,一切农事活动都不能错过节令与农时,要恰到好处,否则,过犹不及,将会极大地影响农业生产。“中和之美”与古希腊主要讲求具体物质的比例对称和谐的具有科学精神的“和谐之美”不同,着重揭示人的生存与生活状态,是一种人生的美学,是古典形态人文主义的美学。在“中和之美”的观念中,包含着大量的善的因素,美与善在中国古代是很难区别的。所以,中国古代文献并不经常使用“美”字或直接探讨“美”,但却处处弥漫着“美”的观念与意识。例如,《周易》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四德,人们也常常将之视为“四美”。有学者认为,西方古代美学是区分型的,中国古代美学是关联型的。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但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古代美学是科学的,而中国古代美学是人文的。这样看,更能把握两者的特性。“中和之美”的这种美善不分的人文性体现于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礼乐教化的各个方面。例如,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礼记·经解》篇将“诗教”定义为“温柔敦厚”,将“乐教”定义为“广博易良”等,都蕴涵着“中和之美”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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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和之美”是中国古代美育思想之统领性概念,渗透于五千年来以礼乐教化为基本观念的美育传统之中,也渗透于中国古代人生与艺术生活的一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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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乐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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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占代美育思想的基本观念是“礼乐教化”,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审美教育的基本特点与基本内容,是“中和之美”得以实施的最重要途径,非常重要。本书对现代之前的中国古代美育思想史的探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揭示和梳理“礼乐教化”美育观念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礼乐教化”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的基本理念,也是思想文化、人文教育制度的基本理念,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主要部分。中国古代的礼乐教化传统,在内容上明显区别于古代希腊将教育三分为最高智慧教育的“哲学教育”、有利于身体的“体育”与有利于心灵的“音乐教育”。①古代希腊的教育是一种区分型的教育,而中国古代的“礼乐教化”则包含了“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和“《诗》《书》礼、乐”“四教”等丰富内容,是一种关联型的整体性的教育。《周易》贲卦《彖传》由天文、人文之美提出了“人文教化”的问题,所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刚柔交错,男女有别,是一种自然规律。人类活动最重要的是要有礼仪规范,即止于礼仪,这就需要进行教化,才能做到天下有序。中国文化的“人文化成”观念,就集中体现在“礼乐教化”传统中。“礼乐教化”萌芽于原始宗教文化,直到周公“制礼作乐”才发展成熟。《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史记·周本纪》说: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这样的记载,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是广泛存在的。春秋战国期间,儒家对“礼乐教化”美育传统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和发挥,发展到汉代,出现了全面系统地阐述“礼乐教化”观念的《礼记·乐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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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是汉代儒者搜集先秦以来以儒家为主的诸子论“乐”文献,加以综合整理而编辑成的一部著作。蒋孔阳认为,《乐记》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西方美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他说:《乐记》既是《礼记》中的一篇,又是一部独立的著作。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它把儒家的‘礼乐’思想,加以丰富和系统化,成为先秦儒家‘礼乐’思想的总结和集大成。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根据盛行于希腊时的史诗、悲剧和喜剧等艺术实践,对于古代希腊美学思想的总结,而‘雄霸了西方的美学思想二千年’,那么,《乐记》则是根据我国先秦时包括歌、舞在内的音乐艺术的实践,对于我国先秦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总结,从而在我国音乐美学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二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有关文学艺术的美学思想,从《毛诗序》开始,一直到晚清各家论乐的观点,基本上没有超过《乐记》所论述的范围。因此,《乐记》在我国的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中,不仅是第一部最有系统的著作,而且还是最有生命力、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①蒋先生对于《乐记》地位的高度评价,尽管是从音乐美学角度出发的,但也完全适用于《乐记》在中国美育思想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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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充分地总结并论述了我国自先秦以来的礼乐教化思想,阐述了“礼乐教化”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传统的重要特点。《说文解字》云“豐(禮),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说明“禮”即上古时期的祭祀仪式。“豆”,即作为乐器的“鼓”。“乐”是古代乐舞、乐曲与乐歌的统称。《乐记》指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者,通伦理者也。”“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乐记》认为,“声”是动于情而发具有某种生物性,而“音”则是“声”之“成文”,具有了人文性。但只有“乐”才通于伦理,包含着道德因素。所以,“礼乐教化”中的乐”是包含道德因素的。在上古的“礼乐教化”传统中,“乐”从属于礼,是礼之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之后礼乐开始有所区分,作为艺术的“乐”逐渐独立出来。但在先秦时期,“乐”是一个包含乐舞歌诗的统一整体。周代专门设有“大宗伯”之官职,主管祭祀、典礼与礼乐教化之事。《周礼》关于大宗伯之职责,有所谓“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又谓“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乐记》指出,先王制礼作乐之目的不是为了口腹耳目之欲,而是为了教化民众。“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又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在礼乐教化系统中,“礼”与“乐”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所谓“乐合同,礼别异”,“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但“礼乐之说,管乎人情”,都是从“人心”上实现其审美的教化功能。不仅如此,《乐记》还指出,礼乐还具有沟通天地、人神之作用。“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总之,“礼乐教化”之旨归,在于“天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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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着五千年的美育历史,有着非常丰厚的美育传统和美育思想的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批判地继承用好这笔宝贵的遗产,是我们的历史重任。对于中国古代迥异于西方的“中和之美”精神、“礼乐教化”传统、“风骨”与“境界”观念、儒道释互补的文化传统、阴阳相生的艺术思维、审美与艺术统一的基本特征等,我们需要有很好的研究总结与继承发扬,以便在继承与重铸中华美学与美育精神上做岀新的探索和努力。当然,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遗产的长处,而且还要有历史的眼光,看到其各种历史弊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一任务光荣而繁重,我们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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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是这种探索和努力的一个新的尝试。作为我国第一部多卷本美育思想通史,它肯定还有许多不足和需要进一步斟酌讨论之处,同时也还有许多相关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我们希望,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能够引起学界对中国美育思想研究问题的关注,也希望它是一种促进。当然,这需要同行专家与读者们不吝惜地对本书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资料运用等方面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使它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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